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分析

通常来说，中产阶层概念所表述的是在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分配系统上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率较高、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职业群体，尽管他们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中等水平，但他们实际上却又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性的地位群体的集合。具体到现阶段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来说，其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机制（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型）的不同所导致的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割性；二是内含了一个早已从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里分化出去的拥有一定私有生产资料、占有一定雇佣劳动力、具有一定私有财产关系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即所谓的老式中产。[125]

从中产阶层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目前中产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体制内（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干部家庭背景），与党和政府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兴的中产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主要表现在：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加速成长，一种独立倾向开始发端，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构成了相应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密切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几乎完全是建立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而没有有效的制度化管道。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中产阶层在面对制度性侵害时往往倾向于诉诸自身相对丰富的人脉以及与相关官员个人的非正式沟通。套用孙立平等人话说，中产阶层对改革的支持态度，不仅是以改革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判断基础，而且还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基于对美好社会生活的期盼。[126]明白这些，我们便可以展开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分析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中产阶层作为一种矛盾和变量，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和变数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一 中产阶层发展中的艰难与挑战

由于发展的赶超性、现代化进程的时空压缩性以及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几乎所有催生中国中产阶层的因素中都包含两面性和冲突。这便使得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发展壮大均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因而导致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对于迅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充满异质性的中产阶层未必会自动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矛盾和变量，而中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冲突与变数也将是一种常态。具体来说，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

1.挑战之一：迅速壮大的趋势与有限的社会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逐步提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呈现出迅速壮大的趋势。[127]这种趋势的直接推动力量除了强有力的经济增长之外，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迅猛增长，大学毕业生群体成为中产阶层的强大后备军。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教育门槛，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毕业走出校门，就相当于从中产阶层的较低位置开始打拼，努力向上流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有这样稳定、明确而宽泛的培养途径。[128]而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产阶层的时代必定会到来。不过令人担忧的是，社会的容纳能力似乎跟不上“中产后备军”迅速膨胀的步伐，无论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还是社会政治参与的管道等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实际上，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适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611人上升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翻了一番多[129]，而每年中国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则从2000年的107万增加到2013年的699万人，增长了近6倍。由于薪酬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此中产阶层后备力量得以迅速膨胀。[130]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却好像有些措手不及，似乎并没有准备好接纳蜂拥而至的中产阶层的后备力量，也没能很好地为中产阶层的发展需求提供足够的社会空间。

首先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滞后导致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偏低，因此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保证他们顺利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于是对于中产阶层的庞大后备军来说，整个社会吸纳能力有限，或者说整个社会结构的容纳能力不足。有数据显示中国就业者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2010年才10.1%，比美国2006年40.1%的水平低30个百分点[131]，这有力地说明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容纳能力缺失的问题而非其他。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699万，比2012年增加19万。据媒体报道：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风向标”，北京地区大部分毕业生还在为“饭碗”苦苦寻觅。而从2013年5月初北京毕业生就业推进工作会上传出信息，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28.24%，其中研究生36.59%，本科生26.6%，专科生16.84%。显然，2013年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偏低，不只北京，上海、广东也只有两三成。[132]因此，就业和职业发展成为这些中产阶层后备力量日益沉重的压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雕琢出了产品，迫切期望证明自身价值，但却难以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造成了产品积压；即使找到商家，也对受到打压的价格感到不满。这种瓶颈式的冲突滋生了中产阶层后备力量和中下层普遍的焦躁情绪。[133]

其次，由于中产阶层在社会竞争中投入巨大，特别是在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因此他们对未来的社会位置有较高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强烈。将中美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进行比较，我们即可发现：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的比重甚至高于美国；而那些直接的生产性行业中大学毕业生的比重则比美国要低很多。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3%，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8%，美国为17.1%；在商业、贸易、餐饮和旅游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1%，美国为28.6%。[134]这组数字说明：相比之下，中国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更不愿意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的“低端”就业岗位。因此向上流动的欲望与向上流动的挫折一同塑造了中国中产阶层后备军的焦虑，这种焦虑用《中国新闻周刊》曾经的专题来说就是“80后”残酷的“向下的青春”。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逐年降低的同时，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向农民工看齐则已成为一种常态。以上种种均反映了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经济转型升级的滞后和社会容纳能力的局限，导致作为中产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难以顺利跻身这一阶层的事实。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也显示：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的职业结构呈现高级化的动向，但是中高层职业人员的增幅还比较小，与工业化国家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135]

如果中产阶层的壮大趋势与有限的社会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化解，必定会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事业构成严峻的挑战，而“转型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或许也会变成现实。

2.挑战之二：整合与分化的冲突

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本身是由多个社会群体所共同构成的，社会学家周晓虹曾用“杂领”一词来概括这种异质性。具体来说，政府机关的一般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与管理人员、企业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房产出租者）等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归入“中产阶层”。因为从经济标准、教育标准和职业的标准来衡量，上述社会群体至少符合其中的一项到两项，尤其关键的是他们在组织、经济和文化这三种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上比较类似。对于当代中国中国阶层的具体构成这一问题，李强曾提出“中产阶层四个集团”的理论观点，它们分别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新中产阶层”；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的职工层；“个体工商业阶层”即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136]周晓虹则从多重角度区分了当代中国的六类中产阶层。[137]李培林和张翼根据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这三个对人们经济社会地位影响较大的指标将中产阶层划分为“核心”“半核心”和“边缘”三类，三个指标都吻合的为“核心”、符合两个指标的为“半核心”，一个指标达标的则是“边缘”。[138]亦有学者从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来分析，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来源有三个渠道：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139]不过，在我们看来，从经济要素上，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可以划分为以个人专业能力为基础的“新”中产阶层，以及以资本增值为基础的自营者即“老”中产；从职业种类上，中产阶层可以划分为公务员、企业白领、律师、会计师、教师等；从中产阶层自身的层次上，可以继续细分为上中产阶层、中中产阶层和下中产阶层，每个层次均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群体。

由上面林林总总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内部构成是复杂的，在中国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背景下，“突生”的中国中产阶层没有经历，至少是没有完全经历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而是形成一种共生。因此，这样的一个“突生”出来的中产阶层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中产阶层内部不同部分的阶级经历是不同的，因而也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140]观察已现雏形的群体消费行为、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准则及行为规范等，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归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即“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和“业缘文化”——市场文化及价值观。[141]更本质的分化则表现在中产阶层内部各群体间的财富与收入的获取方式并不相同，存在“再分配”和“市场”这两个维度。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产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不仅新旧中产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即使是主要依靠再分配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之间，以及主要依靠市场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142]

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异质导致的整合与分化之间的冲突，使得“世界其他地区中产阶级的许多表征——广泛存在的公民组织、一种特定的社会精神、对于体现自身价值所持的基本的保守主义态度——还没有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143]也就是说，中国中产阶层由于内部整合方面的问题还缺乏提炼与升华“共识”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作为一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与维护能力还很脆弱，他们与官方意识形态和宣传导向也存在一定距离，而且他们也远未形成一种能够整合自身及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普适价值观；他们虽有理性，但其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并不稳定和成熟，而且也缺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3.挑战之三：中产功能与行动之间存在距离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应以能稳定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公正、有序、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和结构为定位。就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产阶层理应承载以下几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它们分别是（1）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冲突的缓冲功能；（2）社会地位公正获得的示范功能；（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性社会价值观的行为示范功能。[144]

但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实然状态下的中国中产阶层。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两个弱点：其一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其二，现在有许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145]而且作为一个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程度并不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在面对制度性侵害时也未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大的抗争，他们反倒倾向于诉诸自身相对丰富的人脉以及与相关官员个人的非正式沟通。[146]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律师群体。中国中产阶层中的律师总体对政治权利的重视要大于经济权利，对政治现状很是不满，强烈倾向于支持政治改革，较为强调公民责任，利益相对自觉。个中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主要在于政府干预司法、插手律师办案的事例过于频繁，律师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夹击迫使律师们的自由倾向超过中产阶层的平均水平。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律师对于政治改革的热情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们压倒一切的顾虑是维持和改善生计。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政治现状的那种明显的不满，以及对政治权利和政治改革的重视，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热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愿望，希望得到制度的保护，避免对自己律师业务的侵害。[147]也就是说，律师群体尽管和中产阶层大多数成员并无太多的不同，他们纵使特立，却也未必独行。

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的公民状态仍然相当遥远，而且由于既有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和约束，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

4.挑战之四：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148]

托克维尔曾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他还认为“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149]

因此，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产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产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但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产阶层得到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自由结社和各种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是中产阶层实现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不受政府控制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产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本质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的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它们从成立、改组或重建之日起，就肩负着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各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重任，一方面协助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命令，并将其向人民群众传达；另一方面了解和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观点和利益诉求，并带回党和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这样，它们就不再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政治角色担当的社会组织，而是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发挥功能性作用的社会组织。[150]因此，这些被学者们称为“二政府”或“行政组织末梢”的社会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产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当前中产阶层现实社会联系的范围狭窄、社会参与渠道梗阻、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也就是说，一方面中产阶层对于各类民间社会组织有着急迫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则由于制度供给的不足和政府转型的滞后，导致民间社会组织无法正常地发展壮大，于是中产更多的是原子化的个体，而非一个能够有效行动的自为的社会阶层。相对于组织化的、自为中产群体来说，原子化的个体最容易导致危机状态下参与爆炸的后果。至于制度供给不足和政府转型的滞后对社会组织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四大困境[151]：第一是“注册困境”或“进入难题”即由于现行的注册登记制度、分级管理制度和非竞争性原则的双重约束使得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发展非常困难；第二是“筹资困境”，即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缺乏必要的财力资源支持[152]；第三是“人力资源困境”，即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人才和人员待遇方面的巨大压力；第四是“社会资本困境”，即政府和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缺乏相应的信任，至于相互之间合作那就更谈不上了。以上四大困境究其思想上的根源，更多的是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误区所致。

二 曲折中的发展变数

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产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产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是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和不健康、不道德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挤压。而且这种约束条件本身又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中产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随着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逐步解决而消解，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中产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中产阶层发展的新冲突。具体来说，中产阶层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变数，其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53]

1.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大环境中，社会对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容纳能力就会提高，中产阶层的准入门槛就会更容易跨越，而且制约其实现向上流动的各种因素也会减少，这样中产阶层就会顺利崛起，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作为中产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就能顺利地跻身中产阶层，而随着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的激进取向就会慢慢淡化，并进而成长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中产阶层的发展空间就会遭到极大的压缩，甚至原本的中产阶层也会两极分化，多数甚至跌出中产的队伍。而且各种压力之下中产阶层往往会陷入一种扭曲的“亚健康”状态，进而对社会的动态稳定和平稳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2.当政治参与渠道得以拓宽、有效参与途径进一步增加，而且形式性政治参与逐渐被实质性政治参与所取代时，中产阶层的政治潜能和参与热情就会被规范，也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进而使中产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能够在政治层面得以体现。否则，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并在各种社会突发事件和剧变中被激发，进而演变成爆炸性的不稳定因素，或者成为政治参与爆炸中的破坏性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化解新兴中产阶层潜在的政治参与压力的话，中产阶层便会成为推动社会和政府转型的中坚力量，否则中产的政治潜能便会蜕变为政治参与爆炸中摧毁“旧制度”的破坏性力量。

3.中产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产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不断细分，而是由于进入路径的不同，尤其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的差异所带来的中产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如果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那么其导致的矛盾便会逐步得以消除。如果由于政府转型滞后，社会转型受挫，现有的“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格局锁定，那么中产内部的分裂与对立便会越来越严重。于是主要是行政型进入和社会资本网络型进入的体制中产便会定性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市场交换型进入的市场中产要么依附于体制，要么越来越激进，甚至成为“革命酵母”。无论是前一情形还是后一情形，其实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

2012年樊浩等学者所出版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一项针对新兴社会群体思想取向调查[154]的研究便显示：在关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议会制度哪个更先进的问题上，31%的人认为是前者，34%的人认为是后者，21%的人认为各有利弊，14%的人说不清楚；对共产党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问题（多选题）上，有33%的人认为是代表了特权阶层，31%的人认为是代表了富人集团，6%的人认为是谁也代表不了；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观念的关系问题上，有23%的人认为是前者对后者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17%的人认为前者既不能引导，也不能消除其他思想观念对现实社会的影响，15%的人认为前者与其他思想观念相互背离，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在对于哪些所有制效率较高的问题上，69%的人认为是私有制，22%的人认为是混合所有制，仅9%的人认为是公有制；在阻碍人们确立社会主义信念的最主要因素问题上，53%的人认为是党内腐败现象严重，37%的人认为是现实生活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对现有领导干部当官主要目的的看法问题上，39%的人认为是为成就个人功名，44%的人认为是以权谋私，为自己捞好处；对党根治腐败、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问题，68%的人表示信心不足，11%的人表示没有信心。此外，在关于当前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评价问题上，多数人认为代表了部分集团的利益，而没有代表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了贫富分化。[155]而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7年在中国的调查，96%的人认为“民主主义体制”是良好的政治体制。2006年“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 Survey）的调查结果也显示，74%的人认为民主体制比威权体制要好，而认为相反的人只有5%。[156]从这些数据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由于体制、制度与市场的不健康因素，不仅导致了中产阶层成长发育中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病态状况，而且使他们的价值观扭曲、错位和异变，思想取向特征呈现复杂性、多边性。因此深化改革并大力推动政府转型，以制度创新安排给中产阶层提供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这对于中产阶层利益的整合以及社会政治功能的发挥来说至关重要。

4.中产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既有的比较政治学文献均表明，公民组织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引导、规范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行为。因为：（1）公民组织能够提供更广泛地接触政治事件的机会。人们在这些组织中有机会参与非正式的政治讨论。此外，这些组织的会议往往涉及对政治事件的评价。结果，这些公民组织“可以充当政治沟通的桥梁，以及调动公民政治兴趣的途径”。（2）公民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会尝试着动员人们去参与政治行动”，但同时又会对这种政治参与行为进行规范，以免其逸出现有制度和法律的常轨，演变为一种反体制的举动。也就是说，参与公民组织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倾向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公民组织往往会“灌输给其成员合作、团结的习惯和公共精神”。那些基于自愿而产生的公民组织能够生成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会信任和民主规范。因此，新兴中产阶层成员参与公民社会组织会强化他们的民主倾向，并且会使他们参与到维持或推进民主制度的各种行动中去。[157]但是，如果对中产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产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会不断原子化。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而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以及那些游走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社会组织往往发挥不了正式公民组织对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反而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助长参与爆炸且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负面作用。

5.从发展趋势看，中产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随着规模的壮大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也将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产阶层永远长不大，从而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到那时，中产阶层便可能会失去应有的理性和社会责任感，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因此，任何轻易给中国中产阶层政治文化贴标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中产的政治文化已经显示出强劲的转型势头，而且中国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政治文化上也有着许多差异。[158]例如，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便有着较强的政治主人公意识，也有着实践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信心和勇气，当然也更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和兴趣。然而，在体制外工作的中产阶层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管道和充分的政治信息，因而在政治态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后卫”性和“冷漠”性。[159]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阶层，中国中产阶层已经粗具规模和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产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种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悖论，这便使得其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中产阶层发展壮大过程中的这些冲突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而出现各种变化，同时也将使得中产阶层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一大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