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分化与危机问题的新探索
衣俊卿
南斯拉夫实践派兴起于50年代末，迄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批判与阐述始终是实践派哲学家理论活动的核心。50年代后期，他们主要阐发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批判斯大林主义；60年代与70年代，他们在进一步突破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等旧有理论的同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为“实践哲学”或“革命的思想”；而进入80年代后，实践派的许许多多重要代表人物在总结自己的思想与理论生涯的同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性的反思。
于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性再认识并非偶然。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随着布洛赫、马尔库塞、萨特、弗洛姆等人相继谢世，以60年代为轴心的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灿若群星的时代已告结束。今天仍健在并十分活跃的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只剩下西欧的哈贝马斯、施密特等寥寥数人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这无疑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历史命运进行全面反思的最好时机。实践派哲学家是这一分化的历史见证和重要参与者，因此，他们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过去七八年中，实践派关于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核心是它的分化与危机问题。
一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严重的分化，以致于我们根本无法一般地、不加限定地谈论马克思主义。著名实践派哲学家P.弗兰尼茨基和G.彼得罗维奇对这一分化的历史研究较多。他们俩对分化的基本走向的概括不尽相同，而且对分化性的理解也存有很大差异：弗兰尼茨基用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来概括这一分化的格局，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彼得洛维奇亦承认分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积极意义，但也不是一般地谈论多元化，而是倾向于把这一分化理解为马克思思想的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相互交织的历史。
弗兰尼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历史意识，他认为，任何伟大的历史思想在演进过程中都不会只固守一种形式，任何历史思想均无法在给定的历史总体之外得以理解，特定历史背景的改变必然在特定历史意识之中引起变化；而处于不同历史时代和历史背景之中的人也必然赋予特定历史思想以不同的解释。这种多元发展并非消极的现象，相反，它是每一种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科学思想丰富发展的“根本前提”。而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哲学，它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批判和革命思想，是与当代社会和革命运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更容易导致不同的解释。因此，弗兰尼茨基在回顾了过去百年间世界历史和工人运动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变化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历史必然。”[1]
弗兰尼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伯恩施坦抛弃辩证法，考茨基把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发展理论，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就开始了。后来，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院式的哲学而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卢卡奇和布洛赫等人则重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局面。弗兰尼茨基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勾画了三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俄国其他哲学家所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亦属于这条路线，但他使之蜕变为经院化。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长期不为人知，所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否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哲学基础，但他们只接受了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构思，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普遍规律的辩证法。
第二条路线从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开始，为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所继承。这一派反对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其核心思想包括两方面：一是把辩证法归结于历史领域，把总体性、否定和矛盾的辩证法理解为“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人类实践辩证法”；二是把人的历史存在的本质限定为实践。
第三条路线以布洛赫、列菲伏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上述两条路线均有片面性。他们也把实践当作理解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基本范畴和哲学的出发点，但认为由此并不必完全回避一般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命题，因为实践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弗兰尼茨基认为，上述第二条和第三条路线不同于第一条路线之处在于它们对历史辩证法和批判理论的关注；而第三条路线不同于第二条路线之处在于它不把辩证法限定于历史领域。[2]
弗兰尼茨基还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当代具体社会主义实践的多元化。他认为，社会理论方面的差别首先来自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特定的不同环境。仅在欧州，目前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践或理论：第一种模式是国家社会主义，仍然坚持一党制和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垄断；第二种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第三种是西方高度发达国家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设想，它以自治、多党民主等等为特征。
彼得罗维奇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做了不同的概括。他认为，对马克思本人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阐述，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四种。第一种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一种社会理论，是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这一解释来源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概括。第二国际理论家都否认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第二种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而这三者又共同构成科学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解释仍然来自恩格斯，因为恩格斯在把马克思的创新归结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自己致力于建立一种以自然辩证法为核心的一般哲学。第三种解释把马克思思想理解为实践哲学。虽然马克思从未以“人”或“实践”为题写过专著，但他著作中的确包含人是实践的历史存在物的思想，从马克思关于实践、历史、自由、创造性、异化和扬弃化的论述，的确可以发展为实践哲学。第四种解释把马克思思想界定为“革命的思想”。它是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但是，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实践的最高形式是革命。这里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变革，而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实践哲学和革命的思想两种解释主要由从卢卡奇开始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彼得罗维奇提出一种颇为独特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述第一、第二两种解释（第二国际和列宁对马克思的解释）是通常人们所谈论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均来自恩格斯的基本立场；而后两种解释（实践哲学和革命的思想）则主要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出发。因此，彼得罗维奇断言：“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同K.考茨基一起）是他的最重要的继承者。”[3]而马克思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始人。进而，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思想的异化形式，而把从马克思出发的解释，理解为这一异化的扬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自我异化形式，但是，这一异化从不彻底，在其翼下，孕育着异化的扬弃。在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表现出以马克思的精神为根据的新的创造思想的开端。”[4]
基于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这种独特见解，彼得罗维奇进一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现状和命运的独特见解。由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的理解与实践派其他哲学家的见解也不尽相同。
二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近年来，实践派哲学家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危机问题。几乎所有参加这一讨论的实践派哲学家都持有一个共同见解，即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别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们都区分了马克思的思想和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演变，比较一致地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具体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后者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主义那里所经历的蜕变直接相关。
实践派哲学家Z.哥鲁波维奇对此作了清楚的区分。她认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它由于无力促进对现存异化世界的改变而无法成为自己时代的革命思想；同时，被归结为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无法成为时代的精神，因为它无法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做出解释。哥鲁波维奇指出；与上述两种情形相反，“作为特定的理论思维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并未穷尽自己的全部创造潜力，它有可能达到当代思维水平，这一点已为一些最新的趋势，包括那些富有成效的批判所证明，这些趋势表明新的思想突破的可能性，藉此能够以更为当代的方式来反思我们这一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5]
然而，在对问题的更深入探讨中，实践派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深度，也就是说，如何把握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处于危机之中的或者过时的只是作为马克思思想的自我异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是我们时代所缺少和所需要的精神。
彼得罗维奇认为，当代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过时”，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位社会预言家。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曾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建立，但这一预言迄今一直没有实现，而且也没有希望在近期实现；在发达国家中，马克思设想的革命一直没有发生，而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虽然发生了革命，但并未能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彼得罗维奇认为，在社会预见的意义上，上述论点是对的，因为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人的未来只可能部分地预见，而真正的未来是不可预见的。即使最小尺度上的预见也可能被人的创造活动所打破。不仅如此，彼得罗维奇还从反面提出向题：如果马克思真的是社会预言家，那么即使他的全部预见在今天均已兑现，他不同样面临着“过时”的问题吗？
在彼得罗维奇看来，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上述意义上的社会预言家，而是现存社会的批判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不在于预见人的必然的未来，而在于揭示人的、属于人的可能性，揭示那些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自由的活动才能够实现的可能性。”[6]彼得罗维奇指出，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已明确宣称，他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一生坚持的立场，《资本论》正是对分裂的自我异化的世界的批判。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不是关于必然未来的预见，而是作为真正的人的可能性和实现这一可能性的要求”。[7]
彼得罗维奇指出，马克思思想的一些方面受到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方面成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教条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是，这些不是马克思思想的主流。他的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我们抛弃了其中所有站不住脚和错误的东西之后，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时代根本问题的思想。由此，彼得罗维奇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伟大的自由和革命的思想家，他依旧比19世纪和20世纪任何一个著名思想家都更具现实性。”进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作为对我们依旧生活于其中的异化社会的批判，作为可能的（而不是必定的）真正人道的社会的要求，以及作为能形成这种要求的新型思维方式，在今天依旧具有突出的思想和革命潜能”。[8]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对马克思主义危机作具体分析，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归咎于马克思的思想，但它的确与马克思思想中的内在矛盾相关联。
M.马尔科维奇指出，不应把马克思主义视作过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谈论它的危机，实际上，当今世界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的思想，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问题与危机、60年代席卷全球的青年运动、不发达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等等，都有助于提高当代世界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但是，由此并不否认可以在特定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尔科维奇指出，人们通常在三种意义上（从三方面）谈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的危机。一些人认为，苏联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和对外扩张是马克思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因此，应当抛弃马克思的理论。马尔科维奇认为，造成苏联官僚制和对外扩张有各方面的原因，例如，缺少民主传统、经济落后等等，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条件之一，而且它并不是马克思理论本身。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谈论马克思理论的危机是不恰当的。另一些人把马克思理论等同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实践纲领的共产主义理论。他们由此而谈论马克思思想的危机。马克科维奇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斗争为内涵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根本不同于现存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这些理论的危机并非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危机。第三种情形是一些人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困难，揭示由于19世纪整个文化传统和时代所造成的局限性，以此来证明马克思理论已经过时。马尔科维奇认为，马克思理论内部的确存在一些困难，需要认真分析以重建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理论从本质上并未过时。
马尔科维奇分别考察了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内在缺陷。马克思为了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抽象性，把人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样一来又成了纯粹的实证主义（甚至是结构主义），因为这里把人性当成给定的。进而，马克思从本质上把人理解为创造性的自由的社会存在物，而把破坏性、不自由、自我主义和异化归结为人的现存，这样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见解具有过分的乐观主义特征。最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缺少历史辩证法，因而存在一个恶性逻辑循环：把人定义为实践的存在物，把实践定义为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把自由定义为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又是人作为实践存在物的实现，或人的自由活动的潜能的实现。
马尔科维奇认为，摆脱内在矛盾的出路在于把马克思的人本学建构成真正的历史辩证法。它的出发点依旧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和社会的活动。但是，在这里，“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地给定的本质的表述，而是人的普遍现存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可以但并不必然得以实现，如果我们不只是理解这一可能性，而且也参与它的实现，如果我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代表现实社会力量的联合的个体，那么这一可能性可以得到实现”。[9]
马尔科维奇进而分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困难。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除了上面所论述的由于实证主义的影响而导致的严格决定论立场之外，另一主要缺陷是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由此马克思忽略了历史本身更丰富的内涵，过分强调革命的暴力特征，进而得出了“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克科维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是马克思的最大失误，因为他忽略了建立这种专政可能出现的官僚制等政治异化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马尔科维奇得出结论：历史的经验一直在不断地修正马克思的理论，而现在需要“彻底重建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过时，相反，“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观点依旧非常好地跟随着时代。没有这一思想，关于当代社会的激进的人道主义批判意识依旧是不可设想的。这一批判意识依旧只能遵循马克思，而不能遵循他之后的别的思想家”。[10]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深刻的，甚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不能幸免，因此，今天需要“激进的修正主义”。
S.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象20世纪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和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处于危机之中。并不象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甚至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幸免”。[11]
斯托扬诺维奇致力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主义）问题。他认为，对于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和专制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从理论上无法完全推卸责任，“马克思建立他的理论的方法，不仅使其有可能通过重新解释、归纳和改造而布尔什维克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这种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错误思想之一是“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一思想为意识形态提供了肥沃土壤，马克思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可能性作出足够的分析。因此，一方面，他没有估计到这一思想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不但其最终目的是一个乌托邦。而通过这个目的的道路也是一个乌托邦”。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并非偶然的特例。他从马克思的人本学、共产主义观念和历史决定论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理论内在的“开放的辩证法”和“封闭的辩证法”的冲突。首先，马克思持有一种过分乐观主义的人的本质概念。他无疑认识到，人不仅是创造性的、社会的和自由的存在，同时也是破坏性、自私的和不自由的存在。但是马克思的作法是把前一重内涵归结为人的“本质”，而把后一重内涵归结为人的“存在”。结果，辩证法在这里由开放走向封闭。其次，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观念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冲突。“作为辩证法家，马克思明确否定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终点或目标。但是，他甚至在晚期著作中也偶尔把共产主义描绘为所有基本矛盾，包括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冲突都将消失的社会”。[12]最后，马克思一方面维护自然主义决定论立场，把社会规律视为具有“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坚持一种较温和的决定论，把社会规律仅仅视作“趋势”。
根据上述分析，斯托扬诺维奇得出结论：“在当今时代唯一真正活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3]而这一“修正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一方面，“当代的辩证法必须是彻底开放的”，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的兴趣”应让位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14]
综上所述，实践派哲学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与危机问题的见解各异，但彼此之间并未构成对立。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分化问题上，他们不是简单地确定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标准来取舍其他流派，而是力图揭示和把握这一分化的全貌，由此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状。其次，他们都对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进展和实际运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持批判分析的态度。最后，他们都未回避马克思本人理论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同时也未放弃马克思的立场，只是对这些缺陷和矛盾的性质的理解不尽相同。无论如何，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面反思和再认识，了解实践派的观点无疑有一定借鉴意义。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 前南斯拉夫《哲学研究》杂志1987年第3期，第731页。
[2] 参见P.弗兰尼茨基《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贝尔格莱德，1980年，第24—25页。
[3] G.彼得洛维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1986年，第8页。
[4] G.彼得洛维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1986年，第6页。
[5]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3年第1—2期第47页。
[6] G.彼得罗维奇：《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第39页。
[7] G.彼得罗维奇：《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第41页。
[8] G.彼得罗维奇：《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第45页。
[9]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3年第1—2期，第23—24页。
[10]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3年第1—2期，第26页。
[11]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3年第1—2期，第125页。
[12] 美《抉择》杂志，1983—1984冬季号，第398页。
[13]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5年第1—2期，第125页。
[14] 前南斯拉夫《理论》杂志，1985年第1—2期，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