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城镇化发展及一般规律

一 国外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不仅指人口的城镇化，而且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城市型社会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已达70%～80%，其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轨迹等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讲，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镇化兴起阶段（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是近代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这一阶段，凭借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英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且率先开始城镇化进程，逐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实现城镇化的国家。1851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而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达到50%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兴起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家庭小生产是城镇经济的主体，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集中在手工作坊和私营小型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食品零售商、小商贩、工匠及少量低层次的服务业人员，此时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拉力”还不够强大；同时，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大，使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推力”还不太有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

第二阶段：城镇化推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此阶段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到20世纪中叶，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城镇化。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4%，其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8%。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入城镇化的起步与初期推进阶段。城镇化推广阶段的特点是：大多数欧美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现代工业基础初步确立，工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镇的就业岗位增多，对劳动力的“拉力”增大；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快速增长阶段，农村的人口压力增大，乡村的“推力”明显加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中叶至今）。此阶段为城镇化的普及阶段，是城镇化成熟阶段。城镇化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造成城镇人口过度膨胀、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向城郊迁移，引起商业衰退，城镇人口进入饱和状态，城镇化发展速度趋于缓慢；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农业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动力较少，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都趋向均衡，城乡间人口转移达到动态平衡，城镇化进程趋于停滞，部分城镇甚至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速呈现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若干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和城市带。

二 国外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几种模式及特点

世界各国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形成了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根据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可以概略地将国外城镇化发展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主要以西欧、日本为代表；二是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三是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主要以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

1.以西欧、日本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

工业革命前，西欧大多数国家城镇化处在较低水平，而且发展非常缓慢。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欧城镇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是英国的城镇化水平在1851年率先超过50%，随后德国、法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上升到50%以上。日本的城镇化进程比一些西方国家晚百余年，但与西欧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城镇化在速度上很引人注目，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1945～1970年，日本城镇化水平由27.8%提升为72%，年均增长1.77个百分点，一举跻身为世界高城镇化水平国家行列[1]。在经历了城市的快速发展阶段后，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都保持在70%以上，进入了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平稳时期，并且形成了伦敦、巴黎、东京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都市。目前，西欧作为全球人口自然增长最慢的地区，人口转移以城市间人口流动和移民为主，城乡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

由此可见，西欧、日本的政府调控式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既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但政府调控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各方面，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

此发展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又使城市的集聚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英国北部的一些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伦敦由于集中了管理、金融、保险、工程、服务业，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中枢。又如，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对煤和铁矿石的需要，德国鲁尔区新城镇应运而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竞争的加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了不断调整和重新分工，城市发展格局显现出新的态势，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二是城镇化早期疾病的流行使城市建设的法律规范得以建立和完善。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城镇化初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和产业活动迅速集聚，而城市又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居住条件恶劣，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导致致命疾病的流行。19世纪30至60年代，英国先后出现三次流行性霍乱，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自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了一系列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管理的法案。从1848年到1909年，英国先后颁布《公共卫生法》《环境卫生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法案，对卫生和建筑进行管制，由政府组织向低收入者提供公共住宅，从而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继英国之后，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相继制定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手段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进行规定和规划引导，以有力的行政干预来改善城市的环境。三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是各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二战”后，伦敦向外围迅速扩展，对农业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35年，伦敦郡通过了“绿化带开发限制法案”，由伦敦郡政府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进而引导城市的建设开发，减少城市发展对乡村环境和利益的损害。中央政府成立城乡规划部，加强规划成为地方政府的法定义务。在西欧、日本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人口、土地、资本等与城镇化相关的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配置。同时，各国政府也强调对市场竞争和社会保障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公共政策，健全法制，开发建设区域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引导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协调互动发展，积极推进区域结构调整，正确应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针对各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及时调整政府政策，用行政、财税、规划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2.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城镇化水平也很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进入高度城镇化社会。城市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发生很大变化，人口、就业和新的投资开始从美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大制造业城市向南部和西南部的城市和乡村转移，大都市增速减缓。美国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能力较弱，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任由城镇发展和城镇建设按照市场需求推进，造成城市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部低密度地区蔓延，城镇建设杂乱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美国的郊区化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迅速集中，城市中心交通拥挤、住房紧缺、环境恶化、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使人们希望逃离城市接近自然。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崇尚实用、新潮和对私有住房的强烈追求，占地广、绿化多、空气清新、房子宽敞、房价又相对便宜的郊区住宅适应了他们的要求。富有家庭有能力选择离开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中心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舒适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私人小汽车的普及和全美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使得郊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娱乐、购物更加便利，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有能力移居到生活环境较好的郊区，富有家庭则迁往空气、环境更好的远郊，从而加快了美国郊区化的步伐。同时，由于美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加上利益驱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政府为了开发建设地方经济，竞相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农场主为了获得利润，也愿意将农田卖给开发企业，而较少顾及农田或生态环境的损失，服务业，尤其是大型购物城的兴起，满足了郊区生活的需求。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有利于促进郊区化。1935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工程进展署（WAP），大规模建设城市公益福利设施和私人资本不愿提供的具有远期效益的工程项目，这些道路、桥梁、地下管线、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郊区的交通和居住条件，为大规模郊区化奠定了基础。联邦政府的税收制度倾向郊区，如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政策，在客观上鼓励民众购买郊区更大、更好的房屋，从而推进了城市郊区化。城市的郊区化，使得城市发展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部低密度地区蔓延，城市逐步发展为包含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郊区化使得美国的人口密度降低，郊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这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农民为了获得利润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导致农田流失严重。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农田流失的速度增长了3倍[2]，从平均每年110万英亩增加到310万英亩。二是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宁静的大自然、一片片树林和庄稼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差别的低密度住宅区。人们搬至郊区是为了逃离污染严重的城市，结果却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汽车废气污染。人类活动排放的生活污水，制造的生活垃圾，也污染了郊区环境，致使很多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同时，对汽车的高度依赖也使美国城市的高能耗成为世界之最，人均能源的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三是经济成本较高。郊区离市中心较远，交通成本高，出行时间长。据统计，1980年美国人均每年仅用于交通方面的花费就高达1270美元。在芝加哥区域，位于远郊区的家庭平均每年驾车出行的时间为居住在城市中交通设施沿线家庭的242%。由于人口密度过低，公共交通、教育、文化、警力等社会服务和水、电、气、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人均开支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开支，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和州政府不堪重负，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支撑过度的郊区化。四是贫富差距加大。富有的人有能力搬至环境较好的郊区生活，从而形成富裕的郊区环绕着相对贫穷的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已成为美国城市的主要特征。城郊间贫富分布的不均衡使得种族、阶层间的文化冲突不断加剧，形成了相互割裂的社会圈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人口向郊区转移，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大幅度下降，位于东部、北部的老工业城市与内陆城市在此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城市中心逐渐衰败，从而导致老城区的修缮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逐年减少，大城市中心出现贫困、脏乱和犯罪率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3.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城镇化

以拉丁美洲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和城市体系是在遭受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即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被动发展模式。这是由于殖民地国家无权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宗主国一味地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因此一旦遇到天灾减收或疾病流行，农民们便不得不将土地廉价抛售，而失去土地的大批农民只有向大城市集中。同时，由于政府未能及时进行调控和疏导，也没有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而是把农民向城市转移作为解决农村社会冲突的一个途径，从而导致“过度城市化”。其具体表现为，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进程，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5个处于半工业化经济类型的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大致都处在10%～15%。到1960年，工业化率仍维持在10%～15%，而2万人以上城镇人口的比例却增至30%～50%。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镇化进程。合理的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有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出现在其殖民地国家时期，国家经济的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本国市场只是原材料加工地，民族工业较为落后，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本国经济将受到致命打击，仅靠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城市经济和物质文明，从而造成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拉美国家主要依靠外国资本发展工业，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却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建设，农村经济发展较慢，因而扩大了城乡差距。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量农村人口涌向生活条件更好的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三是殖民式的城市治理模式制约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欧洲宗主国的移民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等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城市的发展和扩张有着深远的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城市治理模式的欧洲化。拉美和非洲的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无视本国原有的民族文化，没有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完全套用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办法，导致这些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极其艰难，在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其经济却在逐渐衰落或停滞不前。

由于拉美地区的过度城镇化，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一方面，拉美地区城镇化发展过度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拉美各国政府采取了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大力推进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使大城市对移民更具吸引力，也使大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迅速提升。人口和资源迅速向大城市集中，逐步对边远地区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发展产生了排斥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环境和社会问题，如城市环境恶化、交通堵塞、住宅拥挤、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就业水平持续下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另一方面，工业化大幅落后于城镇化导致贫民窟泛滥。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化步伐，实现民族独立后，城镇化进展迅速，截至2000年，拉美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75%，但工业化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仅为30%。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使城市难以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满足不了农村移民的就业需求。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在城镇买房安居，生活困苦，迫于生活压力，只能通过非法手段，在城市闲置土地上自建住房。但这些自建住房并没有列入市政部门规划，所以政府对居住区内的基本建设的投资相对较少，导致自建住房居住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极度匮乏，并逐渐沦为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的贫民窟。拉美近 40%的农村移民到城市后都聚居在大城市贫民区，其中大部分居民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更谈不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对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毒品买卖和色情服务猖獗，犯罪率上升，这些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简单聚集，而且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城市型社会的转型，是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综观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1.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通常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般沿着起步→快速发展→高位趋缓的轨迹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的形态特征与内在机制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并体现出鲜明的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在30%以下。该阶段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够丰富，第二产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短缺，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相对薄弱，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中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为30%～70%，该阶段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水平以稳定的增速发展，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内涵的发展。城镇化水平为70%以上为后期阶段，此时城镇化发展进入了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城镇人口比重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城镇化进入稳定阶段，城镇的功能更加多样化、复杂化，逐步成为该区域的经济、科技、文化、商贸中心。

以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美国为例。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城镇化水平仅为5%，处于初级阶段；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美国城镇化在和平的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1920年，美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此时的城镇化水平为51.2%，达到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1920年以后，人口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趋缓。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镇化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30年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稳定在74%～77%。

2.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动力来推动，综观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应英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十分迅速，在此期间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迅速崛起、成长。同时，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北部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等地区形成城市密集的区域。从发展的速度看，城镇化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发展步伐一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一般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即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同步城市化”。工业化及所带来的资本扩张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其前进不可或缺的第一动力，整个城镇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的体现。

四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1.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公共干预政策引导和规范城镇化发展。一方面，政府可以针对各个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对各项政策、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用财税、行政、规划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干预政策，健全法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引导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的协调互动发展，从而快速顺利地实现现代化。以全球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英国为例，在英国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城镇化曾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针对实际问题制定了多部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成功地引导了城镇化的发展。“二战”结束后，英国出现城镇化大规模重建、人口快速膨胀等现象，有郊区化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采取设置环城绿化带和建设新城的城市规划政策，较为成功地控制了大城市的无序扩张。

2.重视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担任重要角色。一方面，农业为城镇化提供了稳定的农产品来源以及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城镇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一部分资金。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如：1750～1760年的法国，1760～1770年的英国，1820～1830年的奥地利、意大利、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有过“农业革命”，使农业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转化为城镇发展中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农业的重要性，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谋得城市的发展，形成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的局面。如拉美、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城镇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大城市迅速膨胀，而农业逐渐衰退和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部分国家长期陷入“过度城市化”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3.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其中，交通运输是实现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西方国家始终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铁路、公路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例如，美国先后建成了贯通东西、深入西部腹地的铁路大动脉以及5条平行的东西大干线，从而促进了区域间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法国将大量资金投入交通建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运河、铁路，这些交通设施对法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就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大部分公共投资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港口、工业用地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建设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网络，而且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交通设施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集中、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和商业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顺利发展。

4.注重培育城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中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如美国的帕洛阿尔托小城镇，虽然全镇只有5.6万人，但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凭借毗邻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大力发展以电子软件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特点的主导产业。同样，西雅图是微软的总部所在地，也形成了其主导产业。而以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的巴西伊瓜苏市则以旅游业闻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发达国家也非常注重城市特色产业的培育，不少城市立足于自己的资源特色、环境条件，确定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使城市迅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和钢铁城匹兹堡、法国的葡萄酒城波尔多、意大利的服装名城米兰、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等均以独特的城市产业竞争优势而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