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生建设的“内地化”

从国防角度看，清朝允许满洲、八旗携带家眷驻防。惠远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4240名，惠宁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2120名。乾隆五十年（1785），惠远城满洲官兵家口共22274口，惠宁城满洲官兵家口共12458名。八旗子弟承担世袭的兵役制度，旗丁一旦编入，须世代披甲。乾隆五十五年（1790），伊犁将军保宁为解决满营丁口的生计，曾奏请增加惠远城满营步甲400名，得到乾隆恩准，但以后不准增加。

驻军与家眷人口日益增多，物资匮乏，而从内地远距离调运物资的成本很高。“取之不易，守之尤难。”时人记载，“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饷。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一岁之用，钱价昂贵。”[25]因此，支撑伊犁军饷都是从内地调运，称之为“协饷”。但是，粮食无法调运，为克服绿洲自然力的限制，进行垦荒和粮食生产。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清朝陆续从阿克苏、乌什、库车、拜城、沙雅、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等地迁移6000户维吾尔农民，安置在伊犁河两岸定居垦荒。他们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每年以粮赋的名义向当局交粮10万石左右，成为伊犁军民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陆续从内地增调绿营兵2500名到伊犁，主要安置在绥定、清水河、芦草沟一带，以500名操练巡防，2000名屯田，五年更替。后来屯兵改为携眷，定额2500名，分为25屯，每屯100名。清朝还将内地的犯人发遣到伊犁种地，交给屯兵看管，所产粮食是伊犁军民粮食的另一重要来源。再次是迁移内地的无地农民到伊犁屯田，对屯田士兵和遣犯的家属，也分给土地，尽量把他们编入民籍，使其安心生产。另外，这一时期从黑龙江移驻伊犁霍尔果斯的索伦营游牧种地，从盛京（今沈阳）移驻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着力务农。

伊犁进行屯田开发，乌鲁木齐、镇西则是国防与屯垦并重，大力发展屯田制度，天山北路的新垦土地面积不断增加，不过，开发的自然条件问题对屯田亦有深刻的影响。天山横亘新疆中部，对南北坡及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都有深刻的影响。从热量条件看，有利于天山以南而不利于天山以北；从水分条件看，情况恰恰相反，天山北坡年降水量比天山南坡多1～2倍，发源于天山的河流，全都是内流河。巴尔喀什湖、伊犁草原、乌鲁木齐盆地、巴里坤草原一线，形成了被戈壁荒漠阻隔而星罗棋布的草原绿洲地带，气候寒冷，只能种植一些耐寒的农作物，如小麦等。

乾嘉时期北疆垦区发展迅速，为“屯城”提供了广阔的腹地，根据华立先生研究，北疆垦区耕地总面积在道光元年（1820）超过128万亩。[26]北疆草原变成了农业区，不仅为垦区各城市提供了粮食，而且出现了大量剩余。乾隆中期，“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27]粮食主产区古城的粮价还低于北疆其他垦区，乾嘉之交，当地一石粮食价格甚至长期低于五钱。[28]剩余的粮食可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了。同时，乾嘉时期北疆各垦区还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绿洲农业区，清人纪昀咏道：“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栗上青天。”[29]各“屯城”也是遥相呼应，“屯营列戍，烽堠相望。”[30]

无论是驻军、屯田还是修筑城市，首要目的都是保障伊犁驻军的需要。清朝不惜代价，在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大力进行开发建设，主要是为了克服地理力的限制——距离内地的核心区过远这一事实。此外，伊犁还铸造货币，建立了“宝伊局”，开发各种矿产资源，实行对外贸易等，这些前人多有研究，就不一一而论。

乾隆对伊犁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保宁）自抵伊犁以来，察看该处耕种百谷，屡岁丰收，牲畜滋生繁息……贸易之民亦渐增至数万。在此置产者既多，而于城市开铺，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于内地无异。”[31]表达了乾隆希望伊犁衣食财赋与“实与内地无异”，实现“经济自立”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