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综上所述，清代中叶，随着广州贸易向欧洲国家的开放，来华贸易的国家及其商船数量逐渐增加，对华贸易规模亦随之扩大；而澳门港不再享有明末时期的独占性繁荣，失去了作为中外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然而，在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和贸易增长的大场景中，澳门港仍获得了某些发展机会，是故及至鸦片战争前夕，澳门港的海上贸易显示了某种发展的趋势。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的实现，外国商业资本深入中国内地，中外贸易逐渐出现了新格局。随着条约港口体系的渐次形成，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开放，贸易总量急剧增大，港口腹地关系不断重组，多港口-多腹地结构逐步形成，导致进出口贸易出现多中心格局，从而完全改变了澳门港口的运作条件和环境。另外，澳门当局逐步实现对澳门的殖民管治，将其置于中华帝国体制之外，并推行自由港政策，使得澳门港的发展处于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之下。凡此种种，从根本上改变了澳门港的生存条件，将其置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和商业网络之中。这是我们在研究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时必须坚持的出发点。长期以来流行的衰落模式的缺陷就在于：缺少对鸦片战争前中国海外贸易特别是澳门海上贸易发展基本趋势的关注，又片面地理解战后新格局对澳门的影响，不适当地用明末特殊时期的独占性繁荣作为参照物，将澳门港口海外贸易的历史简单定位为衰落。事实上，鸦片战争后新格局是一个渐次形成的过程，其对澳门港口的影响在不同时间坐标处的表现是不平衡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外贸易格局深刻变化的大场景带给澳门港口的不仅是挑战，同时还为她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机遇，使这个古老的小港口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用这个思路来考虑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的发展过程，我们的研究所获自然远非“衰落”模式下寥寥数语的空洞结论所能涵盖。
[1]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4～5页。
[2]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in 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Boston，1836；Hong Kong，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p.225.
[3]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in 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Boston，1836；Hong Kong，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p.224.
[4] 参见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时间的争议》，载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169～178页。
[5] 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版），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41～242页。
[6] 参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91、98、101～102、143～145、347～348、350～351、358～359、373～374、378～379页。
[7] 详见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77～270页。
[8] 详见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76～279页。
[9] Chronica de Macao 20（1835）：86-87.
[10] 莫拉：《十九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2期，澳门文化司署1995年春季刊，第29页。
[11] Chronica de Macao 20（1835）：86.
[12]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 3-7（1838）：12-68.《澳门宪报》葡文全称前后多有变化，一些论著（包括葡萄牙学者的论著）的披露也颇多差异。有鉴于此，本人通过实际翻阅，已将《澳门宪报》葡文全称各卷期的变化详列于本书附录部分的参考文献内。
[1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31页。
[1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131页。
[15] 参见本书附录“统计表”之表1-1。
[1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377页。
[17] 参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19、227页。
[18] 参见本书附录“统计表”之表1-1。
[19] 刘永连：《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54页。
[20] 参见本书附录“统计表”之表1-1。
[21] 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30～236页。
[22]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420页。
[23]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32页。
[24]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34页。
[25]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51～1854）》，金国平译，里斯本：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13～14、230页。
[26] 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51～1854）》，金国平译，里斯本：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241页。
[27] “Decreto datada em 20 de Novembro de 1845，” Boletim Official 9（1846）：2.又见José António Maia，Memória sobre a Franquia do Porto de Macao（Lisboa：Typ.da Revolução de Septembro，1849），pp.57-58。
[28] Carlos Pinto Santos Orlando Neves ed.，De Longe à China，Macau na Historiografia e na Literatura Portuguesas（Tomo II），（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p.467.
[29] “O porto franco de Macau aumentará（duvidamos）o comércio estrangeiro.Os estrangeiros virão（talvez）residir no estabelecimento；e as casas subirão de preço.Algumas casas comerciais（ao muito seis）poderão tirar maiores lucros de agências estrangeiras：［…］Porém，perde cinquenta mil patacas de rendimentos da alfandega；perde o subsídio que de Lisboa continuar a vir；e perde，finalmente，a nevegação de Macau e os indivíduos que nela se empregavam.” in José António Maia，Memória sobre a Franquia do Porto de Macao（Lisboa：Typ.da Revolução de Septembro，1849），p.37.
[30]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1964，第40页；A.Marques Pereira，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Macau：Typographia de J.da Silva，1870），pp.61-63；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里斯本：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第119页。
[31] 关于澳门确立自由港后的初步效果，粤海关税务司曾评述道：“葡萄牙人在1846年将澳门变成一个自由港，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作为远离本国的一隅，澳门的贸易很有特色。它既是在中国领土内的一个自治的自由港，又是一个几大类商品的非法贸易中心，并影响皇家的海关税收。”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82页。
[32] C.A.Montalto de Jesus，Macau Historico（Macau：Primeira Ediçã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preendida de 1926，Livros do Oriente，1990），p.279.
[33] Boletim Official 7（186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