二 韩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回顾
（一）近代时期朝鲜半岛民族主义[34]的兴起与发展
朝鲜半岛由于它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和重要的战略价值，可以说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之一，因此，也孕育了有别于其他地区与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日渐东侵，“尽管处在浓厚中国影响之下却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由于它的闭关自守和排外态度，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半岛也难逃西方殖民主义“铁蹄”的践踏，西方列强纷纷前来叩响其闭关锁国的大门，民族危机近在咫尺。与此同时，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紧步西方殖民者的后尘，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朝鲜半岛作为日本征服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和通道”，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战略规划之中。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年，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朝鲜的门户全面开放，外国势力开始全面侵入朝鲜，朝鲜半岛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角逐的场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缔结了《马关条约》，朝鲜正式摆脱了中国藩属的地位。条约第一款即开宗明义宣布，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传统宗藩关系，自此以后彻底废绝：“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成功地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彻底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宗藩体制”，而这是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全面崩溃的重要一环。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后，朝鲜完全丧失了主权，成为日本的殖民地。20世纪初，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也不断加深。接连的外忧内患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分子、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庶民阶层的各种民族救亡思潮纷纷兴起，激发了朝鲜民族反抗强权统治、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李氏朝鲜末期的初步抬头。主要的表现，一是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日本势力的冲击，朝鲜内部出现了“卫正斥邪派”。其代表人物是李恒老（1792～1868）和崔益弦（1833～1906）。他们初期都以正统中华文化继承人自居，视洋人为禽兽，拒绝与洋人交往。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转而主张在维护儒学传统体制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这种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在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人民反抗外敌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不思变革，空谈道统，幻想在维护朝鲜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因此，这种思想也属于落后的封建思想体系。二是开港以后，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出现了伸张民权、发展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化派”。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闵泳翊、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等，他们大多直接受到吴庆锡等早期开化派的影响和教导。开化党深受日本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虽然不同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但目的也是试图通过自强革新，使朝鲜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免遭西方殖民势力和日本的侵略。三是以“东学党”为代表的大规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掀起。代表人物是东学道首领全唪准。他们提倡东方之学，与西方的天主教相抗衡；以宣传宗教为名义，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的口号，试图对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大革命。[35]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还是内敛型的而非外向型的，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自立的运动，无论是甲申政变、东学党起义，还是义兵运动、独立协会，都带有“坚持极度的自我防御的态度”。[36]
第二阶段，1910～1919年，“民众的民族意识、独立思想和民族运动日渐活跃”的时期。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日益深化，朝鲜人民在日本军警统治下，丧失了一切自由和权利，生活极端贫困。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朝鲜国内的爱国志士和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展开了各种救亡运动。在国内，新民会、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光复会、朝鲜国民会、新韩协会等大小团体在进行地下活动，并进行暴力破坏活动，但其运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在国外也组织了新与武官学校、同济社、大韩光复军政府、朝鲜社会党等，组织训练独立军或展开外交宣传活动，延续民族运动的命脉。[3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留日学生和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不断向国内介绍世界新形势，宣传民族自决思想，从而影响和推动了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三一运动”是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历史的转折点。“三一运动”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溅其热血”，得到全民族的响应，全国有11个府、206个郡，200 多万人示威和暴动。海外侨民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国内的斗争。“三一运动”超越了阶层、地域、信仰、身份和性格，统一了全民族来开展的民族运动，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三一运动”的性质是反殖民主义的。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第一目标是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恢复国权，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反帝反殖民主义理所当然是三一民族主义的基本性格”。[38]以“三一运动”为契机，朝鲜半岛的有志之士开始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并努力付诸实践。1919年4月11日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宪章第一条规定“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制”，同时在9月11日以临时宪章为基础制定的临时宪法的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人民主权”，第二十六条规定“临时议政院选出的临时大统领制”。[39]正是在“三一运动”精神的鼓舞下，作为朝鲜半岛人民独立斗争核心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海外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屈不挠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为东方民族追求独立解放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阶段，1920～1948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至朝鲜半岛分裂的时期。
在日韩合并后，朝鲜半岛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们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即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韩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于李承晚借口向列强呼吁朝鲜独立而到华盛顿，并在美国热衷于扶植自己的势力，临时政府内部出现矛盾纷争，导致李承晚被弹劾。20年代后期金九成为临时政府负责人，领导了朝鲜（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
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除了追求民族独立之外，还为追求法国大革命时期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而努力。无论是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还是朝鲜共产党，虽然由于存在着许多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但他们在政治思想基础方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取向。
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志士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4月11日，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十条。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制”，第五条规定“作为大韩民国的人民，有公民资格者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从而确定了主权在民、国民主权的原则，之后的临时政府和其他的政党组织，包括韩国国民党和韩国独立党，一直把建立民主共和国当作最终目标，并把实施“普通选举”放进了党的纲领。金九在1941年“告同志和同胞书”中指出“韩国独立党的根本主张和纲领在于光复祖国和真正民主国家的成立”。[40]
1925年4月17日，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朝鲜共产主义者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朝鲜劳动党（조선로동당），其奋斗目标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1926年，朝鲜劳动党宣言明确宣布，当前的政治要求是：①建设民族共和国，国家的最高级的权力在于经过国民组织的直接、秘密（无记名投票）、普通及平等选举而成立的立宪部；②通过直接、秘密、普通及平等的选举来建设广大地方自治。但是这时的朝鲜共产党宣言与民主共和国一起言及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41]
在追求自由主义思想方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宪章第四条明示“大韩民国的人民享有信教、言论、撰著、出版、结社、集会、信书、迁移住址、身体及其他所有的自由”。可以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基本支持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当时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李承晚在《东亚日报》上撰文，主张：“自由本身是我们的，而不是向别人请求得来的，不要干坐着等待别人的给予，而是要站起来争取，要为自由而奋斗。在这世上没有不为自由而奋斗而获得自由的民族。”[42]另一位领导人金九也主张建立自由的国家，而极力排斥独裁的国家。他宣扬：“在山中并不只长一种树，在草原并不只开一种花。许多种树木相协调才可以成就一个森林的美丽，百花齐放才可以成就春季草原丰盛的景致。我们树立的国家要盛儒教、佛教，耶稣教亦自由发展，且从哲学来看应引入人类所有伟大思想来开花结果，这样才可以说是自由的国家，而这样的自由国家才可以发生人类最大最高的文化。”[43]
追求平等的思想也是韩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宪章第三条明示“大韩民国的人民没有男女、贵贱及贫富的阶级，一体平等”。20世纪20年代在韩国国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把平等思想作为一面很重要的旗帜。1923年，全朝鲜青年党在汉城举行大会，发出了对自由和平等的呐喊：“自由和平等原来是人类本然的。良心以此刺激，个性以此表露，要把所有不自由、不平等自由化和平等化不是今日全人类的呐喊吗？啊，我们正处于这样的环境”。[44]
通过考察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境外的独立运动阵营，还是国内的民族内部，平等都非常受重视，这是因为“若没有能成就民族内部的平等，那么韩国民族作为‘近代民族’的结集并再诞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当通过民族内部平等来结集‘近代民族’变得有可能，才可以把‘近代民族’作为独立运动的主体动员”。[45]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自20世纪20年代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为谋求自己国家和本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的韩国民族主义也进一步高涨。在黑暗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韩民族对抗强盗、寻求独立的意志从未间断。特别是经历了“三一运动”以后，近代韩国的独立运动家受到激励，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普列摩尔斯基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独立军，震慑日军，为韩国的独立战争史创造了最辉煌的战绩。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一边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独立运动，一边向国内派遣密使与特工队，使得韩国国内也吹起了独立运动之风。无论是文化领域的反殖民地同化教育运动还是经济领域的抗争，都不同程度地鼓舞了广大民众反抗日本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殖民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和怀柔政策，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也是朝鲜人民抗日独立复国运动的新阶段的开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以暗杀行为为主的状况不以为然，提议朝鲜仁人志士自主建立武装。1937年7月，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着手进行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复国运动进入了活跃时期。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展开抗日斗争。1939年，以金九为首的“光复阵线”与以金元凤为首的“民族阵线”发表联合宣言，号召民族团结一致抗战。1940年，金九发表《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向中国官方呼吁请求援助。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正式成立。1942年5月15日，“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1945年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韩国国内，韩国光复军也于次年返国，继续展开民族解放运动。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朝鲜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出现了分化。斗争环境的复杂性和不同的政治力量、思潮的影响造成了朝鲜各派民族力量的分歧与隔阂，也给日本投降以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整合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并为朝鲜半岛的民族分裂埋下了种子。“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虽然一而再地重复分裂和统合，但最终没有能形成统合而迎来了解放。”[46]
第四阶段，1948年南北两个政权分立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民族分裂时期。1945年2月，在德意日法西斯集团败局已定的形势下，随着反法西斯阵营对德国军事行动的展开，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需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应该制订盟军在反希特勒德国战争最后阶段的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计划，处置战败的德意志“帝国”的基本原则，对日作战，形成战后世界国际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雅尔塔会议。会议之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日军迅速溃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苏联与美国签订了协议，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向苏军缴械，而以南的日军向美军缴械。本来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人民终于结束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应该是朝鲜半岛实现民族独立、走向统一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当时冷战的世界格局，美苏角逐，再加上朝鲜半岛政治力量分裂为左、右两翼，民族团结未能达成一致，“双方的过激主义者从冷战考虑排挤了为数不多的温和派”。[47]朝鲜半岛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在美苏的支持下，成立了“同一民族的两个政权”——1948年8月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1948年9月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民族独立的喜悦，就开始陷入国家分裂的苦难之中。
综上所述，近代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是与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紧密相连的。近代的韩国民族主义基本上把民族自决与独立视为基本理念，同时，还积极接受了近代市民革命的成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并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而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即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二）朝鲜战争以后至冷战结束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1.李承晚的亲美反共“北进统一”政治民族主义取向
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了亲美反共、“先统一、后建设，必要时不惜武力完成统一”的“北进统一”政策。李承晚政府完全是在美国的扶植下成立的，实行的是“对美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阵营的排头兵和桥头堡，疯狂反共。大韩民国的对美从属地位以及国会与政府的组成，决定了李承晚政权同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关系。为强化对人民的统治，李承晚政府借“独立”的机会，通过立法程序颁布一系列法令，使美国军政府1947年以来推行的分裂民族和镇压政策“法制化”了。1948年11月19日制定的《国家保安法》主要就是针对韩国一切民主政党和进步社会团体的，为李承晚打击左派、清除异己提供了法律依据，15万名“左派分子”因此被禁止活动。为忠实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建立并加强独裁统治，李承晚政府不仅大规模镇压人民运动，而且不择手段地排斥统治阵营内部的一切异己势力。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其竞争对手金九的被害。
金九号白凡，韩国著名独立运动领袖，被誉为“韩国国父”。1945年11月5日，金九结束了在中国26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回国后，金九继续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积极奔走呼号。他坚决反对美国和苏联对朝鲜半岛进行托管，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建立统一的国家。为此，1948年4月19日，他穿过三八线前去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商讨建立统一独立的新国家的问题，为韩国独立统一作了最后一搏。1949年6月26日，金九在汉城京桥庄自己的住宅内被刺客炮兵少尉安斗熙枪杀。[48]金九的被害也使得朝鲜半岛统一大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后，就统一问题阐明了韩国的基本政策，即“解放朝鲜”的“北进统一”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大韩民国政府依据宪法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朝鲜应尽早实行自由选举，选出一百席议员参与国会；政府将依据朝鲜通报的自由意愿收复北部地区，若其意愿遭长期锢限，则不惜武力收复该地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49]
李承晚政权既不重视经济发展，又不愿意落实民主制度，片面追求“北伐”“统一”的政治民族主义取向导致政治、经济都处于危机边缘。为了摆脱政治危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对朝关系上推行恐吓政策，在公开场合大肆鼓吹武力“北进统一”。李承晚政权的这种恐吓政策不可能不给朝鲜以强烈的刺激。1949年7月17日，韩国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在仁川发表演说，声称只要李承晚总统一声令下，韩国军队就会在一天之内占领平壤和北方重镇元山。10月7日，李承晚亲口对美国合众社副社长约瑟·约翰斯顿说：“我坚信我们能够在三天之内占领平壤。”从此，南北对抗日益严重，双方纠纷有增无减，并不时地发生武装冲突。韩国官方资料承认，截至全面内战开始，南北双方共发生874次武装冲突。[50]1950年1月26日，《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订，韩国开始战争准备，一片“山雨欲来”之势。6月19日，自恃有美国支持的李承晚在“国民议会”上公然表示，要在热战中，也就是用武力去赢得胜利。最终导致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朝鲜半岛陷入了国家长期分裂的痛苦之中。
经过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最后双方基本还是回到了开战时的位置三八线。李承晚时期的“先统一、后建设，必要时不惜武力完成统一”的“北进统一”政策，不仅没有完成“统一”大业，而且还加剧了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对立。朝鲜战争更加强化了韩国的反共意识与反共观念，在对外政策上，外交活动的主要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国家，把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共路线作为外交政策的基调。这一时期，韩国政府的南北统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基本上是在反共、胜共的框架下进行的。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以自己的实力难以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每年150亿美元，飙升至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每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虽巩固了自身阵营，却也加剧了冷战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从此，美苏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前沿阵地，相互对峙长达40余载，“造就”了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更由于长期的韩美同盟和美朝对立，朝鲜半岛的分裂结构更加巩固。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美国决心在这里打造一条坚固的防线。1953年11月17日，美国同韩国缔结的军事同盟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c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正式生效。通过这个条约，美国把韩国纳入了它在亚洲要构筑的“中心和轮辐”（hub and spoke system）安全体系之中，美国在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给韩国以全方位的支持，韩国也主动加入美国地缘政治同盟，获得了政治经济溢出效应，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牵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51]
2.朴正熙的“先建设、后统一”的经济民族主义取向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领导的少壮派军官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执掌韩国政权。朴正熙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新政府要同时解决三个难题：一是维护民族之生存和安全；二是完成现代化计划，建设全民安居乐业的繁荣社会；三是要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民主社会。为了同时解决这三个难题，首先需要安定和秩序，需要超越对立和冲突，共同谋求和谐发展。[52]
朴正熙在《国家、革命与我》一书中写道：“我要强调再强调，‘五·一六’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他又指出，“在人类生活中，经济优先于政治和文化。……在经济上缺乏自主能力的人到头来只能依赖于别人。同样，没有经济自立能力的民族或国家期待自己的完整如同缘木求鱼”。[53]
其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和对朝政策，在60年代到70年代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60年代，朴正熙政权初期，延续了以往的对朝政策，仍然从冷战的立场出发，对朝强硬，没有谋求政治对话，企图通过联合国来解决统一问题。朴正熙认为：“在政局混乱、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下还不能谈论统一问题。必须实现政局的稳定，确立新的社会秩序，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打造一个胜共的坚实基础。”[54]他主张国民的热情和注意力不要放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南北统一问题上，而应该放在如何建设好国家方面。他认为统一之路就是经济，就是搞好经济建设、培养民主力量的过程，并断言：“当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民主主义充满北韩时，那就是统一之路。”[55]因此，确定了60年代韩国的国家战略重心为经济建设。
朴正熙首先改变了李承晚的“先统一，后建设”的方针，采取了“先建设，后统一”的政策。他明确提出，“民族的活路在于经济现代化”，提出了“经济高于一切”“经济第一主义”的口号。把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首位，在全民中强调了重视经济发展的强烈民族意识。他起用一些经济专家，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与美日加强经济政治联系，建立紧密的“国际经济协力”关系。1965年《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及有关协定签订后，韩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在美日的大力援助下，从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朴正熙政权实行“外向型”开发战略，大量引进外资与外国技术，并提出“出口第一”的口号，建立出口加工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个以低工资为基础、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效。70年代中期，韩国又转而逐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韩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显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朴正熙当政期间，韩国人均GNP由1961年的89美元增长至1979年的1510美元，增长近16倍。1962年到197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9%。贫穷人口由1960年的48.3%下降至1980年的9.8%。第二，产业结构的主体从自然农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化。农业占比由1961年的39.1%下降到1979年的19%，工业由19.9%增加至38.3%。第三，支柱产业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四，对外贸易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97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确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4项标准，[56]在亚洲，达到这4项标准的有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亚洲四小龙”。韩国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并且日益接近发达国家，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朴正熙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朴正熙时期实行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有着鲜明的“重商主义”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或重心，执行“先经济，后其他”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所谓的“经济强国”路线。第二，强调“经济增长第一，社会分配第二”。为了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暂时牺牲平等。正如一位韩国高级官员所指出的：“我的看法是，第一阶段是要使经济发展起来，第二个阶段再考虑社会福利。首先是增长和效率，然后是公平”。[57]第三，“先发展，后统一”，这体现了朴正熙的历史观——通过发展经济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只有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力量，才能实现统一。由此可见，“统一”与发展的先后次序安排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是最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之一。学术界一般将朴正熙政权称为 developmental state（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regime（发展型政权）、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发展型专制）。[58]作为以威权政体为基础的发展型国家，通过实行经济第一的民族主义政策，向世人展示了韩国人民不服输的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与当时其他国家的政策相比有两个重要特色。其一，充分发挥了“国家”的作用，国家力量超过了社会力量。正如有韩国学者指出的，“以忠孝为支柱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形成了一种‘整体号召机制’，并把这种机制保持至今，使国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既定目标的能力’”，[59]韩国经济就是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的“硬国家”（hard state）指引下高速发展起来的。其二，儒家文化是韩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民族”特色。韩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一员，其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东亚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首先具备了儒家文化的诸如“仁义”“忠诚”“谦让”“中道”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下一致”“老幼一致”的儒家忠孝观构成了其民族意识，使韩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整个国家与个人的利益融为一体，使社会和集体能统一思想和行动、社会成员能够尽全力为国家和集体效力。韩国人把个人价值置于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价值之中，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大小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高低，是典型的牺牲一己的国家主义。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文化民族主义被用来作为开发经济、实现社会现代化和新的基础上的国家整合的一种强大的资源”。[60]
韩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韩国落后于朝鲜的劣势，在南北关系的发展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为70年代韩国统一政策向和平统一方向的调整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70年代初期，美苏争霸愈演愈烈，而且美国逐渐处于劣势，为了对抗苏联，美国调整了其全球战略，在亚洲收缩而将重点移至欧洲大陆。与此同时，美国主动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带动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各个大国先后调整了对朝鲜半岛政策，减少了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半岛问题半岛化了。这样，朝鲜半岛三八线两侧都可以更充分地考虑自身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按照自己的需要在南北关系方面采取行动，双方产生了进行和平对话的迫切需要。
1970年8月15日，朴正熙发表了一份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构想。他主张分阶段消除南北间的人为阻隔，不反对北方出席联合国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讨论，并对双方红十字会的接触和开展离散家庭成员互访活动表示支持。一年后，1971年8月6日，金日成主席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提出北方和南方之间应进行广泛对话和协商以促进国家统一。他说：“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同南朝鲜所有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接触，其中包括民主共和党。”数天后，即8月11日，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人士在复旅美朝鲜人士函中，表达了同样的意向。翌日，韩国方面做出了反应：韩国红十字会总裁崔斗善向北方建议开展南北离散家庭互寻活动。8月14日，北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写信给南方红十字会总裁，对他的提议表示支持，并进一步提出，双方红十字会应尽快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就讨论的内容与会议地点提出具体建议。北方还建议，双方红十字会派员于8月20日12时在板门店交换有关文件。南方表示同意。以1971年11月20日南北红十字会会谈为契机，南北双方都做了积极努力，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此基础上，1972年7月4日，南北双方同时在汉城和平壤发表了关于南北和平统一的联合声明，也称“七四联合声明”。该声明确认，不依靠外来势力和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统一应以和平方法实现，不采取反对对方的武力行动；应当超越思想、信念和制度的差别，首先作为一个民族，促成民族大团结；互相停止中伤诽谤和武装挑衅，防止意外军事冲突；努力促成南北红十字会会谈；开设平壤—汉城直通电话；成立由南北代表共同组成的南北协调委员会。[61]
南北联合声明得到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进步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反映了朝鲜民族要求统一的热切愿望和世界人民希望公正地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要求。联合声明是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朝鲜和韩国的共存现象，从原则上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统一论。从此，南北双方在统一行动中，都将对方看作与统一问题密不可分的对话对象，用对话代替对抗成为南北双方的共识。在统一方式上，逐渐由“武力统一”向“和平谈判”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 〔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3页。
[2] 尹保云：《知识分子的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404页。
[3]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页。
[4]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三版），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854页。
[5] 〔英〕 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页。
[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页。
[7] 彭英明：《新编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第25页。
[8] 〔苏〕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4页。
[9] 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In John Hutchinson & Anthony D. Smith eds.，Nat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
[10] 〔英〕约翰·基恩：《民族与民族主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6年第2期，173页。
[11] 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5期。
[12] 李宏图：《民族与民族主义概论》，《欧洲》1994年第1期，第14～15页。
[13]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第2页。
[14] E.B.Hass，“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40，No.3，1986.
[15] Cariton 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6.
[16]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7页。
[17] Hans Kho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of lts Origins Background，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pp.10-11.
[1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41页。
[19]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89页。
[20] 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第18页。
[21]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0页。
[22] 王逸舟：《当代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96～97页。
[23]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第7～8页。
[24]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89页。
[25] 徐蓝：《关于民族主义的若干历史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第20页。
[26] 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9页。
[27] 庞中英：《当代民族主义若干问题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6期。
[28] Hughes，Christopher R.，“Nat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18（1），2005，pp.119-135.
[29] 陈晓律、李水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30]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29页。
[31] 杨逢泰等编著《民族主义论文集》，黎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469页。
[32] 刘中民、左彩金、骆素青：《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70页。
[33] 转引自刘中民、左彩金、骆素青《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57页。
[34] 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之前用“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来指代；之后，自20年代起用“韩国民族主义”来指代。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后，分为韩国和朝鲜。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韩国的民族主义。
[35] 千宽宇：《韩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构造：韩国的民族主义》，汉城：现代思想社，1976，第79～82页。
[36] 陈德奎：《韩国的民族主义》，汉城：现代思想社，1976，第83页。
[37] 梁好民：《韩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韩国民族主义的理念》，汉城：亚细亚政策研究院，1977，第165页。
[38] 千宽宇：《韩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构造：韩国的民族主义》，汉城：现代思想社，1976，第373页。
[39] 统一问题研究会：《韩国独立史》（上），汉城：统一社，1972，第233～235页。
[40] 〔韩〕金九：《中国抗战第5年告国内外同志同胞书》，《光复》1941年第1期，第4页。
[41] 《朝鲜共产党宣言》，《火焰》（7）1926年9月1日。
[42] 〔韩〕《东亚日报》1924年4月23日。
[43] 〔韩〕金九：《我的所愿》，《白凡日记》，汉城：石枕头，1997，第426～431页。
[44] 〔韩〕《东亚日报》1923年1月30日。
[45] 〔韩〕白基龙：《一战后中韩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131页。
[46] 〔韩〕白基龙：《韩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及演变》，《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64页。
[47] 〔美〕罗兹·墨菲：《亚洲史》（第四版），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593页。
[48] 刺客安斗熙当场被逮捕，军事法庭虽然判其无期徒刑，但其并未交代幕后指使者。朝鲜战争爆发后，安斗熙被李承晚政府特赦释放，并恢复军内任职，后晋升中校。
[49] 〔韩〕韩国外务部编《韩国外交30年（1948～1978）》，汉城信舆印刷，1979，第63页。
[50] 〔韩〕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撰委员会编《韩国战争史》第1卷，1967年韩文修订版，第159页。
[51] 赵月华、李志英：《模式Ⅰ——美国、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96页。
[52] 〔韩〕朴正熙：《朴正熙的民族复兴之道》，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第4页。
[53] 〔韩〕朴正熙：《国家、革命与我》，陈琦伟等译，光明出版社，1963，第76页。
[54] 〔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陈琦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5，第126页。
[55] 〔韩〕总统秘书室编《朴正熙总统演说文集》（第2集），1971，第926页。
[56] 即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品输出的世界占有率的急速扩大；国内工业部门的生产和雇佣比率的增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急速缩小；输出导向型工业成长模式的采用。
[57] 引自韩国副总理南德佑的一次谈话。1973年12月韩国总理金钟泌的一次讲话也反映了这一点：“有些人说两极分化要不得，财富应该均衡分配。然而我们的经济能力仍然处于积累而不是分配的阶段。假如这种观点作为一种鼓动传播开来，人们将会仇视企业家，国家将会偏离到动荡和混乱，这是我们所经受不起的。”参见〔美〕彼得·伯格《探索一种东亚的发展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萧新煌译，《中国论坛》1984年第6期。
[58]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发展》，经济管理科学出版社，1998，第67页。
[59]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邢车田、黄汉卿、史少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140页。
[60]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21页。
[61] Kim Hak-Joon，The Unification policy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7，pp.26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