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韩两国相关的研究动态
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以其独特的魅力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世界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变量。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伴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民族国家逐渐建立与发展，并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有学者认为：“自从民族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人类的进步、繁荣、战争、大规模的暴行，如种族屠杀，大多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以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的方式进行的。”[3]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把民族主义描述为“20世纪的宗教”。[4]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5]民族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持久不衰的研究焦点问题，中外学者对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随着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再次兴起，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成为一些学者认为的“已经过时”的、成为“历史”的思潮或者理论，而且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有学者认为，在争夺面向21世纪的未来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四大思潮中，民族主义相对有更强大的生命力。[6]“民族主义不仅依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还在许多国际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国家制定内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重要因素。伴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亚洲”，围绕着历史认识、领土与海洋资源争议、地区核问题、民族和解、国家统一、意识形态对抗等敏感问题的对抗也不断激化，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新一轮研究高潮也随之而来。
（一）中国学界有关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在近30年间，新加坡、韩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奇迹般地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赏，而且受到国际经济界的普遍重视和关注，东亚奇迹的原因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作为东亚经济奇迹出现国之一的韩国，除了政府有力干预下的“混合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外，还应更多地从文化层面、民族精神层面去发掘“汉江神话”的动因。韩国人“拼命三郎”式的民族主义精神，可谓举世瞩目，一些著作和文章都对韩国民族主义做了积极的评价，充分肯定了韩国民族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推动作用。特别是美国学者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振兴》[7]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带动了中国国内学界对韩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并形成了研究热潮。尹保云在《民族主义与现代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从西欧到东亚，凡是现代化成功的国家，民族主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8]韦山的《韩国人的民族自强精神》一文指出：“由于三十几年，不管国内外风云如何变幻，韩国始终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得力于普遍存在于国民中的民族自强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因素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激励着韩国人去努力奋斗，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迅速成长。”[9]陈峰君《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一文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第一主义已成为韩国自上而下的普遍愿望与共识，正是在这种经济第一主义路线的指导下，韩国由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10]陈龙山等的《韩国经济发展论》[11]、刘永波的《经济全球化与韩国经济腾飞——韩国现代化成因浅析》[12]等，都对韩国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做了剖析，特别是着重分析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宏杰在《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一书中指出，在韩国崛起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起了火箭助推器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府使韩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找到了经济这个外泄口。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韩国人忘我地投入经济建设中，韩国人成为成功利用民族主义精神资源的典范。[13]
伴随着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逐渐超越了地域的视角，将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置于更大层面的东亚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下去分析与探讨。李晔、耿昕在《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一文中，对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归纳并指出“反应—激进”是韩国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14]在近现代历史上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殖民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遭国家分裂之痛，这些磨难使得韩国民族主义对外界的反应远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更敏感、更激烈、更广泛、更持久，并且渗透到近现代韩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逐渐熔铸成一种令人惊叹的“韩国精神”。庞中英在《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一文中，在东亚地区化的层面上对东亚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东亚地区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东亚现存各种地区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竞争性。由于东亚地区自身的特点，文化层面上的地区主义使得东亚应当超越欧洲地区主义思维看待差异性与集体认同，韩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针对全球化潮流所做出的一种政治上的回应。[15]王剑峰的《世界化：当代韩国的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从世界化与韩国全球化的视角，对韩国民族主义较新较具时代性的挖掘。他指出：“全球化正迅速重新界定经济关系与民族主义。包括资本和劳务在内的跨境贸易已经把全球化带到朝鲜半岛，它把早期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维度转变为以族群为基础的（ethnicity-based）民族主义维度。韩国的经验不仅仅表现出资本和劳务流动全球化的各种过程和限制，还揭示出表面上无边界的经济关系会产生新形式的民族主义。”[16]也有学者对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东亚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文在《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一文中，将东亚的民族主义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认为：“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是东亚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17]冯金岭《韩国民族文化特性与韩国现代化进程》一文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韩国连续保持了35年的7%～9%的GDP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正是以“民族忧患下的经济中心主义、牺牲一己的国家主义等为代表的韩式民族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指引着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使韩国迅速跃居“亚洲四小龙”之一。[18]
冷战终结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在东北亚，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韩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扬。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还是在国际事务中，民族主义情绪暗流涌动，日益凸显。
当代韩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问题，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出现了一股有关韩国当代民族主义及东亚民族主义的研究热潮。如果说，以前的研究过多地注重韩国民族主义的积极层面的话，那么，这波研究热潮则更多地注重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双刃剑”功能，也就是更关注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及应对举措。钱雪梅《试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特性及影响》一文认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之强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都宣称致力于朝鲜民族统一，但至今未果。”通过探究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反抗性、分裂性和精英主义——揭示了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朝鲜民族分裂和统一进程中的矛盾角色。[19]涂怡超《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地区安全》一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三个主要国家中、韩、日的民族主义均呈上升态势。文章通过层次分析认为，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框架、三国经济相互依存的进一步发展及共同利益空间的存在对其危害形成了制约。因此，尽管东北亚三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断制造出地区热点问题，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但成为战争导火索的概率甚微。未来东北亚将呈现新冷战格局。[20]归泳涛的《民族主义与中日韩三国近代的历史观》一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近代历史观的比较指出，民族主义既是三国近代历史观得以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造成三国历史认识相互冲突的重要根源。东亚三国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就需要超越民族史观的局限，从构建东亚未来国际秩序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21]蔡建的《韩国：文化民族主义不足怪》一文指出：“随着韩国经济的崛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在韩国这样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一心想实现民族统一、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国家，一个试图摆脱经济危机、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一个试图摆脱外来文化影响、保持和发展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是不足为怪的。”[22]
以2004年“高句丽风波”的出现为契机，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蔓延。面对韩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多的学者不仅关注中韩两国民族主义发生碰撞的现象，而且越来越重视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给今后中韩关系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方面的研究。赵博渊认为，“中韩的民族主义无论在主要内容、目标指向和特定诉求上都大不相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渴望民族复兴，并重新成为世界性大国，外扩趋向强烈；韩国的民族主义者更注重半岛统一，以及摆脱周边大国的束缚。而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中韩矛盾并非根本利益冲突，而是两国在发展过程和战略转型中的碰撞。尽管存在许多争端，但真正涉及实际利益的只有一个苏岩礁，其他的如高句丽问题多是一些务虚的面子活，而这些面子活恰恰正是卢武铉的负面遗产”。[23]李建明的《论韩国民族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中韩关系》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而成熟的社会意识，它对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均能产生影响。文章通过对韩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力图把握其特性及韩国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性格，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并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说明它是怎样影响中韩政治关系发展的。[24]笔者的《试析当代韩国民族主义》一文认为，近年来韩国民族主义情绪凸显，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奉行“身土不二”的保护主义，文化上渲染“韩民族优越论”，政治上掀起民族“造史运动”，表达方式上呈现“过激的刚烈”行为。笔者认为，韩国民族主义的高涨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社会文化渊源及现实基础，任其发展可能会影响韩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影响深远的‘民族自立’精神，是当代韩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历史动因。影响久远的‘韩民族优越主义’、厉行‘韩国国家观’的极端民族主义教育方式是当代韩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文化渊源。‘赶不上日本，又被中国追赶’的‘夹心三明治’心理是当代韩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现实根源。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与韩国政府推行的世界化战略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不正确疏导，势必对韩国的21世纪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时带来负面的影响。”[25]
笔者在《试析韩国政治民族主义对21世纪初朝韩关系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韩朝关系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的‘缓和、和解与合作’，发展到李明博政府执政以后的‘紧张、冲突与对峙’，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备受世界瞩目。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韩朝双方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国际局势变化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影响。通过考察新世纪以来的朝韩关系发展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朝韩关系的发展深受近年来弥漫于韩国政坛的政治民族主义情绪之影响，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深刻影响和左右着韩国领导人的对朝政策制定与走向，民族主义因素已经成为朝韩关系中的重大障碍。如果放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话，不仅会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升级，给半岛本身以及周边国家带来安全危害，而且还会严重影响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26]赵立新认为：“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既包含着对民族历史、国家现状的审视和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在应对地缘环境挑战时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变化和诉求。”[27]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有论文陆续发表，而且在高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出现了从不同视角进行尝试性探讨的文章，包含相关内容的专著也正陆续出版，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和规模，正在向纵深发展。
（二）韩国学界有关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
韩国作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学术界更关注对其国内民主主义的研究，而对冷战后韩国新形态的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这与韩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韩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其民族主义在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南北统一及创造“汉江奇迹”过程中的“正面的积极意义”。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在《我的“现代”生涯》（回忆录）一书中反映了20世纪60～70年代韩国人民与困境抗争的情景：“真是怀念那全国上下一心一意走出贫困、像搞独立运动的斗士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应有的设备，几乎是靠人的双手来工作，工资又那么微薄，但是每个人满怀着发展国家经济的高度使命感和自豪感。”[28]在多数韩国学者的眼中，韩国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的取得民族独立与实现南北统一的民族精神。代表性的论著有陈德奎的《韩国的民族主义》，[29]金宇泰的《韩国民族主义研究》，[30]金用郁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31]金孝全的《近代韩国的国家思想》，[32]慎镛厦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史研究》，[33]具汰列的《韩国国际关系史研究》，[34]文承益的《韩国民族主义的理念》，[35]朴赞胜的《民族主义的时代》[36]等。而对韩国民族主义的“消极层面”，尤其是对韩国的民族主义有时被解释为“排外主义”这一敏感话题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经济给韩国民族主义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让韩国民众从窘困的生活处境中解脱出来，又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宽裕。韩国政府也开始对世界积极、明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金东成的《东北亚安保秩序的现实与民族主义》一文对中日韩的民族主义分别做了分析，他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总结现今在区域一体化趋势下东北亚安保和民族主义的走向，他在结论部分总结出了“攻势民族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等几个概念，并分析了朝韩之间的核问题对其关系的影响，称在此种双边关系当中的民族主义为“统一民族主义”（통합 민족주의）。[37]总体上他是肯定民族主义对国家发展的客观推动作用的，但是在结合地区一体化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也对调整和控制此种趋势表示了关切。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上对韩国民族主义研究热潮的兴起，韩国学者对于21世纪韩国民族主义的新发展做出了相关研究。如郭俊赫的《民族主义：为了和平构建21世纪的新民族主义》、[38]柳吉在的《就整合与友善的21世纪朝鲜半岛民族主义而进行的一些探索》、[39]申基渊的《韩国民族主义的家谱及政治》[40]等论著，都是对韩国民族主义的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所做出的有益探索。
韩国新闻媒体、学界也纷纷发表文章，重视应对策略研究。杨相勋的《价值5000美元的民族主义》，[41]全晋成的《韩中民族主义冲突应如何解决》，[42]刘光钟等的《以谦虚和温情来化解中国的反韩情绪》，[43]韩国旅美社会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申基旭的《韩国应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容多元文化》[44]等文章，不仅提出了如何应对中韩民族主义冲突的问题，而且对韩国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