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相较于处在欧美资本主义体制不断走向成熟背景下的中产阶层形成的两三百年历史，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萌生和崛起只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他们是一种急剧的社会结构变动所“催生”出来的一个醒目的群体。在这样一种时空压缩性条件下产生的中产阶层很大程度上便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中产阶层的性格特征和社会政治功能。

一 中产阶层兴起的语境：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里基本上是一个全能主义社会（邹谠语），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重要的稀缺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谋生和发展的机会以及信息资源。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单独存在。[95]这一时期国家一方面通过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结构进行“去层化”的重构，另一方面则用政策和法规划分不同阶层之间的界线，限制和固定不同阶层各自所能分享到的资源，禁止相互逾越。于是乎，农村居民被整合进了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则被整合进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单位，而且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还被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牢牢地固定下来。具体来说，这种城乡分割制度所采用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实施禁止城镇单位自主招用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用工制度，这一措施使得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之上，而市民则专享了城市的工作机会；建立基本农产品统购统销的粮油供应制度，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人口的粮油供应；仅仅覆盖城镇居民而排斥农村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限制农民未经国家允许而以任何方式自由进城的户籍制度。[96]因此，那时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工人、农民身份；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群众身份和单位身份；“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等。作为固化既有利益和地位的手段，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一生的命运。[97]事实上，经过各种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运动，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而且压根就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活动的空间”[98]。在这种“去层化”和“身份固化”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由于有国家的“强力”扶助，大致扮演起了“类中产阶层”的角色。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双重社会转型进程，一方面是从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相对开放的、分散多元的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则是从农业的、乡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信息）的、城镇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其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得以调整和重构。首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在缩小，控制力度在减弱，控制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性也在加强。其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形成和壮大。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的形成，例如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发展与壮大。最后，社会或者说体制外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收入、发展）机会来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并且这种资源与机会的提供和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99]也就是说，改革过程中，国家对资源垄断范围的缩小和力度的减弱，使得一部分资源不同程度地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社会或市场，而且这部分游离出来的资源又通过市场不断增值放大。“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得以出现。这一切，正如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100]显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逐渐形成，而进入21世纪之后，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粗具雏形。[101]

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导致这种深刻变化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教育事业长足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组织之外经济社会组织的成长，使得社会结构中可供配置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组织资源总量显著扩大。（2）社会结构中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表现为国家/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发生改变，市场与社会获得了配置资源的权力，资源配置趋于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102]在此基础上，社会要素之间的资源配置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收入分配结构中，工资分配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家/政府，企业获得了分配自主权，企业组织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从分配上扭转了过去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平均主义，再造了收入分配结构。（3）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不断增多。例如，在人们获得自主创业和就业的权利与机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为亿万农民得到选择非农就业的权利与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非农经济部门就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103]

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依托政党中心主义改革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改革的故事。换言之，虽然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是一体两面的，但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恰好是依托一面——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另一面——国家全能主义。具体来说，国家全能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放权于地方。国家全能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中央集权，中央控制得很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向地方放权，进而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二是还权于生产者。之所以说是“还权（利）”而不是放权（力），是因为这里的权利是指生产者的自主权，它本身就属于生产者自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了农民，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生产经营权归还给了企业。也就是说，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解放，最终的目标便是“起决定性作用”。三是限权于政府。比如说，国家通过制定行政许可法，圈定政府许可的范围，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以限定政府的权力。四是分权于社会。例如，国家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一些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上述四个层面的改革释放了经济自由的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的创造力，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104]这一改革的努力方向大体上是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不再越俎代庖地进行所谓的管理和审批。

以上便是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萌生与崛起的语境，它的发展与党和国家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一种时空压缩条件下追赶型现代化的产物。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中国的中产阶层才仅仅走过一代人左右的时间，第二代中产刚刚出现，他们很多是权力授予型的行政型进入和借助社会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市场交换型的市场型进入比重尽管在缓慢增加，但远未成为主流。从时间顺序来看，作为小业主、小经营者的老式中产最先萌生，个体户是他们最初的名称。随着经济的发展，职业结构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的白领职业才逐渐出现和丰富起来。进入21世纪，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国企效益的改善，公务员、垄断型国企员工、事业单位员工，也开始跻身中产行列。总体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多年里，都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当然，若干个别运动中可以见到许多中产阶层的身影，这些运动主要是和环境以及消费者权利相关的运动，因为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相对而言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因此参与风险较低。[105]

二 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

学术界的共识是中产阶层出现于工业社会即现代化社会发展阶段，并与此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上述因素对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影响。[106]

就工业化推进的社会影响看，最突出的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其结果导致了一套以专业化程度或技术等级为基础的系统的职业分化体系。职业分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技术含量偏低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通俗地说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日益凸显。检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推进所引起的这一分化，使得我国的职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评价系统为中产阶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现代化推进的另一社会影响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层组织的大规模发展，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大量涌现，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级逐日增多，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或经营权）的分离；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于是管理者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107]

从市场化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市场化的过程，首先是个体和企业经济权利的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保障的过程。市场化在两个方面对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是私有产权的出现，这便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从而使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雇佣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不断拉大。生产资料所有权即资本作为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开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它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其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其二是在原国有部门之外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主要是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导致了一种社会资源配制的制度分割机制——权力授予关系与市场交换关系——生成。以至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共存，形成了独特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制度分割及其“地位差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既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不可忽视的一种相对独特的地位获得机制。但正是在市场化所导致的这两个重要后果基础上，社会分化才可能为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壮大提供“自由流动的空间”与“自由流动的资源”。[108]

再以城乡结构而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以上，中产阶层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进而发挥“缓冲层”“稳定器”的社会中坚功能。在30多年的开放改革推动下，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50%，从而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109]不过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并未市民化，因此中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至少比上述数字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中国城市化的暗面，即它更多的是要素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就产业结构而言，中产阶层诞生于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变迁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迁：从就业比重看，1978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70.5%，第二产业占17.3%，第三产业占12.2%；到2011年，分别为34.8%、29.5%、35.7%。可见，第一产业下降了约35.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了约1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约23.5个百分点。而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1978年，第一产业占28.1%，第二产业占48.2%，第三产业占23.7%；到2012年，分别为10.1%、45.3%、44.6%。第一产业下降了约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了约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约20.9个百分点。[110]中国产业结构的这一重大变迁，与前述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这四个国家在工业化结构转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类似，即都发生了农业及就业人员比例急剧下降、工业及就业人员逐渐减少、服务业及就业人员迅速扩大的重大变化。正是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剧变中，现代“白领”即新中产阶层得以崛起，并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

在上述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得以产生并发展壮大。

首先，产生了中产阶层的职业类型。当一个特定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由传统职业结构向现代职业结构转变的社会变迁时，与中产阶层相关的新型职业便会纷纷涌现，尤其是在第三产业当中，如独立执业的会计师、律师、金融分析师、保险精算师、设计师、建筑师等，从而为中产阶层的发育拓展了经济与社会活动空间。中国社会职业结构中这些新型职业的出现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职业分化的路径却与西方社会的典型经验不甚相同。第一个路径是“体制内”（即原计划经济体制里）的职业分化，主要是由国企改革导致的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等所引发的原“弱势产业、职业”一变成为“强势产业、职业”的职业分化，如专业技术人员，医生、管理者、办事员；并出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化，如由“干部”转换为“公务员”等。第二个路径是“体制外”（即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业分化，主要是涌现出了以个体为单位、以私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获取市场回报为指示器的新型社会职业，如独立执业的会计师、律师、自由撰稿人、企业经理、市场营销者、形象设计师等。其间，第一个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的职业分化现象是以“先富者”形象出现的“雇主”即“私营企业主”，当下这一群体日益获得正面的社会含义并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被诠释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进而被执政党和政府作为自身的执政基础所接纳。第三个路径是全球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所导致的职业分化，如从事生命和信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环境学家、实验室的高级技工、信息工程师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重视并开始实施从海外大规模引进人才的战略，吸引了大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各种途径（如公派、自费、陪读等）和方式（攻读学位、专业培训、交流、考察等）出国留学的人员的回归，俗称“海归派”。其间，大部分“海归”因其在海外积聚的高新技术、前沿知识资本及耳濡目染的现代性文化而成为国内市场中新兴职业的稀缺人才和新中产阶层的骨干。

其次，产生了中产阶层的消费范式。从欧美相关的社会经验来看，当社会中出现了对大众耐用消费品具有自主选择及有效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时，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一个中产阶层地位群体的萌芽及现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首先于城市开始发生一场“消费革命”，并出现了相应的“消费文化”。[111]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老一辈人的消费精神是苦行主义（或节俭主义），与之相对，新一代人的消费精神则是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伦理与表现意愿），而且新一辈的中产阶层的劳动精神则是由交换意识、契约意识、权利意识和报酬最大化所组成的自利主义。随着市民话语的兴起，消费被建构为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活动（比如“有房有车”的奋斗目标，又比如消费和投资、出口一起被看作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最后，出现了中产阶层地位群体的社会认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上”或“中上”的人极少，不到1/10，但选择“中”的人比例很高，接近2/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社会地位，这三项选择比例加起来是46.8%，这也就意味着近半数的人主观上认同于中产。[112]而沈晖基于五大城市问卷调查的研究则显示，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0%，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113]有意思的是，以上两项研究都显示出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高于根据经济、职业和教育三合一指标所划分的中产阶层。这说明，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比较稳定，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的占多数。[114]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中产阶层业已产生，处于发育期，但能否真正发育成为具有社会“稳定器”功能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定型力量，还有待相应的社会实践及其经验验证，而且也面临诸多现实性挑战。[115]

三 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及规模

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大致有以下四个来源：[116]一是来源于传统的“中产阶层”，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和个体户。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三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四是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催生的新中产阶层。

现阶段由以上四个来源所构成的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有以下几种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严谨估算。以陆学艺研究员为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大致是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香港科技大学全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2009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117]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的数据则显示：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中产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截至2009年，我国城市中产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其中北京、上海的中产阶层更是分别达到了46%和38%。此外，该报告还预测，从2010年到2025年，我国城市中产阶层规模将以每年2.3%的速度扩大，到2020年将接近47%左右，在2023年前后可能要突破50%，在2019年城市中产阶层的比重可能首次超过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即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首次出现。[118]美国学者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采用绝对而非相对的收入和消费标准，将全球中产阶层定义为那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日支出在10～100美元的家庭。他的研究也表明：即使用绝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依然很庞大，达到了1.57亿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119]

如果说以上三组研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增长的事实的话，那么下面私家车、出境旅游和奢侈品这些能够反映中产阶层消费的重点行业数据，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2000年，美国占据了全球37%的汽车销售市场，而中国仅占1%，但2009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1360万辆的销量远高于美国的104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更是显示，2013年中国汽车销量高达2198.41万辆（见图2-1），不仅再创历史新高，而且又一次刷新了全球纪录。[120]

图2-1 2013年世界主要汽车市场销量

至此，中国家用汽车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已经从2006年的4辆跃升至2012年的20辆。[121]2014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2013～2014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旅游绿皮书No.12》）。该绿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旅游规模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8318万人次，而2012年中国人出境消费额更是高达1020亿美元，牢牢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122]此外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中国游客在美的人均消费为7107美元，远高出美国国际游客平均2440美元的消费水平，以至被戏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在上海发布《中国奢侈品报告》称，中国奢侈品市场2013年本土消费为280亿美元，增幅3%，境外消费则进一步加强，达到740亿美元，即201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为1020亿美元，合6000多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人作为全球奢侈品市场无可争议的最大客户，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123]

以上私家车、出境旅游和奢侈品消费的数据均表明中国中产阶层的队伍日益壮大，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消费主力军。于是乎各类公司，包括大型跨国银行和咨询公司都进行了委托研究，以评估中国中产人群的规模和增长预期。法国巴黎银行、美林证券、麦肯锡各自的报告，以及汇丰银行和万事达公司共同进行的研究，均预计2016年中国将会拥有1亿个中产家庭，进而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