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西和浙江：地方读书人的美风化俗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七，山西省太原县晋祠镇赤桥村37岁的秀才刘大鹏，知悉“晋祠开市演戏”，便“午后敬随父亲大人去观”。[45]这是帝制晚期中国乡村生活极其平常的一个片段，“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像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守护乡间文化，积极投身各种庆典，乃是意识中的自觉。而且，他作为乡绅并未与赋税有过任何联系，因而不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列的“赢利性经纪”或“保护型经纪”[46]的一种。相反，刘大鹏对经济有本能的排斥，其心思主要耗费于规范地方文化秩序，对乡村庆典、农事耕作、婚丧嫁娶、科举考试、乡间逸闻等目力所及之事记录详细。

作为一名地方塾师，且不断参加科举考试，阅读儒家典籍显然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事。不知何故，刘大鹏很少记录读书心得，我们只能从他对学问的态度上推测他的读书样态。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十八日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当今之世，士风甚坏，平日用功所读者，固是时文，所阅者无非制艺，而于经史子集不问者甚多，所以士林之内多浮文而少实行，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诸端，亦皆不讲。[47]

此类批评读书风气每况愈下的议论，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刘大鹏的日记中。由于家乡晋祠“傍官道，人多经商，少务农，加以有丰富的稻草为原料，造纸业相当发达，形成重商轻学的乡风”，[48]作为一名读书人，无论出于私人的感情，还是出于对传统的维护，他对此都颇感失望，其言论流露出他对儒家正统学问以及道德礼仪的深深眷恋。

与刘大鹏年纪相仿、一样拥有塾师身份的浙江温州秀才张棡（1860～1942），或因居于沿海地区，风气早开，其科举的功名虽低，却比上述诸位对外界事物多出一份敏感。这也无甚奇怪，若以功名衡量，那些得风气之先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曾在科举上取得成功。早在1889年时，张棡的日记中就已有阅读报纸的记录：

报中又详言今日各处匪徒闹事，焚毁夷人教堂。湖北之武穴，安徽之芜湖，又有安庆、镇江、南京、丹阳、九江等处。芜湖县令系永嘉场王君玉如焕熙任，一旦酿此巨祸，虽于二三日后王君亲获纵火首犯王光，经傅有顺等禀请大宪就地正法，而功不掩过也。[49]

与孙、皮两位阅读邸报、《京报》和“沪上新闻纸”相比，这条读报记录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既超越了个人耳目所及，又跨越了狭窄的朝廷事务，而是进入“天下”的具体世界之中。不过，这只是1894年以前乡间生活的昙花一现，在大多数寻常时日里，张棡也和他的同辈人刘大鹏一样，将乡里空间的戏剧演出、科举考试、农事耕作视作人生的头等大事。

由于日记删减严重，[50]张棡的阅读世界略显模糊不清，我们只能从中拾起几段碎片，拼贴出他的阅读状态。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初一，日记里出现了《曾文正家书》的身影：

灯下，看《曾文正家书》数则。其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中所立课程最佳，仅录于后备览：课程，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51]

五月二十日，读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他从此书摘录了两大段格言——“为人不可不辨者”、“作文不可不辨者”，[52]作为自省修身的标尺。两则阅读记录，大概描绘了一个试图通过读书内省、进而达成理想儒者的初步轮廓。

即便是生活在乡村世界的秀才，张棡亦结识了孙衣言[53]（1814～1894）这样退居乡里的大儒。不过，其情形亦如孙、皮两位，读书人聚在一起探讨的通常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儒家典籍的学问世界：

四月二十八，予与之促膝高谈，始了了。所谈治《史》、《汉》及国朝古文门径。

九月十八，琴西先生命人持名片来要予去，灯下因至伊处，适蕖田先生亦在屋，因共谈古人并《史记》，约至二更始返。

九月二十一，早晨至琴西先生处闲谈古文词并诗、时文。[54]

由刘、张二人推测其他身处乡间的地方读书人，其阅读和交往的世界，也和京城、省城的读书人一样，大抵是在前人的遗产中逡巡。与孙、皮不同，读书之余的刘、张，各自人生的重心落在地方社会，倾心于儒家文化和日常礼俗的维护。相较而言，张棡的特别之处在于地处东南沿海，或有可能间隙地通过读“报”[55]，而比刘、孙、皮诸人对朝廷之外的现实多一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