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不同视域里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

中外学术界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分析，尤其是对中产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讨论，由于各自理论预设和视野的差异，实际上大异其趣。梳理既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自亚里士多德发端的“中产阶层稳定器”说始终是其中的主流，而“颠覆器”说与“异化器”说作为“稳定器”说的修正和补充，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学术界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分析。另外，由于民主在20世纪已经发展为压倒性的合法性语言，于是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尤其是民主化的关系，自然便成了政治学领域中一个热点问题。

一 主流：自亚里士多德发端的“稳定器”说

西方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稳定器”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强调了中产阶层在维护正常政治秩序、缓和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这一理论在逻辑分析上自成体系，在现实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因此长期以来都是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研究的主流学说。[5]

柏拉图的弟子，被誉为西方政治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早关注中产阶层的思想家。亚氏从中产阶层财产拥有量的适（度）（充）足性，推演出中产阶层在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并演绎出中产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性特征，最后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他们具有缓和阶级冲突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城邦）动物，但“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政体是“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6]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平衡和人的政治理性的角度来阐述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在亚氏看来，希腊城邦的公民都可以被区分为极富、极贫和中产阶层这三个部分，其中极富和极贫的公民要么狂暴放肆，要么懒散无赖，反正都不愿遵从理性的引导；而唯有“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最能遵循正义的原则行事；“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像极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也不像极富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概而言之，中产阶层既是希腊城邦中最安稳的阶层，又是最适宜担任治国理政职责的阶层（同时也是产生最好的立法家的阶层）。[7]亚里士多德还特别强调，中产阶层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财产”的中间阶层；唯其人数较多，所以能充当极富阶层与极贫阶层之间冲突的缓冲力、仲裁者和协调人。一句话，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古希腊城邦的“稳定器”。可以说，时至今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亚氏之观点，学术界凡是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分析，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起点的。

在中国历史上，与亚里士多德大致同一时期的孟子，则顺着春秋时期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路，提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命题。孟子在《滕文公上》中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在《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又补充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也就说，孟子强调“制民之产”，使民众处于一种小康生活状态，有恒产进而有恒心，这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王道”。

中西历史上，在各自文化长河中地位相当的思想家，大致同一时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类似的命题。这本身即表明：尽管中西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同为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会遭遇同样的问题。社会稳定的挑战和长治久安之道就是其中之一。不过，着重思考城邦内部不同公民群体关系的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比重点聚焦君民关系的孟子的论述更为系统和深入，而且孟子的言说对象主要是君主，“致用”盖过了求真。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属于“政道”（政体性质）追寻的话，那么孟子的学说则属于“治道”（治国方法）求索[8]；前者亟亟于良（好的）政（体）和城邦的正义，后者念兹在兹则是善治与国家的富强。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曾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对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进行了阐述。[9]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之所以在美国能够发扬光大，可以归结为地理环境、制度和民情这三个因素，而且它们各自的作用又是依次增加的。“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小康之家（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性格，正是美利坚民情中区别于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最显著地方。[10]从上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论美国的民主》也大致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来分析美国中产阶层社会稳定器功能的，托克维尔还郑重指出中产阶层才是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托克维尔的突出贡献在于重点分析了清教伦理和自由结社对于美国市民社会与民主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了中产阶层不仅在社会结构里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于社会整体民情的塑造，而这才是对社会稳定和民主更为根本的东西。

除托克维尔之外，近代学者中对中产阶层社会稳定器功能进行过较为深入分析和阐述的当属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两者都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以及中产阶层承上启下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11]

在1896年出版的《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中，莫斯卡对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进行了如下的分析：（1）相对独立的中产阶层主要依靠教育和职业技能获取社会地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他们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库，因此统治阶级可以从中吸收各种人才以保证自身正常的新陈代谢；（2）中产阶层的文化作为一种进步文化相对宽容，这使得各种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够共存，相互制约和平衡；（3）作为对统治阶级行为进行月旦之评的践行者，具有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中产阶层是独立舆论和公共精神的“最大储存库”；（4）中产阶层是连接统治阶级与底层大众的中介，正是通过中产阶层的居间运作，统治阶级才能实现对底层大众的统治和领导。因此，莫斯卡认为中产阶层提供了一种用来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越强大，就越容易保持稳定。[12]也就说中产的强大与社会的稳定乃是一种强相关关系。

德国学者西美尔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间等级（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特别是矛盾缓冲功能，做了较为明确的阐述。西美尔认为，一个以中间等级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13]。中间等级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中间等级介于社会上、下这两个等级之间，它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间等级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将滑落到中层，这样表现为中间等级“不断地与其他的两个阶层进行交换，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的上下波动，就产生界线模糊和种种持续不断的过渡”。[14]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间等级，从而使得社会不仅富有弹性而且能够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这和中国古代典籍《吕氏春秋·尽数》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说法不谋而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分化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强的中间阶层作为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至于动摇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没有中间阶层的存在或中间阶层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发生血雨腥风的暴力革命。[15]后来的比较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正是从这一观察出发，比较了英美、德日、中俄三组国家现代政治发展的道路，进而完成了《民主与专制的起源》这部旷世名著。摩尔认为正是中产阶层力量的强弱不同导致了上述三组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他明确提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命题。[16]这就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脉络里接续上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并更为明确提出了中产阶层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

当代西方学者中对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做出重点剖析的，首推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进入相对宽裕的中产阶层行列；当中产在社会中占多数并成为主导阶层时，这个强有力的中产阶层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特别是可通过支持温和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织、组建和参加民间组织等种种方式，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17]同时他还指出：“财富的增加，会通过使社会分层结构由以巨大的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的改变，从而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18]也就是说，当中产阶层在一个社会中达到一定规模时，如果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那么这一阶层便会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能够有效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19]

概括说来，尽管西方对所谓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论述千差万别，而且对于其“稳定器”功能得以发挥的机理的剖析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一支主要的社会平衡力量，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中介。[20]不过，我们必须留意的是“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两个不言而喻的前提：第一，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甚至已经崛起成为社会中的主导阶层；第二，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期望已经得到社会的满足和接纳。如果第一个条件得不到满足，中产阶层在社会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自然也就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稳定器”说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即坦承，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如果第二个条件无法满足，中产阶层则可能扮演发起激进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21]实事求是地说，反思并修正主流“稳定器”说的“颠覆器”说和“异化器”说，其实都是针对那些未能满足这两个不言而喻前提的社会的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变异而提出来的。

国内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社会学家大多认可、追随西方由来已久的“稳定器”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属李强、陆学艺、周晓虹等人。周晓虹认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是“政治后卫”，而中国的中产阶层则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遍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22]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的中间（中产）阶层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否则，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社会就容易失稳，甚至爆发革命；现阶段我国中间阶层有促进经济发展、缓和社会矛盾等诸多积极功能。[23]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则是国内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对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进行最系统阐述的学者，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24]其原因在于：第一，中产阶层是介于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缓冲层，有力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层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第三，中产阶层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使得激进的极端思想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四，中产阶层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并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中产阶层收入的稳定性使得他们的消费非常平稳，特别是当中产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有了保证，“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25]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论述尽管有着自身的问题意识，并考虑到了中国的语境[26]，但大多还停留在引进介绍西方中产阶层“稳定器”说的层面，而且大多忽视了“稳定器”说未曾言明的预设，即“中产在民主社会中占到多数”以及“中产利益得到社会的有效容纳”这两个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对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的处理不免过于简单化。个中原因，或许正如法国学者吉恩·路易斯·罗卡（Jean Louis Rocca）所评论的那样，即中国学者“争论的并不是关注某个客观存在着的群体，而是定义一个必须存在的群体并找到增加其成员数量的解决方案”，在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已成为国家职责的语境下，“社会学家不是被期望去定义中产阶级，而是去定义能够促使橄榄型社会形成的政策，在这种社会中，大多数人有着中等生活水平”。[27]

二 反思与修正：“颠覆器”说与“异化器”说

在“稳定器”说的主流论述之外，以“颠覆器”与“异化器”为代表的反思性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兴盛也逐渐响亮了起来。

很多研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学者发现，随着新兴中产阶层的逐步壮大和崛起，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发展成民主的“革命”性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权。也就是说，新兴的中产阶层并非传统封建社会的稳定器，而是“颠覆器”。不但如此，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还发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将不满威权政府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但是各自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颠覆性力量的领导者。[28]这一点，即使是最倾向于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等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29]对中产阶层之“颠覆器”理论做出贡献的欧美学者不少，近代思想家首推托克维尔，现代学者则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最具代表性。

早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就对法国中产阶层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的“革命”功能做出过精彩的阐述。在他看来，法国相对弱小的中产阶层不像美国庞大的中产阶层那样是社会的“稳定器”，而是一个“革命”的“反叛阶级”。不过话又说回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中产阶层“反叛角色”的剖析，与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层民主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当时的法国与美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法国由于中央集权的原因，社会大众呈现原子化，美国则由于地方自治的传统和联邦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间组织十分发达；而且法国当时还处于专制的绝对主义国家阶段，但美国在1787年宪法生效之后已经初步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了，要知道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对于中产阶层的塑造和吸纳能力有着根本差别。《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曾明确指出：法国旧制度具有极大的压抑性，生活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人，无法废除这种具有压抑性的制度，也难以通过实践来逐步改变它的精神。“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30]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中产阶层激进的革命倾向乃是源于法国压抑性旧制度的塑造。托克维尔对法国和美国中产阶层功能和角色的分析提示我们，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变量。作为民主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在中央集权社会和威权社会却可能是颠覆器与激进的革命力量，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既有的体制和社会能否有效容纳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

比较政治学大家亨廷顿的成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因为着重强调政治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因此对这些国家现代化期间中产阶层的“颠覆器”（“革命性”）功能提出警示。在该书中，亨廷顿首先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31]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之所以是颠覆性的“革命”阶级，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32]其一，新兴中产阶层往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求从政治上保护自身财富或提升个人社会地位，但在威权政治下上述愿望通常会落空。其二，新兴的中产阶层往往无法在既有的政治架构中找到有效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所排斥的社会群体。其三，新兴中产阶层通常会利用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来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他们往往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廉洁”的大旗，追求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新社会制度方案”。其四，新兴中产阶层在政治参与渠道关闭和政治参与愿望落空的情况下，往往会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中产阶层诉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33]此外，亨廷顿还指出，不仅在军人和其他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层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迎合其中激进分子的改革往往难以安抚他们，而且城市中产通常还会蜕变为“革命的催化剂”。因此，政府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自身的策略就非常重要，对于温和的中产阶层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善于吸纳、吸收，对于中产阶层激进分子的改革要求则不能迎合，而是要设法削弱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乃至动用镇压的手段。否则，“改革”就可能演变成“革命”。[34]

亨廷顿的上述分析明显是承续托克维尔的思想而来的，同样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扭曲的国度和政治制度不上轨道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倾向的异变或灾变。不过，和托克维尔的理论一样，与其说亨廷顿的论述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主流论述，还不如说他们的“颠覆器”说更多的是对前者的补充。因为“颠覆器”说主要分析的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的绝对主义国家，或者说威权统治下，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异化问题，而“稳定器”说聚焦的却是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常态民主社会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换句话说，“稳定器”说聚焦于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之后的社会政治功能，而“颠覆器”说则更加关注中产阶层崛起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表现。所以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冲突和矛盾，只是各自的关注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罢了。实际上，它们之间也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例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名著里曾明确指出：“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如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35]也就是说，亨廷顿认为，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的过程，他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层会从最初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保守的“稳定器”。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最早出现的中产阶层往往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层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36]简而言之，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37]其实，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性格的这种变化趋势，就好比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会随着年龄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像我们不能从一个人在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段的性情一样，我们自然也不能拿中产阶层占社会大多数时的政治取向作为其发展历程任一阶段的政治性格。

西方中产阶层“异化器”理论，起初主要源自人们研究小资产阶级在1871～1912年法国选举中支持极端主义运动时的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则更多地体现在有关德国中产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纳粹党的支持的研究上。再后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白领”迅速崛起壮大起来，在很多人盛赞“白领”作为新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高呼“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另一些学者则敏锐地看到了新中产阶层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38]这样，关于中产阶层政治异化的研究，便可以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研究老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偏执，狂热地拥抱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一支是研究新中产阶层走向政治冷漠，日益疏离于政治等异化现象的。[39]对中产阶层“异化器”理论做出贡献的西方学者也为数不少，前一分支以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为代表，后一分支则首推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

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堪称政治社会学的里程碑，这本书在解答阶级结构的基础上剖析了人类的诸种政治行为，进而把政治冲突的研究建立在社会集团冲突的分析基础上。[40]《政治人》一书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来自许多国家的数据资料证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运动”。[41]这种政治倾向源自当时中产阶层的一种失落，即中产阶层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视，反倒是工人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运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因此，中产阶层不仅饱尝了来自大公司和政府官僚机构的压迫，而且也感到了实力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中的、紧密团结起来的工人力量的逼迫。这样，即使当时的中产阶层经济地位改善了，其极端主义倾向仍然有其必然性。而且作为中产阶层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这类特点的国家中出现”。[42]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普塞特这里所聚焦的主要是老式中产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表现，而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信息化革命兴起之后的新式中产。并且德国一直以来都有强国家的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处于一种扭曲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所遭受的凌辱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更使得这一关系雪上加霜，此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德国通货膨胀的失控对于中产阶层的打击尤其沉重。以上均是我们在援引李普塞特结论时需要留意的。

其实，在李普塞特看来，中产阶层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沦为“异化器”。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能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稳步地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多数时，即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菱形（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层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从而发挥“稳定器”的功能；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力量弱小时，如果它既面临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压力，又面临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压力，中产阶层就可能产生很强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这时候该国的中产阶层就很可能沦为社会的“异化器”（如成为支持法西斯的中坚力量）。[43]李普塞特的观点也明显是承袭亚里士多德而来。作为“稳定器”说鼻祖的亚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产阶层在城邦社会中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着重强调了中产阶层人数和力量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唯有当中产阶层强大到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阶层（极富上层、极贫下层）而有余，或至少要比其他两个阶层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更为强大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才真正有切实保障。[44]

米尔斯在1951年发表的《白领》一书中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因政治无力感所导致的政治异化问题做了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新观点。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层既不是能承担平衡和缓冲作用的“稳定器”阶级，也不是能接受社会主义主张的“革命”阶级，更不是能承担领导作用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遍异化、冷漠疏离、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外人”。[45]米尔斯对美国中产阶级白领群体在大众民主状态下因政治无力感而导致的政治异化的深入剖析，尽管尖锐深刻，但实际上还是没能推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中产“稳定器”说，反而更多的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因为换个角度看，中产阶层对政治一定程度的冷漠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它使得美国的政治参与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亢奋和歇斯底里，这实际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定程度上，这正好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成熟：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文化的归文化，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发现并不是政治参与度越高、投票率越高，民主政治才越健康。“过犹不及”的道理在政治参与里也是成立和适用的。

具体到中国国内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更加全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有了相应的警醒。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的研究便指出，中产阶层会扮演催化变革还是巩固稳定的角色，也许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自身，而是取决于他们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中产阶层很可能成为稳定的因素。在权力高度集中、中产阶层相对独立于统治阶层的国家，中产阶层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很大。[46]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即使某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情境中也可能发生政治态度的转变[47]。也就是说，事实上，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变量是不断发展演化的。力量日益壮大、权利意识逐渐强烈，但没有得到既有制度足够回应的中产阶层，往往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可能扮演推动变革甚至领导革命的角色。因此，胡鞍钢和胡联合在合作的文章中便明确建议，如果要中国的中产阶层暂缓“思变”的趋势，起到稳定的作用，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防止经济动荡、保护财产权、维护中产的社会地位、允许更多的政治参与。[48]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研究员也认为：在社会转型中，将中产阶层仅仅看作“稳定器”，是一厢情愿。如果非要给中产阶层做一个简单概括的话，说它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推动器”，要比“稳定器”的概念更为妥帖。他指出：中产阶层要发挥“推动器”的作用，需要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好互动，充分容纳中产阶层的各种合理诉求，就可以削弱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对各阶层之间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社会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府的对立面。[49]

三 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中产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产在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中产对于民主政治顺利运作所起的作用，或者说中产对于优质民主的意义问题。在学界，前一问题存在一定争议，而后一问题则有着基本共识。因此，这里我们将只聚焦于前者，重点梳理中产阶层与民主化的关系。

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连带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摩尔、李普塞特、亨廷顿等人在他们开创性的著作中均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中产阶层在民主运作和民主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摩尔有名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在摩尔看来，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或者用他的话说“资产阶级的冲击”——会造成一种新的更具自治性的社会结构，在此结构中，新生精英的繁荣无须像在贵族统治下那样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权力。[50]李普塞特则相信，一个专业上受过教育、政治上温和、经济上自信的中产阶层是最终向民主体制过渡的重要前提。而且在他看来，大众传媒的兴起和通信条件的改善，辅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文化精英传播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价值观提供了渠道和市场，从而在一个国家的公共舆论中形成了一股温和的主流。与此同时，政治社会化进程以及中产阶层的专业利益也有助于公民社会和法治的发展，而这两者是有效民主顺利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中产阶层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并且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就会支持实现民主化或者已有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通过中产阶层这个媒介或中间变量，促进了民主化的发展。[51]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已得到了西方社会证据的支持。在晚近的经验研究中，亨廷顿也发现，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每一个国家最积极的民主支持者都是城市中产阶层。[52]和李普塞特一样，亨廷顿也认可中产阶层在维护民主稳定方面的重要性，他们两人都把稳定的民主归因于阶级冲突是温和的、有章可循的，而不是激进的、有可能演化为暴力的。不过，亨廷顿对单纯靠市场经济和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便自然而然会产生政治民主的理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向民主的转变常常取决于历史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中产阶层与民主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但是，这种主流观点似乎难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的威权国家的中产阶层甚至在人数和经济实力占优以后，仍然对民主和民主化持冷淡态度。也就说对前述主流观点构成挑战的更多的是源自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的研究。这种主要探索遵循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的传统，强调政府在后发展中国家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多认为，同早期工业化国家相比，在后发展中国家里，政府在催生中产阶层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53]戴尔·约翰逊（Dale Johnson）指出，“在不那么发达的社会中，国家往往膨胀到资源能被榨取的极限，或者政府所能征用的极限……这种过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羸弱的当地资产阶级，或者对这些阶级实际上的缺失起到弥补作用。国家承担了企业家的功能：造就了技术官僚群体、经理群体和技术人员群体”。[54]事实上，主要是这三个群体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而且这三个群体的产生渠道大多是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因此多数是“气量狭小”或者“欠民主的”，在政治价值上更选择秩序与安定，一般都支持国家的威权统治，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属于中产阶层的群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其生存和繁荣都要依赖国家权力。[55]

绝大多数取自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性证据（尽管不是典型样本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业已发现，亚太地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作为过去几十年间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在威权统治的延续和稳定问题上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大体可以划入既得利益群体。在新加坡，多数中产阶层不仅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接受欠民主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能够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就行。在马来西亚，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尤其是马来人，要么支持一个越来越威权的政府，要么保持政治上的冷漠。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时代新生中产阶层坚决主张维持现状。在泰国，新生中产阶层对民主的态度矛盾而暧昧，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还有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早期的中产阶层由于受益于威权政府的发展型政策，反倒政治上比较保守，而当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却变得较为激进，开始挑战威权体制，追求民主。至民主转型完成，进入巩固阶段，中产又开始变得温和，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中产阶层便可作如是观。总而言之，这些经验研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影响中产阶层对民主和民主化态度的关键性因素这一理论观点。[56]这一切也正如福山所说：“中产阶级原则上不一定支持民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自私，希望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得到庇护。在中国和泰国等地，许多中产阶级感觉自己被穷人的均富呼声所威胁，因而支持威权政府保护本阶级的利益。民主也不一定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如果真的无法满足，中产阶级也会出来闹事。”[57]因此，这种辩证性的观点似乎更适于分析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里新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取向。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陈捷（Jie Chen）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即明显属于后一理论脉络。陈捷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的个人权利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都比较强烈，他们的利益诉求也相对强烈，但大多数中产阶层成员对民主的热情似乎受制于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充分满足。他在论文中写道：中国“中产阶层大多数成员都赞同个人权利，但是他们回避政治权利，对民主体制并不感兴趣，对参与政府事务和参与政治也不热心。因此，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太可能支持潜在的民主化”。[58]

当然，摩尔、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的观点是比较政治学界的主流观点，因为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发展会催生大批中产阶层，而这批都市中产会成为民主化的动力，并且会对民主的巩固起到积极作用。个中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中产阶层不仅学历较高，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由于其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较具有开明、温和、理性的价值观，所以倾向于民主；其二，中产阶层在获得经济利益之后，会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或者政治参与，因此构成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其三，中产阶层不仅政治参与能力强，而且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在转型成功后又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又成熟的重要力量。台湾地区便是人们讨论新兴中产阶层对社会及政治转型意义时经常援引的典型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的快速成长，台湾地区出现大量劳工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浮现出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这个群体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推行政治民主，因而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主转型。此外实证研究也表明，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比工农群体更具有民主信念。[59]

面对中国中产阶层引人注目的崛起和扩大，中国政治学者和制定政策的领导人一直在思考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问题：中国中产阶层会支持政治民主化吗？中产阶层对待民主的态度是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的？这些问题与预测中产阶层在未来中国政治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重大关系。

不过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中产社会已经定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各自中产阶层兴起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因为这将为我们展开对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分析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