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美国在东亚的活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1784年8月23日，退役美国海军军官格林（John Green）驾驶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三桅帆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经过六个月的海上航行，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到了澳门氹仔泊地。“中国皇后”号鸣炮七响向澳门致意，澳门炮台也鸣炮回礼，表示欢迎。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艘来澳门也是第一艘来华的商船，它在泊地升起了美国国旗。在取得清政府颁发的“中国通行证”后，“中国皇后”号继续沿珠江而上，于8月28日抵达广州的黄埔，其所运来的人参、毛皮、棉花等货物很快售完，在购置了大批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织品等货物后返航，于1785年5月10日顺利回到纽约，其所运回的货物一售而空。“中国皇后”号此次来华贸易，获利丰厚，利润率约达25%，成功开启了新独立之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

“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启了美国在澳门活动的历史，也使澳门成为美国早期在东亚商业活动的重要据点。

美国在澳门的活动大致可分为无条约时期和有条约时期两个阶段来考察。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是无条约时期，中美关系围绕着广州与澳门两地展开。1757年，清政府规定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自此以后，直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欧美各国进入中国唯一的门户。而欲进入广州，必须经过澳门，所以广州和澳门成为早期中外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主要舞台。在美国早期的对华商贸与宗教活动中，澳门扮演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角色。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后是条约时期，随着中国口岸的不断开放，美国对华政治、经贸及宗教活动日益活跃，在华的活动区域也不再局限于澳门。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华利益逐渐清晰，与欧洲列强时有冲突，进而影响到澳门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在澳门的活动内容与性质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望厦条约》签订后的二十余年是美国逐步全面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是美国在澳门活动的一个特殊时期。美国借助条约，同中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其在华的影响力显著增加。

澳门成为美国早期在华及在东亚活动的重要基地，与时代背景有关。18世纪后期，刚刚独立的美国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封锁，丧失了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失去了一直由英国人控制的传统市场和几乎所有的财源，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负债累累，急需开辟新的市场，于是向尚未被欧洲强国垄断的中国市场进发便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不二选择。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首个关税法案，对美国商船从中国、印度运来的茶叶征收较低的从价税[2]，以保护甚至鼓励美国人到中国和印度贩运茶叶。18世纪后期正是亚洲贸易迅猛发展的时期，围绕着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跨国贸易如火如荼。欧洲与亚洲的商人都积极参与到东亚和印度洋的贸易中来，美国商人当然也不甘落后。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澳门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被美国人看中。所以，了解19世纪美国在澳门的活动，对于深刻认识19世纪美国对华关系及其东亚战略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今天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的时刻，回望历史，了解美国早期在亚洲扩张的脉络，似乎也别具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书将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研究：美国独立之后至19世纪上半叶，是如何逐步进入亚太地区并参与到列强在东亚的势力扩张中的？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广州地位开始下降而香港地位开始上升之时，为什么美国仍于1849年设立驻澳门领事，为何又在1871年撤销驻澳门领事？澳门对美国在亚洲扩张的整体战略有何种意义？澳门在美国与欧洲列强争夺东亚利益的博弈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美国驻澳门领事馆开设的二十余年间，美国人在澳门做了些什么，对澳门社会生活及经济转型有什么影响？从国际政治的宏观视角来看，19世纪美国人在澳门的活动对日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亚洲整体战略的形成有何影响？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美国是否已经孕育着一套影响至今的亚洲战略？本书通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梳理分析和对19世纪美国外交档案的考察，以期获得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