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论文
“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
冯筱才[1]
摘要：周行功的故事，是20世纪40年代国共相争氛围下的一个重要宣传案例。自从这个故事报道问世后，以其为典型案例的“国民党统治下科学家的悲剧”便不断被各种文化载体再生产并广泛传播，一直绵延至今。虽然这一故事的内容与原型史实之间落差巨大，但并不影响“新闻通讯”与“文学产品”互相复制，进而为塑造国民的“历史记忆”服务。这个故事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这种信息的扭曲、放大、复述过程，也是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或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也正因为构成国民历史记忆的“知识”往往脱离基本史实，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价值也可能因此发生潜在的扭曲变化。这个案例也可以让我们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
关键词：周行功 记忆 故事 传播
一 前言
1948年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人物通讯，标题是《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文章一开始便称：
这便是中国。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学家在这里得不到寄托的沃土，艺术家在这里沾不着滋润的雨露！有的是口号和标语、手令和训词、世故和人事，不少的学人和专家，便在这风沙的大漠上，现实生活的八阵图中、人为的诈毒的罗网里摸索、挣扎、哀鸣，而至于倒下。[2]
随即，文章便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极其令人“悲愤”的故事：一个清华学校出身的留美工程师周行功，为了报国，放弃优渥的生活甚至妻儿，返回祖国，但无法实现理想，又因战事失去了大学教职，甚至任教的中学也把他解聘了，周行功流落于荒寺又染上鸦片毒瘾，最终在严冬的深夜倒毙于成都街头。
这个科学家的悲剧故事，在当时国共内战的炮火中可能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是，1949年之后又一再被人提起，成为国民党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不仅科技史书会讲到此事，周的故事甚至也进入杂文、诗歌等文学领域，甚至被编入中学作文教科书。其故事也正式进入历史，如《中国科技史》《中国航空史》都曾引用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政府对待科学家的态度。其叙述基本与上述报道一样。“周行功”由此也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被人们植入记忆。
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创伤及民族认同塑造等问题。[3]如有关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便多定位于欧洲民族认同与国族重建等议题上。[4]政权交替之后，新政权往往倾向于主导旧政权历史的建构，以塑造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试图规训国民“历史记忆”甚至支配相关“文化”生产过程，但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如笔者就很难查到1949年前后中共如何塑造国民党政权历史的研究文献。
由于国民政府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甚至许多老人都有亲身经历，因此，历史建构要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叙述，有效地引起公众共鸣，并进而形成新社会或新文化认同的基础，极为不易。然而，上述周行功的故事被报道出来后，并未受到任何质疑，后来更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在各种记忆文本间不断复制，并构成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细节。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来探讨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与大众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形塑间的关系。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一故事，笔者从对新闻报道文本的探讨入手，继而对人物原型进行历史考证，然后就新闻文本生产之幕后背景及政治进行研究，最后再分析其在1949年后不断出现于各种文学文本的原因，及其与大众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二 “新闻”之起源：周行功最初报道及其分析
《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一文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时，其署名作者是陈仓。从文章行文我们可以看出，陈对周行功的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故事内容泰半系耳闻而来。[5]然而，此篇报道之风格又是属于人物写实性质的，言谈举止描写得异常生动，整篇文字读来，主人公音容宛然，形象跃然纸上，文学性远甚于新闻性。
从文风上来讲，这篇人物通讯颇具感染力，如在表述上经常会加入作者的评论，或者以感叹句来引起读者的共鸣。在叙述周获得学位时，文章称“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二十多岁的周先生当时的心境是多么快乐呵”。作者对周行功的心理动态也颇用心去描述，虽然文章并没有交代这些主观的感受是依据什么体察出来的。如“他沉恋着彼邦的科学环境，他挚爱着他的师友和学校，他留下了。……那时的周行功，沉浸在天真的兴奋中；他强烈地做着回国献身的打算，憧憬着祖国光辉的远景”，此类主观的想象，充满于文章，作者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甚至富有煽情色彩，如以排比句表达周行功的爱国之情。“他坚定的意志却丝毫不受撼动，柔情牵不住他的归思，眼泪浇不熄他报国的烈火。”
为了与周行功后来的穷苦潦倒形成鲜明对比，文章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呈现一个在出国前拥有优质工作与幸福家庭的周行功。然而，费尽艰辛回到祖国的周行功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被安排进了航空委员会当一名顾问。作者把周行功刻画成一个“实际工作者”——坚持真理，疾恶如仇，最终被航空委员会免职。对于这样的挫折，作者认为是周长期在异国生活，并且长期进行科学工作，导致他性格“出奇孤僻”，无法与世俗化的中国官方机构兼容。
此类描述与解释逻辑贯穿着整篇文章，然而细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种种不合逻辑之处。作者一方面指周行功与现实“格格不入”，是一个内敛的不善于交际的人物，这种人多半会选择退避现实，返回家庭的安全港湾，或更安全的环境之中。然而，作者为了强调其悲剧的产生，却不是这么来设计情节的。他为了保持其“尊严”，不愿意向美国女人（帝国主义与家庭权利的双重符号）表示其无用，甚至为此在遭遇困境时不愿意返回美国。这不但有悖常理，也让人怀疑其作为有三个孩子的父亲角色的真实性。难道为了不能在妻子面前证明他和他的祖国如此无用，他居然会放弃自己最起码的家庭责任吗？另外一个令人怀疑之处是，讲周此时想回山东老家的愿望也因战火连天而无法实现。
在被航空委员会免职之后，周行功接到武汉大学的聘书，而且是航空工程系的特约讲座。这种显赫的位置，却是在他被航空委员会开除后一筹莫展时接到的，情节相当不合常理。按当时留学生回国任职惯例，通常都是由国内高校发出聘书，许诺待遇，很少有人一回国就专门担任某政府机构顾问一类闲差，此种职务也多半是一个兼职，不能算作主业。接着更不合情理的描述出现了：为了返乡，周放弃武汉大学特约教授的职务不愿意随校西迁。这与前面说周从航空委员会退职后因交通问题无法返乡发生矛盾，即使是为了返乡，周也完全可以循例请假探亲。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难道周行功对交通路线没有起码的判断？紧接着，文章又写到，周在武汉失守之际不愿意西迁，但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只好狼狈移居四川”。似乎周除了在工程技术上有所特长外，无论对日常生活还是时事走向都缺乏基本的判断。
即使所述都没问题，周前面在武大当过特约讲座，又拥有羡人的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工程师的头衔，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即使入川也极容易找到一个大学的教职。此点大家从钱钟书的《围城》中便可以看出，方鸿渐拿一个“克莱登大学”的假冒文凭都可以被聘为三闾大学的副教授，更不用说当时中国急需的工程专家。但是，按照作者的叙述，周入川后并没有找到大学教职，作者的解释是周志不在此，他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因此，自我界定的理想服务场所是工厂而不是学校，似乎大学就是一个空洞的机关。
但按诸战时史实，许多工程类专家一方面在大学任教，同时又在为许多公私工厂或研究所工作，这在当时并不构成问题。另外，作者又称周因在外国待的时间较长（如果从他出国到回国，不过20年左右），因此“写中国字讲中国话已很生硬”，所以无法应付大学教职，这一点更不合常识，汉语是他的母语，他出国前所有的中文训练都已经完成，怎么会出现母语运用障碍呢？至于所谓为工作“钻营”一说，在当时中国政府急需人才，尤其是军工人才的状况下，很难想象需要依靠找关系去觅一个工作职位。
由于失业，周被迫“闲住在家里”，1939年他在恐慌中去了成都县立中学教物理，但其“教学法是失败的”，作者也承认中学生没法听懂他的课，但其指出的原因仍是所谓母语表达障碍，又称他常用英文来表达科学名词。其实用英文来表达科学名词在当时中国学校课堂上是极普遍的现象，并不会影响学生接触新的知识。文章又称周的教学法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喜欢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图形”。通常稍懂教学法的人都知道，画图有助于向学生解释课本知识，怎么会阻碍学生理解知识？不过，为了说明周行功本质并不坏，作者又指其“态度是诚恳而热情的”，学生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甚至“尊敬”，这与前面讲学生排斥他的教学又发生矛盾，学生们如何会尊敬一个完全不会教他们知识的老师呢？奇怪的是，作者还称周行功把这个班级的学生教到了毕业，这不是公然误人子弟吗？不过在文章中，周行功最后还是被这个中学解聘了。
之后，周又得到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聘书，但仅一月又被学校解聘，可见其不能胜任教师职务确为事实。文章也提及周此时出现精神问题，“神志失态”，“绝望到底”。尽管他已准备“再度赴美”，“向他的夫人投降”，但太平洋战争爆发阻挠了他的行程。在这里，作者似乎忘掉一个基本的史实，1941年12月，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但在一开始，中美之间的交通仍未中断，无论是空中航线，还是经由缅甸、印度再赴美的陆海联运，均是有可能让周到达美国的。文章前后矛盾的是，周行功的妻子后来由于得不到他的消息，顺利从美国来到中国寻夫，这其实也暗示当时中美航路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可以打通的。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将民族主义与家庭关系搅在一起叙述，如讲周行功的美国妻子找到他后，居然不愿意让周上前握手“表示亲热”，其原因则是“一种倨傲民族的优越感，在她的潜意识中迸发了”。甚至讲她“竟吝啬于向行将没顶的丈夫抛下一个救生圈”，要与周离婚。这与前面讲她历尽战时之艰辛，不远万里来中国寻夫之细节实际又形成冲突。
随后文章称穷困潦倒的周行功染上鸦片毒瘾，失业失志之后，周终于“蓬头垢面，半痴半狂”，典尽衣物，一无所有了。周行功在此后也消失于人们的视线，直至1946年的深秋，他的学生在地摊上见到他，听到他讲述抽烟耗去他妻子给他的大部分钱，然后又进了勒戒所与游民习艺所，等等。次日，他的学生再来寻他时，便不见其踪影。后来冬天来临，有人发现成都盐市口有一具冻死的尸体，“看过的朋友都说像周行功”。
以上就是陈仓所讲述的周行功的故事。从故事本身来说，其情节充满矛盾，甚至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但这并没有减少其影响力，1949年后这个故事则在更大范围内持久地扩散开来。究其原因，当然与这个故事刊登背后的政治潜台词有重要关系。这个故事的中心是谴责国民党政府迫害科学家。因此，其情节之编织，皆围绕此点展开。如先描写周行功的聪慧与成就，以及在美国的幸福生活。而在讲到“政府”与“官员”时，作者全是负面的描写，几乎将周的回国写成是其受骗。为了解决其个人能力与回国后境遇的差异，又特别从“社会恶劣”与“政府腐败”两点着墨，周的不得志，不是由于其自身能力太差，而是社会太恶劣，政治太腐败，从而达到谴责的效果。
故事中周行功的一生带有鲜明的对比色彩：从留美博士、工程师到倒毙街头的乞丐，从有美国妻子、三个孩子的幸福家庭到无家可归者，从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到失业者，从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到政府遗弃儿。这些鲜明的对比，使这个故事显得极富轰动性，并使其成为声讨国民党压迫科学家的最有力的证据。周行功的故事也与中国传统崇尚读书，尤其是近代崇洋留学的社会心理，完全不相吻合。因此，实际上也暗暗带有反美的色彩。如周行功对其美国妻子说的那番话，“中国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国还有希望，将来和平了，我再来接你们，到美丽而可爱的中国大陆上生活去”，便很有挽救民族自尊的意味，民族主义完全压倒家庭温情。
周行功的故事，在许多细节上都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经历或常识存在背离之处。可能是写作太过仓促，作者并没有对矛盾之处进行周全的解释，这就为故事的受众接受带来阻碍。但是，陈仓笔下这个离奇故事，究竟又来源于何处呢？如果周行功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那么，其原型又是谁呢？
三 人物历史考证：周行功原型之经历与遭遇
笔者对周行功发生兴趣，也正是由于其身份与境遇的巨大反差：一个清华与麻省理工两所名校的毕业生、航空工程专业博士、美国注册工程师、武汉大学特聘教授，以及航空委员会顾问，怎么最后会成为街头饿殍呢？不要说是在60多年前的中国，即使在今日，这种消息如果属实，肯定也会登上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个故事，也与笔者所了解的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尤其是工程类专家的经历不大相合，因此这个故事引起笔者一些怀疑，并引发了笔者的考证癖。
如前所述，《人物杂志》最早对周行功的报道，并没有讲清他的一些细节，比如籍贯、年龄等。但是，1996年出版的《单县志》却主动对号，将周行功的故事收入该志，因此，笔者怀疑这个人似乎与单县有关系。但是，原来的县志主编已经不清楚当时是哪位编者写了这个人物的词条。但是由于县志上记载其为该县周郑庄人氏，因此，笔者随即到该村调查。事先笔者已经发现这个村在近代史上曾经出过一个著名人物周自齐，难道这个曾担任清华学堂首任监督与国务总理的名人与周传功有什么关系？[6]周郑庄村现属成武县孙寺镇郑庄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当笔者通过电话向村支书问起周行功时，他表示没有这个人，并告诉笔者此事应该到成武县去询问，当笔者问到市委党校退休老师周传让先生时，他告诉笔者：“周行功就是周传璋！”。笔者满腹疑问：“周传璋是什么人？县志上周行功的简传与周传璋的历史是一致的吗？”对此，周传让先生也表示不大清楚。他向笔者介绍了另外一位周传璋的亲属周在春先生。
周在春的祖父与周传璋是同辈兄弟，据他介绍，周传璋与周自齐只能算族中远亲，不是同一支。周传璋这一支在村中势力最大，其祖父有三子。周传璋早年确实在清华读书，后来去美国，具体情形不详。后来据说回国，在武汉大学教过书，最终在重庆病逝。他有一个原配居乡，1959年过世，但周传璋一直未返乡，他在南京曾重新结婚，育有一女。[7]
笔者也了解到周郑庄同时去过清华与麻省理工的，其实只有周传璋一人。因此，《单县志》上记载的“周行功”确实指的就是“周传璋”，尽管传记信息未必准确。笔者随即翻查民国时代出版的清华校友录，终于查到了周传璋的名字。据1937年出版的《清华同学录》记载：周传璋，山东单县人，192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又入纽约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就读，1927年获得工学副学士（A.E.）学位。[8]当时他的地址登记为“南京铁管巷四达里13号”。
笔者从《清华周刊》上也查到周传璋早年在清华学校就读时的点滴记录。周在校时体育成绩相当不错。如1917年5月，周传璋参加孔教会武艺科比赛，结果与黄人杰、冀朝鼎并列第一。[9]周大约是孔教会的活跃成员。1920年4月，周参加清华学校第九次周年运动大会，获得掷标枪项目第四名。[10]另外，周传璋也是学校“辞命研究会”成员，1918年周亦曾参加中等科演说比赛，可见其表达能力亦不差。《清华周刊》1921年纪念号有文章在介绍清华学校的社团时，就提到一个叫“佛学研究会”的社团，成立于1920年冬，拥有30余名会员，是“专门研究佛家理的一个会，丝毫不带宗教的色彩”，其研究方法以读经听讲并行，以国文教授徐镜澄为顾问，周传璋担任该会的会计兼干事，可见周少年时对佛学颇有研究兴趣。1922年第249期周刊上还刊载过周传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售品公社利息之来由》，由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又曾经担任过清华学校师生合办的消费合作社——售品公社的会计。[11]这条消息也显示周传璋在同学圈中属较具理财能力者，其个人也有一定公益思想。专门研究清华校史的苏云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周传璋的名字，称周传璋是时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的孙子，同时周自齐的堂弟周自安也在清华就读，是1926级的学生。[12]
然而，关于他留学之后的经历，清华校史资料中并无什么记载。笔者查阅《申报》发现，周传璋是1923年7月出国的，其预定赴“米萨出色州”工业专门学校攻读飞机专业。[13]这里讲的学校应该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同时赴美的还有顾毓琇、梁思成、吴文藻、吴景超、施嘉炀、徐宗涑、李先闻、孙立人等。[14]在1935年出版的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同学录中，笔者找到了周传璋的学籍信息。周英文名是Chow.George.Chuan-Chung，曾在电机工程系就读，属于1926级的学生。但是，该资料上并没有显示其获得学士学位，也就是说，周可能没有完成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15]
2009年，与周传璋曾为清华同级校友的李先闻院士的回忆录出版。在这本书中，李先闻给我们讲了一个目前为止大概是信息最丰富的周传璋传奇故事。李是在讲述自己在武汉大学工学院任教经历时突然提到周传璋的：
1937年5月，东湖开放，我去游泳。汤佩松把我拉在一旁问我：“你知不知道George C.C.Chow？”我说不晓得。原来1923年级同学周传璋君打来电报，说不日即携眷来校。周在班中功课似不太好。他是清华第一任总办周自齐的族孙。据周的族祖周自安（清华1926级）告诉我说，传璋幼时甚聪明，在乡有神童之誉。毕业后，到M.I.T.学工科，半年后，被开除。嗣进纽约城大学，上了二十多个钟点的飞行训练，到各家飞机厂作绘图员。后来流落到纽约的黑人区，娶了一个“丁大姐”作太太。她本来在纽约大学学教育，已将博士学位手续办好，只欠博士论文的付印。据说，丁大姐交周三百元印刷费，周把印刷费用掉，论文放在火炉中烧掉，丁大姐的博士文凭，就随灰飞去了。周的族叔那时候在粤汉铁路当副局长。有一天武大当局在某处宴客，周的族叔，就推荐周传璋来武大担任教育部聘教授，来教航空工程。他说：“传璋在美十余年，在各处当工程师，实在是航空界了不起的人才。”当局亦没有打听清楚，就答应聘传璋了。先寄路费去，还请传璋到各处找蓝图带回来。汤佩松在美很久，关于传璋的种种，知道甚清楚。教育部当时为发展航空工程，在中央及武汉都给有一笔巨款，请两校设航空工程讲座，月支五百元，比一般教授的三百元，优厚太多了。当时在美学航空工程的甚众，为什么当局不打听清楚，贸然地，因有关系人介绍，就把这位不学无术的同班同学，请来此为清华丢脸。周来后，住在我们楼上。我亦跟人潮去欢迎他。他的高论，我还记得：“飞机用油量，每一小时飞一百英里的话，与一小时飞二百英里的，同是飞一小时，用油量不是加倍，而是几何式的增加。”讲完后，我亦随着众人鼓掌，但是鼓掌的人并不太多。跟着授课，上课时，武大的机械系主任、教授、讲师、助教们及学生旁听的，挤满了一屋，甚至有在门外听的。但传璋的学问很有限，好像一窍不通。第一课以后，只有选读该课的，不得不去上课。但传璋在上课时不教书，带了一只梵亚铃演奏给学生们听，并且自我解嘲地说：“这是给你们陶冶性情。”在月考时出了一些中文题目，好像是礼、义、廉、耻等，叫学生们译成英文。学生一律交白卷，全系大哗，传璋因之被学校解聘。
传璋还把我们请去，述说他回国教书的经过，自称他还要告武汉当局，以不守约等罪名。同学们以传璋神经已失常，劝他不要乱来。跟着传璋失踪，夫人（丁大姐）每天渡江寻夫，后来被逼去南京。传璋流落汉口，清华同学李义助传璋到南京。假若我是一个导演编剧人，或是一个小说家，传璋的资料，可以写一大本了。其实，错不在传璋本人，错是在聘他的人们。国家的一桩大事，是这样糊里糊涂地去办理，我不用再说下去了。[16]
从李先闻的回忆，我们大致清楚了周传璋的一些经历细节：首先他是周自齐的族孙，这与笔者的采访相合。他在麻省理工仅读半年被开除，所以没有拿到学位。其纽约大学“A.E.”学位大概就是学了20多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得来的。他确实在纽约结婚，但太太是“丁大姐”，并非美国人。其回国，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欲发展航空工程，特别给武汉大学部聘教授名额，打算创办航空工程系有关。但后来却因其无法胜任教学迅速被解聘，其太太流落到南京，周自己先去汉口，后来去向不明。不过究竟周传璋是什么时候到武汉大学的，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武汉大学准备请周传璋为部聘教授，此事至少在1935年就定下来了。因为我们从顾毓琇的一篇文字中可以看到记载。
1935年4月，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为纪念清华二十四周年撰写了《清华的工程人才》，其中指出：
航空界的技术方面人才十分缺少，而清华的同学，便不得不负起相当的责任来，现在航空委员会主持技术的便是本校同学钱昌祚先生。中央大学要办航空，罗荣安先生便帮张可诒先生在筹备。武汉大学要办航空便要请周传璋先生去帮忙，我们一共学航空的不过十个人左右，现在又要航空委员会，又要三个大学（连本校在内）办航空组，自然有供不应求的趋向了。[17]
可见当时聘请周传璋一事，是中央政府为发展航空工业所决定的一件大事，而且认为周具备与钱昌祚及罗荣安相同的专业学术水准。[18]不过，既然周根本就没有从麻省理工毕业，在专业学术上也无甚造诣，那么教育部或更高层的政府当局，以及武汉大学怎么会没有对其资历做起码调查呢？这只能说明当时政府主管者及大学行政层确有失职之处。此事应是国民政府时期“高端人才引进”的一桩重要丑闻吧。奇怪的是，顾毓琇本人也是清华与麻省理工出身的工程专家，尽管与周传璋不同年级，为何不清楚其在美经历？经查，1929年9月，周传璋还在美国参加了中国工程学会第11届年会，并在会上发表其论文，该文后来刊登于中国工程师学会主办的《工程》杂志上。一般的清华同学可能也没想到他会被退学，正在纽约艰难度生。[19]
李先闻的回忆也透露了其他的细节，比如周传璋在武大受到刺激后精神已失常。失踪后其妻“每日渡江寻夫”，最后在绝望中去了南京，周则是由同学义助才由汉赴宁。但后来的经历，李便没有再讲。但是笔者从陶行知的记录中，得知1938年11月，周传璋还在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十二科任职。当时该厅似设于贵阳，1939年1月迁往四川成都。[20]或周到南京后，在同学帮助下获得此职位。这也与前面陈仓所讲周担任过“航空委员会顾问”一节稍能衔接。周与武汉大学也再无瓜葛，由于其任职时间极短，加上此事又属校方行政过错，因此连武汉大学档案馆现在也查不到周传璋的记录。[21]
李先闻提到周的族叔指的是当时粤汉铁路局副局长周钟歧，他也曾担任平汉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当时武汉大学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交通部所属铁路局拨付。[22]因此，所谓周钟歧向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举荐周传璋一事应有其脉络可寻。周自安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曾服务于中国航空公司，1944年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总务处处长，1946年任交通部财务司司长。汤佩松与周自安是清华同级校友，汤化龙之子，著名病理学家，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归国任武汉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23]
也正因为相关履历资料极少，后来《单县志》将周传璋误作周行功，且完全依据不可靠的新闻报告（或“纪实文学”）来叙述其经历。一些对清华校史有兴趣者，也偶尔会提到周的名字，但其叙述更可能以讹传讹，如网络上有心者曾收集清华学校1923届留美学生资料，这一届学生确实群星灿烂，但在介绍周传璋时，资料基本上是错误的，尤其称周获得纽约大学飞机工程硕士学位更是大谬，估计是由“A.E.”这一学位臆想而来。[24]
四 政治史之探究：周行功故事生产背景及其传播
编撰历史，通常都是选择性进行的工作，尤其是校史或地方史编撰，更容易受“本位主义”的影响，爱校情怀或爱乡情结，通常会支配历史编撰者的视线与思维。正因为如此，历史通常不但由所谓“胜利者”来书写，而且也只书写“胜利者”的故事。地方史志所列人物传，绝大多数关注“乡贤名士”，或拥有一定功勋业绩者。校史编撰更有强烈的“名人”意识，成绩不佳的学生或毕业后事业失败者，通常是不会被载入他们编的史书的。也正因为此，像周传璋这样的人物，便很难进入清华校史，更不用说地方史书。反讽的是，由于一篇充满漏洞的通讯报道，一个被作者制造出来的人物周行功却被地方志编撰者看中并收入了县志。如果周行功是以周传璋为原型加以“艺术化”处理生产出来的，《人物杂志》及作者陈仓为什么要发表这篇虚假报道呢？这就必须从这篇报道出笼的时代背景谈起。
1948年，众所周知是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一年。国共两党力量的最后决战不仅表现在军事战场，也在“第二条战线”展开。中共运用其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全面的出击。《人物杂志》即是中共领导下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发行的刊物，原作者陈仓，更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人员。因此，周行功故事的发表，其实就是中共针对国民党政权所发动的舆论战的产物。
《人物杂志》于1946年1月创办于重庆，8月又在上海出版。该杂志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由张知辛以及蒋一苇、高明等人创办，在《新华日报》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张知辛早年即已参加两湖农民运动，追随其舅舅雷震寰（中共党员），战时曾任全国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副总干事。战后周恩来要求其在国统区进行统战工作，遂有《人物杂志》创办。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曾指导其创办方针。创刊词中表示要为“彷徨中的青年”“指出一条正确的奋斗的道路”[25]。该杂志出版发行后，据称甚为畅销，最高发行量达到2万份，影响甚大，杂志社将每期杂志都送5份到延安中共中央。[26]《人物杂志》《科学与生活》以及《徬徨》是战后与中共南方局有直接组织联系的三大外围刊物。
《人物杂志》从一开始就表示要以“表扬好人，批判坏人”为宗旨，[27]这八个字从第2卷第1期起亦醒目地标在每期杂志封面上。杂志问世后，便开始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有针对性地选择各类人物进行报道，“歌颂正面人物，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以此配合进步的文化运动”。[28]周恩来所写《论郭沫若与鲁迅》一文也曾在该刊发表，郭沫若则为其撰写《论郁达夫》，均是对《人物杂志》的公开支持。也许由于蒋一苇曾担任《科学与生活》的主编，科学界人物也成为《人物杂志》的重要报道对象。中共为争取科学家及知识分子，运用其控制的媒体发表了一些分量很重的文章揭露科学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不幸遭遇，如《人物杂志》第1年第2期报道白季眉教授，谴责“是非颠倒，有才能者被湮没”的丑恶社会。[29]第5～6期又报道了当时引起轰动的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森教授之死，文章愤怒地表示“这位青年科学家，非但没有得到社会上的鼓励和国家的爱护，反而遭遇到这种不合理社会的嫉恨与摧残，而默默地死去了”[30]。这个“三斗平价米”迫害教授致死事件，曾引发重庆政府政治风潮，牵涉CC系与朱家骅等不同派别势力在教育界的权力斗争。[31]在第1年第7期，更刊登一篇《记兵工专家郝贵林之死：悲惨时代的一只插曲》的文章，[32]这篇报道更早出现于《新华日报》，标题是《留法三十年老工程师郝贵林先生失业自尽》[33]。第2年第11期报道气象学家陈一得，作者斥责在“不把人当人的封建官僚的社会”里，科学工作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强调“封建势力、官僚政治实在是中国科学工作的最大阻力”[34]。
周行功的报道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问世的，陈仓在文章第二段即将周的故事与前面《人物杂志》披露过的“郝贵林”的故事，以及另外一位名叫“杨时仙”的科学家的悲惨经历放在一起：
绝望的郝贵林（航空工程专家）吊死在重庆的公共厕所中，悲愤的杨时仙把生命交给了碘酒和剪刀！一片可怕的沙漠！此刻，笔者以无比悲愤的心情，介绍另一位与郝杨两人同命运的受难者——工程师周行功先生，虽然手头资料的欠缺，有待于周先生过去相知的友好补正，但也代表个人微弱而真切的一声愤怒的控诉！[35]
不过，在这里，郝贵林的身份被标为“航空工程专家”，而按照此前报道的介绍，郝应是一位“兵工专家”。至于“杨时仙”，不知是不是名字讹误，查不到其报道信息。无论如何，中共推出这些科学家不幸遭遇的报道，显然是为了造成较大的反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周行功文章刊登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另外一家杂志《中学时代》也立即呼应，发表署名“史夐”的另外一篇文章——《国家不需要他吗？记被社会摧残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作者“史夐”自称是与周行功较熟悉的“学生”，但在叙述其经历时，与其原型周传璋更不吻合。[36]《人物杂志》后来又发表一篇《周行功的求学精神》，希望将周的故事讲得更加圆满。作者向响英自称是省立成都高工毕业的学生，曾向周请教求学之道，周则告诉她自己在麻省理工先读航空工程，毕业后再读土木，后读机械，又读电机，“每系都毕了业”，最后又回到了航空工程，虽然作者称这时周已带有几分“神经失常的神情”，但同学们仍为他勤苦认真的求学精神“惊异得瞠目结舌”[37]。对周行功的这个补充有些幼稚且自相矛盾，既然周精神已失常，他自我吹嘘的“跨专业求学旅行”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奇怪的是，这两篇报道的作者似乎均难以查到信息，或是专为发表这篇周行功的文章而使用的笔名。
周行功最早的报道者陈仓，原名陈泽群。父亲陈一言，广西中共党组织创始人，后赴上海，是地下党核心干部之一，曾任大夏大学中共支部书记，以及虹口区委宣传部长。1931年赴日，创建左联东京支盟，任干事长。陈泽群生于1927年，14岁考入空军幼年学校，该校设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离成都50余公里。在其父亲影响下，陈泽群很早就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38]他在空军幼年学校曾发起组织中共外围团体“北斗读书会”。1947年陈升入空军军官学校，该校设于成都太平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泽群即以“陈仓”为笔名，在1947年11月完成了这篇“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人物通讯。1949年后，他成为湖北省有名的杂文家，但1957年也因为其发表的文字被打成极右分子，晚年得失忆症，2008年逝世。[39]
陈泽群能写出周行功的故事并不偶然。他在空军学校读书时，耳闻目睹，对当时航空教育界应较熟悉。周传璋曾在航空委员会任职，并短时间担任武汉大学航空工程特聘教授，因此，或者陈泽群从某些渠道获得一些信息。空军学校所在地，也许与后来周传璋流落处所很接近，这也是信息获得的条件。当然，最重要的背景还是陈泽群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按知情人回忆，《人物杂志》的稿件除了外界投稿，有相当一部分是地下党安排供给的。[40]或许陈泽群这篇通讯就是党交给他的宣传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退居后方的科教界人士，在物价高昂、社会不稳的情形下，生活质量急剧下降，许多人确实面临困境，加上医疗及卫生设施不佳，科教精英之中英年早逝者也多有人在。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战时的腐败，尤其是官僚资本的横行以及吏治不佳，都是事实，也正因为如此，中共的宣传报道很容易引发大众尤其是知识群体的共鸣。然而，从《人物杂志》所报道的科教界人物的悲惨故事来看，有一些也确实是言过其实，或违背事实。周行功的故事，则更加是一个内容充满矛盾的编造作品。尽管如此，由于这个故事是在打击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背景下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只要国共两党敌对状态未停止，这种故事的传播便仍有其需求。这也是1949年后周行功故事持续在中国内地出版物上流传的根本原因。
五 1949年后周行功故事的文学传播史
1949年后，周行功的故事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得到更大范围的扩散。国共两党之间虽然渐渐停止直接军事冲突，但对峙一直在继续。作为官方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揭露报道仍有其需求。
1956年，我们在一册题为《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杂文集中，可以发现对周行功故事的引用：
实际上，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都是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有的甚至于求一安身糊口之处而不可得。如留美多年的航空工程师周行功，旅欧三十余载的兵工专家郝贵林，他们都满怀热情归国，结果只是游浪街头，失业自杀。郝在遗书中说自己“学会一身本领，无法施展”，这正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苦闷“自己在学术事业方面找不到真正的出路”。[41]
在这篇杂文中，作者黄磷不但把中共宣传的两个悲剧科学家样板“郝贵林”与“周行功”放在一起举为实例，反衬出社会主义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郝与周则成为黑暗旧中国压迫知识分子的显例。黄在文中指周是“自杀”身亡，与此前冻饿而死的报道不合。
1979年，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主编的《科学文艺》杂志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黑夜中一颗消逝了的明星》，讲的则完全是周行功的故事，这是继陈仓报道之后，又一次对周行功故事的大规模文字重塑。与此前新闻性质的人物通讯不同，这篇文字明白注明是“报告文学”，作者刘恩义也是当地著名的科普文学作家。
与陈仓报道不同，刘恩义这篇报告文学对周行功的履历进行了更大尺寸的再造。如称周是麻省理工学院“引人注目的明星”，由于他的毕业论文有“特殊创见”，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研究院获得了“两重博士学位”，同时被聘为英国、美国、比利时、墨西哥四国航空技术顾问，他对飞机形状的研究，“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航空事业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爆发，周抛下美国妻子与两个女儿奔向了重庆，但当局只让他当武汉大学的讲座教授，他为了投入抗战拒绝了这一职位，却接受了航委会顾问的虚职。与陈仓的叙述不同，周被航委会解职是因为他想申诉经费克扣一事。之后，周被成都高工聘请，由于绘图能力强，赢得了师生的尊敬，但最后仍失业。虽然在成都县中又获得物理教师职位，但一把大火把其书籍资料及博士文凭都烧毁了，工作也丢了。后面的叙述与陈文类似，妻子来找他，但仍弃他而去，周流离失所最终陈尸街头。《华西晚报》刊出消息：“著名科学家、前高工教师周行功先生冻馁而死。”[42]
在文章最后，作者表示“后来，无产阶级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科学的命运。像周行功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生命和事业在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结束不久的“声讨四人帮”的政治氛围中，作者随即将周行功的故事与当时的现实联系起来：当然，社会主义的明朗天空有时也会出现乌云。在“四害”横行时，人们就看到，历史曾表现了与过去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历史无论怎样曲折，总是要前进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在祖国万里晴空中，科学的群星正把璀璨的光华撒向全世界，撒向无垠的宇宙。[43]周悲惨的文学形象，成为“拨乱反正”之后中国迎来“科学春天”的反面背景。
从故事叙述来看，笔者认为刘恩义的报告文学大多数内容是与陈仓原报道雷同的，只是在一些故事细节上进行了加工，使人物的悲剧形象更加突出。但这些细节加工，可能离故事原型周传璋的经历更为遥远。对周行功的成就更为夸张的叙述甚至编造，以及更富矛盾性的结局的描述，也冲淡了故事的历史性。不过，由于陈仓文章发表得很早，此后周行功的名字虽然有人提及，但完整的故事可能有些湮没。因此，这篇报告文学将周行功的故事重新改造发表，在当时大力提倡“科学现代化”的时代氛围中，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刘文发表后，《科学文艺》杂志社曾刊登读者来信，称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们。[44]1981年9月这篇报告文学获得四川省科普文学创作一等奖。[45]
可能由于受这些再创造的故事的影响，周行功的名字在此后传播甚广，甚至进入国民历史记忆库，尤其对青少年影响甚大。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爱国故事”发表于通俗刊物上，常常会随着杂志传播，有时也会成为中学生作文写作的内容。一个高二的学生，就在一篇题为《一颗闪烁的星》的作文中完整复述了刘恩义所讲述的周行功故事，作文是这么开头的：
三十年代，一颗闪烁的航空科学明星，在中国的夜空上空。他就是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周行功。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他远涉重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千般勤奋，万般刻苦，他终于获得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他的地位青云直上。……[46]
接下来作者大致上是依照刘恩义的文章记述周的经历，但有意思的是，她对刘版故事也不是完全接受。或为了渲染其中心思想，她将刘笔下钦佩周行功学问的“美国学者”改写成对周“垂涎三尺”的“大腹便便的老板”，又把他一对女儿改写成了“一对爱子”。不知何故，作文又将周返国的时间从1937年改成了1941年。不过，到作文最后，作者的总结却显得更加直接，更符合中学政治（或历史）教科书中的说教：
这就是一个爱国科学家在旧中国的悲惨遭遇。他的悲惨遭遇是旧中国广大爱国的科学工作者的缩影。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是造成人民愚昧无知、造成经济文化停滞不前，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47]
1985年初出版的一册初中生作文竞赛获奖作品集也包括了一篇引用周行功故事的作文，这个初三学生在其作文中记叙他母亲从小给他灌输爱国主义故事，如带他到杨靖宇烈士墓前，讲杨靖宇的故事，使其增加了对烈士的敬仰。又讲到母亲给他“讲周行功的故事，使我懂得了做人的尊严”。[48]无论小作者的母亲是否真的给他讲过周行功的故事，这至少说明周行功的故事已进入普通民众的记忆中，成为中小学生作文素材记忆库中的材料。
在1990年代初，周行功的故事也成为中小学国旗升旗仪式中讲话稿的题材，甚至被编入了青少年思想政治读物，以作为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例证：
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抗战时期别妻抛子，只身返国，准备为国家的抗战贡献才智，国民党政府对他冷淡、刁难，最终使他游乞街头，一腔报国之心化成了一缕幽魂。可谁知道，又有多少个周行功被黑暗的旧中国无情吞噬了呢？[49]
其实，这个故事不但成为文学的内容，后来也曾为历史刊物反复转载。1987年，全国政协主办的杂志《纵横》，为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的黑暗，又将周行功的“不幸遭遇”重新刊登。[50]当时风行一时的《读者文摘》也转载了这一故事。[51]更早的重复报道，也出现在《航空史研究》这本杂志上。[52]经过反复报道，周行功的故事，也渐渐由一则带有谣传性质的“新闻”，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历史”。1996年出版的山东《单县志》，出现了这个地方“名人”的简传：
单县周郑庄（今属成武县）人。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20年被该校选送美国深造，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航空工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又考入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担任教授、工程师，并取得“注册工程师”资格。他在美国20余年与美国姑娘结了婚，生育三个孩子，家庭幸福美满。周行功热爱祖国，抗日战争前，中国向美国购置多种性能的飞机，他为确保飞机的质量，亲自义务率领技术人员细致检查飞机的各个部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为抗日救国毅然抛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告别娇妻孺子，只身回到祖国，被重庆的国民政府分配到国民政府所属的航空委员会任顾问。他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政治腐败，大失所望，断然拒绝了官方的高薪聘任，自谋职业。先后到武汉大学航空工程系任特约讲师，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任讲师，几次受聘时间短暂。为了生活，变卖了所有的衣物，但他洁身自爱，不食国民政府“嗟来之食”，终因贫困染病死在四川成都。[53]
通常地方志书上的“人物传记”，虽然未必属于专业的历史撰述，但因作者、编者对地情、人情均较熟悉，故志书传记有时值得研究者参考。然而，这个简传却有点令人感到意外，这不仅在于传主的姓名有问题，而且其表述也可能大多来自《纵横》上的转载报道，而非亲自采访。不过，与原报道相比较，仍有两点区别：首先这个简传落实了周行功的籍贯，其次它也指明周是“因贫困染病”而死。
不过，比起上面这些“历史”叙述，文学叙述也许更能受到人们关注。周行功故事进入文学领域被再加工生产，笔者能找到的最新资料，就是2001年山东籍的诗人纪宇以128行的篇幅，将周行功的故事写成了他的一节长诗。[54]由报道我们可以知道，《20世纪诗典》是纪宇所写的一首20000行长诗，“抒写了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历史进程”。[55]周行功的故事，无疑是被诗人作为描写旧社会黑暗的一个重要案例，他把周的故事题为“一个爱国者与他的报国梦”，其内容基本上是复述《纵横》上对此事的转载报道。在这节诗的最后，纪宇从周行功的名字入手，就其一生遭遇写下一个提问：
当年的中国不会造飞机
会造飞机的周行功 无功而行
是国家不需要他的本领
还是他注定要在美国成功？[56]
六 结语
周行功故事自1948年问世后，一直在中国社会流传着。2008年，我们仍然可以从一册科技简史图书中发现“周行功”的名字。[57]尽管这个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相争氛围下产生的，但由于它成为一个重要宣传案例，故能伴随有关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科学家悲剧”舆论生产而持续存在。在这个故事生产、传播与记忆的过程中，“新闻通讯”与“文学产品”“历史传记”之间不断互相复制，但所讲细节与事实本身之间的落差之大，却有些荒谬。
中国现代史知识之制造，以及公众历史记忆之塑造与传播，从这个故事中可看出基本的脉络。新闻、历史、文学，这三个知识领域表面上有区分，但从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来看，几乎所有的叙述文本都可以视作一种“文学建构”，许多细节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学定义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58]那么，所有这些叙述可能又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文学”作品，而更像是一种宣传作品。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与传播，虽是20世纪中国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小小事件，但正由于其荒谬性，恰恰使我们能够对20世纪文学与历史、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谱系有所了解。从谣言到新闻再到文学，最终进入历史，这种信息的扭曲、放大、复述过程，也是中国人历史知识，或国民历史记忆的生产过程。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近现代历史，多半便是在这种脉络中被建构出来的。
生活在当下，当我们打开电视机，便可以看到无数对国民党时代中国的描写，“国民党”也是中国内地影视重要的题材。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分析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知识”，便会发现绝大多数信息仍来源于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以及过去僵化的历史叙述。依据这些“历史知识”，观众们得以想象“国民党”与“民国”，并建构其对过去历史的“历史记忆”。亦会把它作为分析当下中国的一个知识背景。但是，这种知识的基础如果多是建立在国共斗争时期陈旧的“历史叙述”之上的，那么，它不但无助于民众培养出实际的历史意识，也可能对社会文化认同造成不利影响。
所谓文化者，以文化世也。文质而世朴，人民知书达理，社会道德于兹养成。无论新闻、文学还是历史，如果全为宣传服务，那么建构“国民记忆”的同时，其实也扭曲了基本的事实与价值，这些点滴的破坏与建构，便使20世纪中国人的全部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知识决定历史记忆，并与公众文化价值之形塑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若公共历史叙述完全受控制，那么，所谓“历史记忆”的公共表达，便只剩下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及政治利益进行表达这一种可能。这种扭曲的建构性历史记忆，最终弥漫于各种知识灌输体系之中，便很可能成为受众想象历史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随着当事人或“历史知情人”的渐渐消逝，加上研究环境与研究者素质的制约，探究过去的历史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个不大可能的事情了。
[1] 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2] 陈仓：《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人物杂志》第3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第6页。
[3] Paul A.Cohen，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4] Henry Rouso（ed.），Stalinism and Nazism：History and Memory Compared.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5] 如对其籍贯信息，陈仓只称“周先生是山东西南部人，哪一县已经记不清了，家境相当富裕”。对其去美国的时间，也只是称“约在民国六七年间（1917年至1918年）”。但是奇怪的是，在一些与全文中心相关的细节上，作者的陈述则毫无游移之意，如称周获得博士学位，又娶了美国女人做太太，生了三个孩子。为了表述个人经历反差的需要，文章一开始就称周行功“天资聪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以“优良的成绩毕了业，而且入了研究院”。以上文字皆引自陈仓《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
[6] 周自齐（1871～1923），字子廙，山东单县人，曾祖父周鸣銮为清嘉庆己巳恩科进士，后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祖父周毓桂，清道光丙戌科进士，后任广东雷州知府。1894年周自齐应京兆试，科顺天乡试副榜。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领事，外务部右丞、左丞，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陆军总长。1922年3月，署理国务总理。1922年6月2日，摄行大总统职务，旋因黎元洪复职大总统，周退出政界。次年9月病故于上海。周1909年曾任游美学务总处监督，1911年任清华学堂监督。
[7] 采访周在春先生记录，2013年3月。
[8]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编《清华同学录》，1937年4月，第182页。
[9] 《孔教会丛志》，《清华周刊》1917年第111期，第30～31页。
[10] 《周年运动会》，《清华周刊》1920年第186期，第30页。
[11] 《售品公社利息之来由》，《清华周刊》1922年第249期，第22～24页。
[1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三联书店，2001，第212页。
[13] 《清华学校本届赴美学生》，《申报》1923年7月20日，第13版。
[14] 《清华学校本届赴美学生》，《申报》1923年7月20日，第13版。
[15] Eugene Chen Koo（e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ese Students Directory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ese Students Directory，1931，p.23.
[16] 李先闻：《李先闻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第110～112页。
[17] 《国立清华大学24周年纪念特刊》副刊号外，1935年4月29日，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第245页。
[18] 钱昌祚，著名航空工程师，1919年清华学校保送留学美国，192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进读航空工程研究班，1924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清华大学。曾担任国民党政府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航空机械学校校长、航空委员会技术厅副厅长等职。1934年起担任中国航空工程学会会长。罗荣安，航空教育专家，1918年自清华学校毕业赴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科就读，1923年从航空工程系获硕士学位，1935年返国创办中央大学自动工程研究班以及航空工程学系。
[19] George C.Chow，“Aerodynamics and Airplane Design”，《工程》1930年第6卷第1期，第74～97页。
[20] 第十二科是负责航空工程的部门，隶属第二厅第五处。1938年航委会改组，技术厅厅长为黄光锐，钱昌祚副之。技术厅下属技术处，处长吴家铸，副处长李柏龄，处下设两科，科长刘树钧、力一湖。《空军沿革史初稿》，国民党航空委员会，1939，第1964～1965页。
[21] 据2013年3月26日武汉大学档案馆查询复函。
[22] 1933年5月，蒋介石曾致电交通部次长何競武，称原由平汉铁路局常月津贴武汉大学八千元不能停止拨付，以免损害造就华中人才大计。蒋介石致何兢武电，1933年5月26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002-090102-00004-074。
[23] 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科学家的回忆录》，科学出版社，1988，第39页。
[24] 资料称，“周传璋，山东单县人，192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1927年获纽约大学飞机工程硕士学位，早年曾在清华工学院机械系航空组执教过”。《梁思成那届“清华放洋生”大追踪（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59347901011y68.html。
[25] 张攻非：《我的父亲张知辛和中国第一本人物杂志》，《人物》2011年第10期；杨天堂：《杨天堂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398页。
[26] 公盾：《花圈——悼念张知辛同志》，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编辑《榕树文学丛刊 一九七九年第一辑 散文专辑》，第258页。
[27]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出版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
[28] 蒋一苇：《关于〈科学与生活〉、〈徬徨〉、〈人物杂志〉三个外围刊物的史实》，《重庆党史资料》1984年第8期。
[29] 文华：《白季眉教授》，《人物杂志》第1年第2期，1946年3月1日，第2～6页。
[30] 周颖：《朱森教授之死》，《人物杂志》第1年第5～6期，1946年12月10日，第1页。
[31] 任美锷：《回忆与怀念》，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26～27页。
[32] 米叶：《记兵工专家郝贵林之死：悲惨时代的一只插曲》，《人物杂志》第1年第7期，第8～12页。
[33] 《留法三十年老工程师郝贵林先生失业自尽》，《新华日报》1946年6月17日。
[34] 石青农：《气象学家陈一得》，《人物杂志》第2年第11期，1947年11月15日，第4～5页。
[35] 陈仓：《一个为罪恶的社会所杀害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
[36] 史夐：《国家不需要他吗？记被社会摧残的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中学时代》第15期，1948年3月2日，第8页。《中学时代》是中共上海市学生委员会创办的公开发行的刊物，针对“广大政治态度上中间和进步的中学生”，由中学区委负责。马福龙：《中学时代》，载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第514页。
[37] 向响英：《周行功的求学精神》，《人物杂志》第3卷第3～4期，1948年4月15日。
[38] 陈泽群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在1980年代才得到政府承认，也因此获得离休干部待遇。鄢烈山：《武汉杂文家陈泽群》，《南方周末》2009年2月25日。
[39] 余坦坦：《陈泽群的冷暖人生》，《杂文月刊》2007年第2期。
[40] 张攻非：《我的父亲张知辛与中国第一本人物杂志》，《人物》2011年第10期。
[41] 黄磷：《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17页
[42] 刘恩义：《黑夜中一颗消逝了的明星》，《科学文艺》1979年第2期。
[43] 刘恩义：《黑夜中一颗消逝了的明星》，《科学文艺》1979年第2期。
[44] “科学文艺信箱”，《科学文艺》1980年第2期，第95页。
[45] 《四川省一批优秀科普作品获奖》，《科学文艺》1981年第6期。
[46] 钟晓雅：《一颗闪烁的星》，冯明生、张作富编《中学生记叙文写作训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第45页。
[47] 钟晓雅：《一颗闪烁的星》，冯明生、张作富编《中学生记叙文写作训练》，第45页。
[48] 吴悦春：《我的母亲》，吉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编《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竞赛获奖作品：初中生作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
[49] 刘群辉：《国庆日的思考》，何龙祥、李自齐、王俊岭主编《国旗下的讲话》，科学普及出版社，1993，第325页。
[50] 陈仓：《一个为罪恶社会所吞噬的航空工程专家》，《纵横》1987年第1期（总第19期），第47～50页。
[51] 《读者文摘》1987年第8期，第21～23页。
[52] 姜长英：《航空专家的悲剧》，《航空史研究》第3辑，1984年第1期。
[53] 山东省单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单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738～739页。
[54] 纪宇：《20世纪诗典》，作家出版社，2000，第176～179页。
[55] 《20世纪诗典》，《光明日报》2001年8月23日。
[56] 纪宇：《20世纪诗典》，第179页。
[57] 杨水旸编著《简明科学技术史》，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第281页。杨指“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反共内战延缓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进程”，周行功事件便是其列出的一个例证。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第1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