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管理学“人性假设”理论的哲学基础反思

一 关于人性的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点

人性问题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却是我们探讨所有社会问题都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前提。中外历史上诸如孟子、荀子、柏拉图、基督教、休谟、马克思、弗洛伊德、萨特、斯金纳和洛伦茨等所创立的关于人性的一系列理论，都对我们的人性观念曾经并且还正在发生着重要影响。[3]

从哲学层次观之，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性观。第一种是我国学者所说的“实体人性论”。这种观点还有诸如“实体论”“前定论”“预成论”“单极论”“不变论”以及“传统人性论”“抽象人性论”“先验人性论”“片面人性论”等各有侧重的称谓。这种观点奉行的是追求事物的单一、不变、既成本质的“实体思维”方式，遵循“或这，或那；或是，或否”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原则。[4]这种观点“把人等同于物”“把人视为一种摆在眼前的、可以用理性的、概念的方式来予以静观的对象，认为认识人最为重大的使命就是抛开种种关于人的‘现象’，去发现人之为人的最终‘本质’；只要透过‘现象’，用理性的方式捕捉到了这种‘本质’，就实现了对人的一劳永逸的把握。”[5]这种观点最终往往“把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视为人的既定的、抽象的和先验的与生俱来的本性。”

第二种与之对立的观点就是“人性生成论”。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能动性的辩证思想，特别是费希特的“我完全是我自己的创造物”“不是自然使人成为他所成为的人，而是人本身把他自己造成他将成为的人”的观点，[6]以及黑格尔的人是“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环节和“劳动”是人本质的确证等观点，[7]虽然都是唯心主义的，但像黑格尔那样抓住劳动来理解人和现实世界，把劳动理解为外化、对象化、异化和它的扬弃，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过程，显然是一种“人性生成论”思想。另外，兰德曼、卡西尔、雅斯贝尔斯等人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兰德曼说，“自然没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没有最终决定人，而是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决定”。[8]“人必须靠自己完成自己，必须决定自己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东西”“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创造性……作为一种必然性，植根于人本身存在的结构之中”。[9]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10]雅斯贝尔斯则指出：“人是一个没有完成而且不可能完成的东西，他永远向未来敞开大门，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完整的人。”[11]

本书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论”是“人性生成论”中最具现实价值的一种科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不仅是对象性存在，而且是对象性活动。以往的哲学都在解释世界，可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如同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一样，人性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显示出来。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的本质是在人自己的劳动实践中创生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2]，所以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了解真正现实的具体的人。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现实的具体的人本质的实践创生是一个永恒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3]实践活动的性质决定，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的人性，人性永远处于动态生成中。“现实的人的存在的历史表明，人性永远通过实践向未知敞开，人是在不断的选择中形成自己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生成性本质的。”[14]因此，要用辩证、发展、开放、变化和生成的观点看待人的本性。总之，这种观点认为，真正现实的人是处在实践的历史中的活动着的具体的人，它不仅是感性存在与感性活动、对象性存在与对象性活动的统一体，而且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劳动需要基础上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以劳动为根本属性，以需要为发展动力，通过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协调个人与环境、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以及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等关系，创造和成就着自己之为人的本质，历史地走向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因此，“实践人性论”的主要观点有三，即（1）劳动使人和动物相区别，人是劳动的产物；（2）人的本质是作为人自己的创造物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标志和推动着人走向自由自觉的全面的发展。

二 管理学“人性假设”哲学基础的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

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无论是直接源出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泰勒的“经济人”，还是从所谓实验观察中发现的梅奥的“社会人”，抑或作为一种心理学观点发展起来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其他种种，无论它们的直接来源和具体内容有多么大的区别，在对待管理中的人的基本方式上，在人本质的界定方法上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管理学“人性假设”所遵从的理论思维的逻辑格式是共同的，即通过作为直接存在物的人与物的对比特性来追寻和认定所谓永恒不变的人性。这种共同性表明，它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以“实体人性论”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实体人性论”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

管理学“人性假设”以“实体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不仅存在有其认识方面的抽象性片面性和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局限性等，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基础会给人们把握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实体人性论”本质上是一种物种思维方式，奉行这种哲学基础必然会漠视人的主体创造性。

物种思维也叫实体性思维或本质主义，是一种通过知性地分析物种特性寻求仅仅作为对象的直接存在物物种界限的思维方式。它把所探寻的对象当作“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16]主张运用知性逻辑的方式，“使用求同法或求异法，寻找出此物区别于他物，且为此物种所有个体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或特征，”然后从所获得的“所属物种的规定”出发，采取“属加种差”的方法，给出关于此物的定义。[17]

这种思维方式用于探索物性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物的活动没有超越性，完全与其物种的活动相一致，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与其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18]相反，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探求人性，则必然造成对人的主体创造性的漠视。因为，人与物不同，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9]这说明，在人的任何存在形式中他都不仅仅是直接存在的对象，而是一种进行着对象性活动的创造主体。人通过劳动实践及其创造物来确证自己的主体性。人的本质正是在这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劳动中生成的。

因此，无论“实体人性论”把人理解为“理性的存在者”，还是神性的存在者，或是“自然性的存在者”[20]，无论它在表面上把人看得有多高，但因为它漠视人的主体性，把人等同于物，使人沦为完全物化的现成的对象性存在物，以探求物性的方式来理解人性，其实质都是人的贬值和对人之为人的价值的颠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传统哲学怀着关注人性、人的自我理解的雄心为起点，却以人的失落为终局。”[21]

毫无疑问，正像我们前面的逻辑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管理学种种“人性假设”正是以“实体人性论”的这种物种思维方式理解管理中的人本质的。它们把管理中的人仅仅看作一种现成的“对象”性要素，通过此物与他物直接比较的知性方法探求人区别于其他管理要素的特性，然后将其认定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管理中的人的本性。以这种漠视人的主体创造性的方式来理解管理中的人，不仅使这些“人性假设”陷入理论上的抽象性片面性，而且造成了现实管理活动中真正的人的失落，这是管理学“人性假设”奉行“实体人性论”哲学基础必然造成的消极后果。

“实体人性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论，奉行这种哲学基础必然会否定人本质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

形而上学是一种运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的方法论。它把事物从其普遍联系中割裂出来，立足于该事物的某个侧面，考察这个事物在其静态的、独立的直接存在中的质的规定性或区别于他物的基本特性，并最终把这种规定性或特性看成是该事物永恒不变的本性。

形而上学方法论不懂得本质乃是一个间接的领域，是一种关系，直接的存在只是现象而已。它没有意识到从其普遍联系中割裂出来的事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叫做手，但按照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22]形而上学方法论更不懂得处在普遍联系中的事物的内在矛盾才是事物的真正本质。它没有意识到矛盾会推动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任何静止的方面都只不过是这种发展过程的一个片段而已。那种以为本质是“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的或可以直接予以认识的一个命题里”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习见”，乃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它所造成的有限命题之间的冲突，恰恰意味着“真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23]总之，形而上学方法论不懂得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中的现实事物的本质的具体性和整体性，“单一的存在只不过是观念的某一方面”而已。[24]“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是全体。”[25]真理是一个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26]

因此，无论“实体人性论”怎么样界定人性，并在具体解释中把它描述成是善的还是恶的、勤奋的还是懒惰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等等，都不会改变它们犹如盲人摸象一样，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孤立存在的人的静观片段而已。把其中任何一个或一些片段认定为人的永恒的绝对的本性，都是对人本质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事实的否定，其后果只能是造成实践中现实的人本质的严重扭曲。

管理学“人性假设”受“实体人性论”的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支配，将管理中的人的本质分别定义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工具人”“理性人”“复杂人”“文化人”，等等，不一而足、一再改变和不断延续。[27]实体思维“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28]。但在管理实践中，这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如它的主张者预期的那样，成为管理中的人的永恒的本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历史演变的事实表明，它们忘却了每一个人都是作为整体参与到管理活动中的，并不是仅仅把自己的“经济性”或其他什么侧面的特性带到管理中来（如果可能的话）的单纯的片面的存在物。它们没有深入到人与人、人与物等具体关系中，来认识管理中的真正的现实的人。它们无法应对和解释管理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的本质。它们所造成的唯一的后果，只能是在管理经济效益的不断获得和增长中对人本质的一再扭曲和管理中活生生的人的悲惨境遇的历史延续。

“实体人性论”本质上是一种特别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奉行这种哲学基础必然会造成人本身的失落。

“实体人性论”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其统领一切的地位，乃至于几乎成为一种深入到人的活动的一切领域的意识形态。究其原因至少有这样几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中与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仅仅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劳动力商品化中被物化的人、劳动异化后失去了自身本质的人，似乎正好可以用“实体人性论”加以解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物欲横流的对财富增长无节制追求的物本主义思想，也恰恰需要“实体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

其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必然会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都看作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探索人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有用性和如何有效地支配利用它的价值取向，淹没和取代了对人作为人的真正本质及其丰富内容的关注。“实体人性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这种对人的工具主义理解的理论来源，为这种工具主义价值取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

再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管理，因此就变得非常单纯和简单了，完全可以采用所谓的理性主义的模式化方法来加以处理了。既然人和其他要素一样都是直接存在着的可供支配和利用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剩下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采用理性主义方法，对它们作为直接存在物的物性的契合度进行精确化的计算和标准化的配置，[29]以便使它们能够组合成为某种可以无限重复的确保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实体人性论”当之无愧就成为这种模式化的不二的思想依据，理性主义模式化方法因此便成为一种被认定为绝对正确的管理法则和传统。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实体人性论”思想的具体化、精细化提供了现实土壤，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倡导的物本主义原则、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和理性主义管理方法等的结合中，“实体人性论”从一种对人的特性的解释性的哲学原则，变成了一种以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如何支配和利用人的抽象本质的管理模式和操作方法。

可是，这种模式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人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管理中现实的人的失落。因为，这是“一种以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定理为模型的世界观”[30]，这种“抽象的、冷酷的哲学思想”或“狭隘的理性分析”，“没有把复杂的人的因素考虑进去”[31]。它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那些技术、方法和方案上了，结果忘掉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以及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使原本内在于人的实践的管理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存在，从而使管理变成了约束人、支配人的一种强制力量。所以，这种‘重物轻人’的模式管理不仅与人类文明和人类本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最终也必然与模式管理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初衷相背离”[32]。这是以“实体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人性假设”所真正设定的管理中的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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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2] [美]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孙耀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 [英]史蒂文森：《人性七论：基督教、弗洛伊德、洛伦茨、马克思、萨特、斯金纳和柏拉图人性论》，赵汇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页。

[4] 乔东：《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

[5]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人”的理解原则的根本变革》，《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6] [德]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页。

[8] [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6页。

[9] [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229页。

[10]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11] [德]雅斯贝尔斯：《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页。

[14] [英]Andrew M.Pettigrew，“Management Research After Modernism”，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1（12），p.6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页。

[16]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0页。

[17] 王晓红：《现实的人的发现——马克思对人性理论的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

[18] 王晓红：《现实的人的发现——马克思对人性理论的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

[19]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

[20] Tim Ingold，“Human Nature and Science”，Annual Festival of Science，1999（9），p.75.

[21]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人”的理解原则的根本变革》，《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22]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05页。

[2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24]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9页。

[25]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26] [德]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55页。

[27] 原明妮、刘国平：《对人性假设新发展的哲学思考》，《现代企业教育》2006年第4期。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

[29] 乔东、李海燕：《从模式管理到实践管理：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0]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1] [美]托马斯·彼得斯：《追求卓越：美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圣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32] 乔东：《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