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光灵
弗里茨—阿尔贝特·波普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癌症疗法。那是在1970年，就在米切尔飞向月球的前一年，当时波普任职于德国马堡大学，从事理论生物物理学研究并讲授放射医学，也就是研究电磁辐射与生物体系交互作用的学问。当时他正在钻研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致癌物质之一苯并[a]芘，这是一种多环碳氢化合物，而且用紫外线照射便会发光。
波普以光线随机做了大量测试。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就学期间就开始迷上电磁辐射对有生命系统的作用。波普读大学时也在威廉·伦琴待过的那栋建筑里面做过研究，甚至偶尔还使用伦琴发现X射线的那个房间，并在那里意外发现可以找出某种频率的射线。
波普一直想确定以紫外线照射苯并[a]芘这种致命化合物会引起什么反应。他发现，苯并[a]芘具有一种怪诞的光学属性。这种化学物质会吸收紫外线，接着却发射出频率完全不同的光，这就好像中央情报局的探员截获敌方通信信号后，接着把数据混杂处理。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是一种生物干扰物质。接着波普又选用苯并[e]芘（也是种多环碳氢化合物）进行相同的试验。就各方面而言，苯并[e]芘和苯并[a]芘几乎一模一样，只除了其中一个化合环上有一个细微差异，但这却让苯并[e]芘无害于人类。这种特殊化学物质可容光线通过，而且成分不会改变。
波普不断苦思这种差异，也不断拿光和各种化学物质随意进行测试。他还用其他37种化学物质来进行试验，其中有些会致癌，有些则不会。经过一段时间，他已有办法预测哪种物质会致癌，所有会致癌的化合物质，接受光照时全都会吸收紫外线并改变其频率。
这类化合物还有另一种古怪的特质，这类致癌物质只对特定波长——380纳米的光线——做出反应。波普始终不解为什么致癌物质同时也是光频率干扰物质。他开始阅读学术文献，特别是讨论人类生物反应的著作，正好读到“光修补”现象的数据。这种现象在生物学实验室实验中极为常见。如果用紫外线轰击一个细胞，使细胞99%（连同DNA）受损，这时只需要用波长相等的极弱光线照射这个细胞，所有损伤几乎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完全修复。传统科学家至今还是不了解这种现象，不过，也没有人将其斥为无稽之谈。波普也知道，罹患“色素斑干皮病”的病人，由于光修补系统失灵，无法修复日晒造成的损伤，最后便死于皮肤癌。波普非常吃惊地发现，光修补机能在380纳米波长表现最强，致癌化学物质也恰好对这种波长起反应，还会干扰其频率。
波普从这里大幅向前推演该理念。大自然太完美了，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倘若致癌物质只对这种波长起反应，这肯定和光修补有某种连带关系。若真如此，致癌化合物质想必是挡住了这种光，还干扰其频率，导致光修补机能不再运作，因此才诱发癌症。
波普每想到这些，心中都会大感震惊，当下打定主意以此作为终生的职业志向。他写成论文，却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所以后来当一份癌症专业方面的知名期刊同意刊出时，他感到欣慰，但并不意外。论文刊出之前好几个月，波普显得极为烦躁不安，担心有人剽窃他的观点。一旦不小心让旁人听到他的观点，说不定那个人就会拿他的发现去申请专利。而当学术界得知波普发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后，他很快成为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那是他第一次涉足新的科学领域，后来还因此荣获诺贝尔奖。
事实上，那时波普获奖已经成为常态，他赢得众多奖项，几乎囊括了学术界的一切荣誉。就连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也获选得到伦琴奖，论文内容是讨论小型粒子加速器的建造方法。这个奖项以波普的偶像伦琴命名，每年颁发给维尔茨堡大学物理系大学部最优秀的学生。当年，波普就像中邪一般奋发研读，比其他学生通过资格考试要早很多。他还打破纪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一般而言，德国大学生在毕业后都必须再研究多年才能取得教授职位，其中多数学科都要苦研五年，而波普却只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波普在发现这种治疗癌症的方法时，在同侪间已经很有名气，有少年鬼才之称，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力，还由于他俊俏的外表和蓬勃的朝气。
论文发表时，波普33岁，仪表堂堂，下巴流露出坚毅的神情，双眼澄蓝，目光摄人，一副好莱坞明星的神气模样，他有一张娃娃脸，怎么看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波普的妻子比他小7岁，但人们经常误以为她比他大。他确实还有另外值得夸耀的一面，同学们都知道他是校园里最棒的剑术家，历经多场决斗。人们很难从波普的长相和举止看出他的坚定意志。
波普就像米切尔，既是名科学家，同样也擅长哲理思考。他小时候还曾经尝试认识世界至理，希望找出某种普世道理，解答他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他甚至还打算研究哲学，后来一位老师告诉他，如果想要通过单一方程式来找到生命之匙，物理学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得到成果，于是他才改变心意。然而，古典物理学却断言，现实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一种现象，波普对于这点非常怀疑。波普赞同康德的哲理，认为现实由生命系统创造，观察者肯定是他所处世界的创造的核心。
波普的假设
波普的这篇论文让他闻名于世。海德堡德意志癌症研究中心邀请他参与一场为期八天的全方位癌症研讨会，对15位世界顶尖的癌症专家发表演讲。能在这种场合发表演讲可谓是天赐良机，这也提高了他所在学校的知名度。他身着崭新的西装到场，装扮极为讲究，在讨论会上无人能及，然而他的语言能力却奇差无比，用英语艰涩地表达着他的意思。
就学术来讲，波普的表现和论文都无懈可击，但唯一的问题是论文中假设生物体内会发出380纳米波长的弱光。就研究癌症的人看来，这项细节等于是个玩笑。他们告诉波普，如果体内真的有光，难道到这个时候还会没人注意到吗？
只有一位研究人员深信波普并没有错，她是在居里夫人研究院从事分子致癌活性研究的光化学专家。她邀请波普前往巴黎与她协力研究，但却在与波普展开合作之前因癌症病逝。
癌症研究人员质疑波普，要他提出证据。于是波普回应挑战，只要他们能帮他建造合适的设备，他就可以证明那种光从哪里发出。
不久之后，一名叫贝恩哈德·鲁斯的学生来找波普，希望波普指导他的博士论文研究。
“没问题，”波普说，“不过你要证明身体里面有光。”
鲁斯认为这项提议很荒谬，身体里面自然没有光。
“那好，”波普说，“那就给我证据，证明身体里面没有光，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
这次会面为波普带来了好运，因为鲁斯正是一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开始动手建造设备，后来靠这套装备，彻底证明身体并不发光。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制成一台大型的X射线侦测器，侦测器里装有一个光电倍增管，可以逐一清点光子数量。至今，这台机器还是“场”研究的顶尖设备，它必须极为灵敏，才能够用来测量波普假想的极弱光放射。
1976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在实验前他们种植了几种植物，采收小黄瓜摆在机器里面。光电倍增管侦测到秧苗射出的光子（或光波），而且其强度高得出乎意料。鲁斯深感怀疑，他认为这和叶绿素有关，波普也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决定下次（采用马铃薯）进行试验时，要在黑暗的环境中培养秧苗，不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然而，这批马铃薯摆进光电倍增管里面之后，所记录的光度比第一次的结果还强，这证明这种效应和光合作用完全没有关系。另外，根据他的检视结果，生命系统里面的光子具有高度相干性，超过他所见的其他一切事例。
在量子物理学领域，量子的相干性是指次原子粒子能够协同运作。这种次原子波或次原子粒子，不只彼此知道对方，还借由寻常电磁场带紧密互联，于是它们便能相互沟通。它们就像全都开始共振的大批音叉，随着波动同相或同步运作，它们便开始像一股壮阔的波动和一颗巨大的次原子粒子那样运作，这时的它们很难区分彼此。单波中常见的诡异量子效应，有许多也适用于整体。对其中之一的作为，也会影响其他。
相干性构成沟通，这就像是次原子电话网络。相干性愈好，电话网络也就愈精密，电话机的波图样也会愈细致。最后的结果便是类似一支大型管弦乐队，所有光子各自扮演一种乐器，单独奏出分部曲调的合奏演出，但听众很难从中分辨出任何一种乐器。
波普还目睹了一种更奇妙的现象，他发现有生命系统的潜在最高阶量子序，也就是相干性。这种相干性称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通常只能在超流体或超导体等原料物质中才观测得到，而且必须在非常低温、只高于绝对零度几度的实验室才行，在温热、杂乱的生物环境是无从观测的。
身体指挥家——光子
波普开始思考自然界的光。当然，植物有光，那是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能源。他认为，我们吃植物粮食，自然也摄取光子并储存起来。比如，我们吃了一些青花菜，接着把它消化掉，通过新陈代谢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再加上经由光合作用储存在里面的阳光。我们吸取二氧化碳，排出水分，至于光，那是种电磁波，则必须储存起来。当光子被身体吸收，其所含能量便会耗散，最后从最低到最高频率，均匀分布于整个电磁波谱。于是，这种能量便成为我们体内一切分子的驱动力量。
光子启动身体的处理程序，它们就像是指挥家，分别启动每件乐器，集结形成合奏。它们在不同频率分别有不同的功能。波普进行实验，发现细胞分子对特定频率产生反应，而且特定频率区间的光子振动也会激发身体的其他分子，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还有，借由光波也能解释为什么身体能够瞬间以不同部位来应付复杂的功能，或者同时进行两件或更多事项。他后来将其称之为“生物光子发射”，这类作用可以构成完美的沟通系统，在生物体内传输信息到许多细胞。不过，其中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疑问：光子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当在DNA样本上使用溴化乙啶染色剂时，这种化学物质会自行嵌入双螺旋的碱基对中促使螺旋松开。因此波普的一位天资聪慧的学生说服他试做一项实验，这位学生提议在使用溴化乙啶后，设法测量样本发出的光量。波普发现，当溴化乙啶浓度愈高，松开的DNA就愈多，发出的光也愈强烈，而当浓度愈低，发射的光则愈微弱。他还发现，DNA能够射出的频率范围极大，而且有些频率还似乎与若干功能有连带关系。倘若DNA能够储存这种光，那么松开时所发射的光量自然也会更多。
根据这些实验和其他若干研究，波普了解到，DNA是最重要的光储备和生物光子发射来源之一。DNA肯定就好比生物体内的最主要音叉，能够击出特定频率，于是其他若干分子也会随之共振。照这整个情形来看，波普很有可能找到了近代DNA理论的遗失环节，而且还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生物学中无与伦比的重大奇迹：单一细胞转变为完整人身的方式。
难解的谜团
生物学的一项重大谜团是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是如何构成几何造型的。现代科学界大致上都能了解人类如何长出黑眼珠并拥有七尺之躯，甚至还能明白细胞如何分裂。不过这些细胞到底如何判断在建构过程的每个阶段该如何自处，让手臂长成手臂而不至于长出腿的问题就难解得多。另一个谜团是细胞的组织机制如何能够有条理地聚集，组成类似人形的立体造型。
科学界提出的解释通常都牵涉到分子间的化学交互作用，而且也会提到DNA盘绕成双螺旋的遗传编码，包含身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蓝图。每条DNA螺旋（或称为染色体）都包含核苷酸长链，核苷酸也称为碱基，由四种成分构成（简写分别用ATCG表示），而且每个人体内的碱基排列方式都各不相同。人体内有1000兆个细胞，每个都有完全相同的23对染色体，也全都包含核苷酸。最为人采信的观点是基因按照一种遗传“程序”来共同运作并决定造型，或者根据理查德·道金斯等新达尔文派学者的观点，这群基因就像芝加哥恶棍般无情，它们有能力塑造外形，我们都是“生存机器”——经过盲目规划的自动控制载体，目的就是要保存称为“基因”的利己分子。
这个理论倡言DNA是人体内部的饱学之士——建筑师、营造大师以及核心引擎室，只运用蛋白质建材作为工具，便能够进行这种奇妙的活动。按照现代的科学观点，DNA有办法采用某种方式来制造身体，并且只要有选择性地关闭或启动若干段落（基因），就可以全盘引导身体的一切机能活动。基因的核苷酸（或遗传指令）先选出若干RNA分子，接着便由RNA负责从氨基酸系统当中选出遗传“单字”，以此来制造特定的蛋白质。照理这些蛋白质便能够建造身体，同时也能够启动或关闭细胞内部的所有化学过程，最后便是以这些化学作用来控制身体运作。
蛋白质对身体机能有重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达尔文派学说仍无法解释DNA如何知道何时该进行这种协调工作，也无法解释这一切盲目触碰、相互诱发的化学作用为什么都能同时发生。每个细胞平均每秒都要经历约十万种化学反应，这一套过程同时在身体所有细胞里面一再重复，任一时刻都有几十亿种化学反应，此起彼落，不断上演。这个关键时机肯定大有讲究，因为在全身几百万个细胞里面，一旦一项化学过程略有偏差，只需几秒钟，那个人就要自行瓦解了。然而，遗传学家却都没有办法说明，身为控制室的DNA，它是靠哪种反馈机制才得以协调各个基因和每个细胞的活动，让它们构成系统协同运作？是哪种化学或遗传过程告诉特定细胞要长成手而不要变成脚？以及哪种细胞过程该在何时出现？
倘若所有的基因就像某种无从想象的大型管弦乐团那样协同工作，那么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来负责指挥？还有，倘若这些过程全都肇因于分子间的简单化学碰撞，那么速度怎么会那么快，还能够促成生物在每一分钟生活历程中所表现的一致行为？
当受精卵开始复制并发展出后代细胞，它们便根据最后所要扮演的角色，开始组成身体的各式构造和机能。尽管所有后代细胞全都包含同一套染色体，并具有相同的遗传信息，但每种细胞立刻就“知道”该运用不同的遗传信息分别表现不同的行为。所以，每种基因肯定都能“知道”何时该轮到它们上场演出，而不该由其他同伴表演。此外，基于不明原因，这些基因也都能知道该在正确部位制造出多少个各式细胞。因此，每个细胞都必须认识周遭的细胞，才能了解自己该如何纳入这个整体架构。要做到这点，细胞之间自然拥有一套巧妙的沟通方法，而且是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拥有。这种细胞间的巧妙沟通，在我们生活中繁复的每个片刻全都不可或缺。
遗传学家都能了解细胞分化的根本要素就是细胞必须在早期就知道该如何个性化，接着还有办法记住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把这个极重要的信息转达给后代细胞。但是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其步伐又是如何能够如此快速？目前的科学家都仍只是无奈地耸肩。
道金斯自己也承认：“最后究竟是怎样发育为婴儿，其中内情足够让胚胎学家花上几十年时间，说不定还要几个世纪才能真正了解。然而这却是实际发生的事实。”
换句话说，科学家面对这个问题就像是束手无策但求结案的警察，没有经过认真搜证，就先逮捕最可疑的嫌犯，其中细节的确凿证据，有关蛋白质是怎样自行完成这一切成就，则依旧全无正确认识。至于细胞在此过程中的协力运作，生化学家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英国生物学家鲁伯特·谢尔德雷克针对这种研究途径，持续不懈地发起了强劲的挑战，他举出论据表示，用基因活化以及蛋白质来解释外形发育实在是说不通，也不比用营建工地的建材运输作业来说明那处房屋建筑的结构更高明。他还说，现有的遗传理论也无法解释发育中的系统如何自动调节，以及当系统在成长过程中增添或移除某一部分时，又是如何正常发育，而且理论也不能解释生物如何再生——替换遗失或受损的构造。
谢尔德雷克在印度参加苦行团活动时，突然灵感爆发，他设想一种“构形因果假设”，认为自发组织型活物——从分子和有机体到社会，甚至包括完整星系——全都是由“形态场”塑造成形。这种场和纵贯文化和时间的相似系统构成一种形态共振（一种累积记忆），因此各种动物、植物都不仅能够“记得”该呈现哪种相貌，还知道该怎样作用。谢尔德雷克除了采用“形态场”一词，还自创了一整套语汇，描述从分子到社会体等生物体系的自我组织特质。根据他的观点，“形态共振”就是“同类物在跨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相互影响”。他相信这类场（他还认为这类场的数量很多）天生记得正确的外形和形式，并能跨越不同的年代形成影响，因此和电磁场并不相同。我们知道的愈多，其他人就愈容易追随我们的脚步。
谢尔德雷克构思出的理论既漂亮又简单。然而，他自己也承认，这项理论并没有说明一切现象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也没有解释这些场怎么有可能储存这类信息。
针对生物光子发射课题，波普认为他能够解答这种形态发生的问题，还能说明“完形建构作用”（细胞的协调和沟通作用）——这种现象只出现于具有单一核心协调单元的完整体系。波普以实验证明，这类弱光发射便足以协调身体运作，而且由于这类沟通都是发生在量子能级，因此发射强度必须很弱，同时也只有在较大尺度的世界，才能感受到较强的光度。
波普开始钻研这个领域，他发现之前已经有众多前辈为自己奠定基础。根据他们的研究推测，有种电磁辐射场，不知为何能够引导细胞体生长。“有丝分裂辐射”的初步成就，得归功于苏联科学家亚历山大·古维奇。古维奇于20世纪20年代在洋葱根内发现这种辐射，名字也是他起的。古维奇假定，促成生物体形成构造的起因或许就是种场，并不只是化学物质而已。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大半都属于理论范畴，但后来的研究人员则能够证明，组织发出的弱辐射能够激发同一有机体内的相邻组织成长。
到了20世纪40年代，耶鲁大学的神经解剖学家哈罗德·伯尔，针对这种现象做了其他几项研究，而如今已经有许多科学家重做了这类早期研究。伯尔研究、测量生物周围的电场，并特别将蝾螈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蝾螈具有一种能场，造型就像只成年蝾螈，而且就连未受精卵也都具有这种蓝图。
伯尔在各式各样的生物周围，也都发现了这种电场，从霉菌到蝾螈和蛙类，甚至连人类都包括在内。电场的改变和多种现象，包括成长、睡眠、再生、光、水、暴风雨、癌症滋长，甚至月亮盈缺，都有关联。他针对植物幼苗做了实验，结果他所发现的电场和发育后期的成熟植物电场相似。
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有一项有趣的实验，是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员埃尔默·伦德做的，他主要是研究水螅。水螅是一种细小的水生动物，拥有多达12个头，而且每个头都具有再生能力。伦德（以及后来的其他人士）发现，将极微弱的电流通过水螅的身体便可以控制再生作用。他使用了较强的电流，超过这种生物本身的电力，结果原本应该长出尾巴的部位长出了一个头。20世纪50年代，马什和毕姆斯进行了几项研究，他们发现，只要电压够高，就连扁虫也会开始重组——头部会变成尾部，反之亦然。然而，还有其他研究也证明，若是选取非常幼小的胚胎，把神经系统切断，嫁接到另一个健全的胚胎身上，结果它还是会存活下来，就像是连体双胞胎，贴着健全胚胎的背部存活。另外，也有几项实验证明，将微弱电流通过蝾螈的身体，还能逆转其再生过程。
整形外科医师罗伯特·贝克尔的研究焦点，主要是试图刺激或加速人类和动物的再生进程。不过，他也在《骨头和关节外科期刊》发表了许多实验报告，显示腿部被截除的蝾螈等动物，残肢部位会出现电荷改变，而且这种电压攀升现象会持续到新的肢体长出为止。
许多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发展出一种观念，认为辐射波和振荡波让细胞同步分裂，也促使染色体指令传遍全身。这其中最有名的，或许就数利物浦大学的赫伯特·弗勒利希。他曾经荣获众人艳羡的普朗克奖章，还荣获德国物理学会年度奖，表彰他投身物理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弗勒利希很早就引进一个观念，认为有某种集体振动促成蛋白质彼此合作，协力执行DNA和细胞内蛋白质的指令。他甚至还预测，蛋白质内部所发生的这种振动，能够在紧贴细胞膜内侧的部位产生某些频率（如今称为“弗勒利希频率”）。小规模蛋白质作用应该就是以波的交流方式来完成，氨基酸的作用就是一例，而且波的交流也应该可以当作蛋白质与整体系统同步活动的好的运作方式。
弗勒利希本人还完成若干研究，证明一旦能量达到某个门槛，分子就会开始和谐振动，直至全都达到某种高度相干的层级为止。一旦分子达到这种同调态（相干态），便具有若干量子力学特性，包括非定域性。这时它们便能够协同运作。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物理学家雷纳托·诺比利投入实验，搜集动物组织发出电磁频率的相关证据。他做实验时发现，细胞内液带有电流，也能产生波图样，而且结果和侦测脑皮质与头皮所得的脑电图（EEG）读数相符，波图样两相一致。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提出假设，认为蛋白质细胞的作用就像半导体，能够储存电子能量，并将能量转换为信息向外传播。
然而，这些研究多半都被人忽略，古维奇的初期研究也不例外。究其原因，大半是由于设备不够灵敏，在波普的机器发明之前，没有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纤细的光粒子。此外，由于荷尔蒙的发现，加上生物化学初创，于是在20世纪中期，凡是涉及运用辐射来做细胞沟通的理念，最后全都被摆到一旁，当时一味认为这一切都能以荷尔蒙或化学反应来解释。
神秘光子流
等到波普制成光机器时，他在DNA辐射理论界可谓是孤立无援。不过他坚持投入，加紧从事实验，对这种神秘光的特性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进一步发现，一切生物——从最基本的动物、植物到极端繁复的人类——全都不断射出光子流，发射的电子数从几颗到几百颗都有。发射的光子数和生物的演化等级地位似乎有连带关系：生物愈复杂，发射的光子数愈少。原始的动物、植物，每秒每平方厘米的光子发射数量往往可以达到100颗，波长为200～800纳米，相当于非常高频的电磁波，明显落在可见光区间，就人类而言，以相同的面积、时间和频率而论，发射数量只有十颗。他还发现了另一种古怪现象，当光线照射于活细胞，这时细胞便会吸光，然后延迟一阵子，接着才发出强光——这种过程称为“延迟发光”。波普推测这可能是种矫正设计，有生命系统必须维持微妙的光均衡。就这个例子来说，当生物接受太多光照轰击，便会将额外部分排除。
世界上很少有地方是完全漆黑的。只有遮蔽包裹才算得上是漆黑，里面只剩下几颗光子。波普就拥有一处全封闭包裹，那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房间，里面每分钟只能检测到极少的光子。这是唯一适用于度量人类光的实验室。他开始以几名学生作为对象，研究他们的生物光子发射模式。他要其中一名实验者（27岁的年轻健康女性）每天都坐在室内，为期9个月，并由他检测她手部和前额小范围的光子读数。波普分析所得资料后，其结果让他大感惊讶。他发现光发射是遵循一套模式——呈现7、14、32、80和270天的生物节奏，这些日子的发射作用完全一致，甚至在一年之后依旧不变。左右两手的发射情况也有关联，倘若从右手射出的光子数增加，则左手的发射数量同样也会增加。就次原子层级而言，两手是以同相波动。谈到光，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发射似乎还遵循其他的自然生物节奏，按照日、夜、周、月的周期，都可以察觉到雷同的特性。看来身体除了本身自有节奏之外，还依循世界的生物节律。
至此，波普只针对健康人进行研究，并发现了量子能级的微妙相干性。不过，生病的人会发出哪种光？他针对一批癌症患者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所有癌症病人全都丧失了这种自然周期节律，连他们的相干性也消失了，内部沟通线路全都受到干扰。他们不再能够与世界联系。事实上，他们的光逐渐熄灭。
多发性硬化症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多发性硬化症是种秩序过度的状态。罹患这种疾病的人吸收太多光，协调合作太甚，结果便失去弹性和个体性，这就像是部队齐步过桥之时，由于人数太多，便会把桥震垮。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是被光淹没了。或许相干性是在混乱和秩序之间取得的最适宜情况。
波普还检视了压力的影响。生物光子发射作用在压力状态下便会增长——这是一种防卫机制，目的是要设法让患者恢复均衡。
这一切现象让波普开始思考，他认为生物光子发射具有矫正作用，这是零点能量场起伏对生命系统发挥的影响。所有系统都希望自由能量达到最低程度。理想世界里的波动全都借由破坏性干涉彼此抵消，然而针对零点能量场而言，这却不可能实现，因为场内会不断出现细微能量起伏来干扰系统。发射光子是一种补偿行为，目的是要制止这种干扰，并设法取得某种能量均势。根据波普的想法，零点能量场迫使我们成为蜡烛。最健康的身体发光最弱，也最接近零点态，这就是有生命事物最向往、最接近空无一物的状态。
这时波普认识到，他这一段所进行的研究，不单单只是癌症疗法或完形建构实验。他进行的实验是一种模型，可以比当代的新达尔文理论更能解释地球上为何会演化出这一切生物。这并非是一种完全仰赖随机误差，只凭运气才侥幸构成的系统，倘若DNA是采用各式各样的频率来作为信息工具，据此便可推知，这是种能够进行理想沟通的反馈系统，借由波来编码并传递信息完成交流。
据此或许也能够解释身体为什么能够再生。远溯至20世纪30年代，便有实验以蝾螈为对象，将它们的肢体、一个双颚完全截除，甚至摘除单眼晶体，结果还能够完整再生，就好像遵照潜藏的蓝图重新长出的一样。
这个模型或许也可以解释幻肢现象，这是截肢人士的一种强烈的身体感觉，截肢以后觉得失去的手臂或腿肢仍旧存在。许多截肢人士都说他们丧失的肢体会出现真实的强烈痉挛、疼痛或瘙痒的感受。他们体验的肉体感受或许是真的，那是肢体依旧存在的幻影，就铭印在零点能量场中。
波普逐渐想通，或许体内的光正是健康和疾病的关键。有一次波普以鸡蛋做实验，他取得自由放养和圈养的母鸡下的蛋，比对两批鸡蛋所发射的光。结果发现自由放养的母鸡所下的蛋，光子相干性远超过取自圈养的鸡的蛋。接着他还以生物光子发射为工具来测量食物的特性。最健康的食物所发射的光强度最低，而且相干性最高。每当系统出现干扰，光子发射数量全都会提高。健康状态就是理想的次原子沟通态，健康不良则是沟通瓦解的状态。当波动不再同步，我们就会生病。
颠簸的研究之路
波普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便引来科学界的攻击。波普在科学界的许多德国同胞都认为他的耀眼才华终究光辉不再了，他所任职的大学的学生，凡是有人希望研究生物光子发射的，都开始遭受谴责。到了20世纪80年代，波普作为助理教授的合约期满，学校找了个借口，要求他离职。就在他任期终止前两天，学校行政人员结队进入他的实验室，要求他交出所有设备。所幸，有人对波普透露临检消息，让他事前获得一名学生的协助，把他的光电倍增管藏在学生宿舍的地下室，他的宝贝设备才得以完整无缺地随着他离开校园。
马堡大学对待波普就像是处理罪犯，并没有给予公平审判。波普担任助理教授多年，以他这些年来的贡献，理应获得相当高额度的津贴，但马堡大学却拒绝支付。他只好诉诸法律，要求学校偿还欠他的4万马克。他虽要回了这笔钱，但他的事业生涯顿成泡影。那时他已经结婚，有3名年幼子女，事业前程毫无头绪。当时没有一所大学打算与他接触。
看来，波普的学术生涯似乎已经终结。他花了2年待在罗德勒药厂，那是一家制造顺势医疗用药的私营药厂，也是极少数采纳他这套离奇理论的机构之一。不过，波普依然保持在自己实验室中独断专行的作风，深信他的研究正确无误。最后，他终于获得凯泽斯劳滕大学沃尔特·纳格尔教授的赞助，邀请他协力合作。结果波普的研究又惹恼了该大学教职员工，并被要求辞职，理由是他的研究有损学校的清誉。
最后，波普在凯泽斯劳滕理工中心谋得一职，该机构大半都靠政府资助，从事应用研究。此后他花了25年才逐渐扭转学界人士的观点。慢慢地，全球各地出现了少数科学家，逐一开始考虑身体的沟通系统或许是种复杂的共振频率网络。他们还建立了生物物理学国际研究院，包括15个科学家团队，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核心机构。这时波普也已经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诺伊斯为他的新团队找到办公场所。当时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科学家开始赞同他的主张，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兄弟、古维奇的孙子、一位任职波士顿大学并兼在日内瓦欧洲核研究中心核子研究实验室服务的核物理学家，还有两位中国生物物理学家。波普自此时来运转，突然间，世界各地的若干知名大学陆续发出邀约，希望他加入。
用光沟通
波普和他的新同事继续研究光发射，他们将同种动物的不同个体作为对象，首先是针对一类水蚤（属名为Daphnia）来做实验。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不已。光电倍增管检测结果显示，水蚤会吸取其他水蚤所发射的光。波普以小鱼为对象试做相同的实验，发现它们也有相同的表现。根据他的光电倍增管读数，向日葵就像是生物真空吸尘器，会转向阳光最强的方位吸取光子。就连细菌也会吞噬自己所栖身的媒介中的光子。
波普开始醒悟，了解到体外的这类发射有其目的。波共振不只用来进行体内沟通，还可以用来进行生物间的交流。两个健康的生物，借由光子交换从事波普所称的“光子吸取作用”。波普认为这种交换流程或许能够揭开动物界若干最难解的谜团：鱼群、鸟群如何在瞬间表现出完美的和谐动作。研究动物返家能力的许多实验者都证明，动物这项本领完全不是遵循惯用路径或嗅闻气味行进，甚至和地球的电磁场也毫无关系，其实这是种无形的沟通方式，就像彼此间有根无形的橡皮筋连着，甚至当动物与人类相隔几公里，也都能发挥作用。针对人类来说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效用，倘若我们能够吸取其他生物的光子，或许就能够运用这个信息，当我们的光偏离常态时，就能够借此进行矫正。
波普已经开始针对这个观念进行实验。倘若致癌化学物质能够更改身体的生物光子发射，那么说不定有其他几种物质能够被重新启动，强化沟通作用。波普想要知道，是否有某些植物的萃取物质能够改变癌细胞的生物光子发射特征，这样一来，癌细胞就会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再启交流。他开始进行实验，钻研几种据称能够用来治疗癌症的无毒物质。但除了槲寄生之外，其余物质都只会增加肿瘤细胞发出的光子数量，对身体的致命危害更甚。槲寄生似乎能帮助身体，让肿瘤细胞的光子发射作用“再社会化”，并使其恢复常态。波普针对许多个案做实验，其中一名受试者是罹患乳癌和阴道癌的三十几岁的女士。波普取槲寄生和其他植物的萃取物，试用于她的癌组织样本。结果发现，某种槲寄生药剂能够促使样本组织产生与身体相似的相干性。那位女士征得医师同意，除了这种槲寄生萃取物之外，不再接受其他任何治疗。过了一年，她的实验室检验结果显示，差不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名原本已经放弃希望的晚期癌症女性患者，只采用一种草药，她体内的光便恢复了正常。
就波普的看法，顺势疗法也是光子吸取作用的实例。他早就开始把这种疗法当作一种“共振吸收器”。解铃还须系铃人是顺势疗法的基础理念，若有某种植物的萃取物，以完整活性导致身体罹患荨麻疹，那么这种物质经过极度稀释，便可以用来治疗这种疾病。倘若体内有种劣质频率能引发某些症状，那么，能够引发同类症状的某种物质，经过大幅稀释，也依旧带有这种振荡频率。对症的顺势解药就像是共振音叉，或许能够吸引不当振荡，然后予以吸收，如此便得以促使身体恢复正常。
波普认为，说不定还可以用电磁分子信号发射来解释针灸的效能。根据传统中医理论，人体带有一套经络系统，深植于组织内部，而且中国人所说的气（生命力）是一种隐形的能量，顺着经络通行并流遍全身。按照理论，气是通过针刺穴位进入身体，循此流入（与西方人类生物学所述并不吻合）深处器官构造并供应能量（因此也供应生命力）。每当经络路径出现能量阻塞，便要引发疾病。按照波普的见解，经络系统的作用或许就像波，能够引导特殊身体能量传达到特定的范围。
科学研究证明，体表许多针刺穴位的电阻都很低，和穴位周围皮肤的电阻值有很大的差别（穴位中央为1万欧姆，而周围皮肤则为300万欧姆）。还有研究显示，以低频刺激穴位时，身体会释放出具有镇痛效果的脑内啡，还有被称为皮质醇的类固醇。若是改以高频刺激，则会释放出重要的情绪调节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血清素和肾上腺素等。而刺激穴位周围的皮肤，就不会出现这类现象。然而，另有一项研究则证明，针灸能够使血管扩张，提高输往体内远端器官的血流量。还有一项研究证明经络存在，并显示针灸对多种疾病都有疗效。整形外科医师罗伯特·贝克尔针对身体电磁场也完成了大量研究，他设计了一种专用电极记录器，很像是切割比萨的器具，可以沿着身体滚动。经过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在每位受试者的相同部位，全都可以测得电荷，而且位置和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穴位完全吻合。
许多现象都可以深入探究，有些或许能获得成功，有些则不一定。不过，波普深信一点：他的DNA和生物光子发射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光子发射还能驱动身体处理过程。他心中笃信生物学是由他观测到的量子过程驱动，目前只缺少其他科学家的实验证据来显示这是如何成为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