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真人西觐事迹及其时代意义

华侨大学 丘进

前言

近些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之频繁与深入，学界对历史上跨境文化交往研究愈发重视。若站在国际大视野观之，儒释道之发轫、交集、互通、融合，以及几种宗教对中外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之重要内容。笔者注意到，不久前，各地学者齐聚宝鸡，就“纪念老子传人丘处机，发扬慈爱和平精神”为主题，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道教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变化展开研讨，尤其对丘处机在陕西修行历程做了实地考察，释放出诸多新识。据史料记载，金大定年间，被奉为“活老子”的丘处机，隐居陕西之磻溪、陇州潜修达十三载，静思忘念，密考丹经，而道业大成，进而创立全真教龙门派。丘氏返回山东故里后，在蒙元帝王和朝廷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老子之道以全真教为道教新载体，在短期内得以全兴，并呈压倒性优势。其中尤其更令人瞩目的是，丘处机的个人修行与活动，大大带动了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和社会政治理念向北国、西域诸地深刻传播，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特质。

对丘处机及其西行壮游之研究，学界已有百余年之深厚积淀，历代学者著述丰厚。清乾隆六十年（1795），著名学者钱大昕、段玉裁从苏州元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抄传问世，渐为学界所知。[1]道光年间，徐松和程同文等曾对书中的地理、名物加以考订。[2]清末西北舆地和蒙元史研究之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丘处机及其游记，如道光年间学者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对北方和西域蒙古各部落的历史、山川城堡等都予以详考，对于研究蒙古各部落历史和满蒙关系价值极高，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校注，堪称对全真道教和丘处机研究之开山之作。光绪年间教派学者陈教友著《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亦属此领域之重要文献。[3]清末丁谦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4]虽舛误较多，但毕竟是初校，堪称难能可贵。近代学者之研究，尤以王国维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5]最有影响，观堂先生为此书做了174条注释和考证。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录此书，亦有百余条精辟考释。[6]近三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如陈正祥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选注》、[7]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8]纪流的《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9]、张文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10]、唐代剑的《王嚞丘处机评传》[11]等；而赵卫东的《丘处机与全真道》[12]以及尚衍斌、黄太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13]收纳史料颇为大观，探讨与研究也更为深邃。

此外，学术刊物刊载的论文，对于推进和深入相关研究贡献巨大，[14]虽未充栋，也难胜数。囿于篇幅，不赘罗列。

蒙元史专家陈得芝教授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下简称《西游记》）是汉文载籍中第一部横贯蒙古高原的亲身游历记录，也是唐代以后第一部根据实地见闻记述从天山东部到河中广阔地域的书，其价值可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比。[15]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综观丘处机的行道与思想核心，大致集中于慈爱与和平。这是历代研究者所共识的。鉴于其德高望重，丘处机在当时即被奉为老子在世，大贤至圣，但可贵的是，他从不以神仙自居，历来随凡就俗，从不装腔作势，更无虚幻缥缈之谈。作为真教、真人，其真在何处？为何在北方游牧异族轮番南侵、蒙元初期战乱频仍之世，丘氏仅以独善之身，宣昭万里之遥、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进而影响蒙古族朝政接纳儒释道之核心理念与思想，在短短数十年内，使源于华夏本土的儒道之教迅猛发展。此类问题，学界关注似乎不多。笔者检阅相关文献，细读丘氏游记、会录，对此粗陈孔见，努力阐发真人西觐之本意、宗旨，其西觐对中西思想、政治、宗教、文化、科学交往之价值，以及在当时、后世乃至当前中西“一带一路”之时代意义略加探究。

一 真人西觐之背景

自汉以降，道界以黄老为宗，清净无为为本，热心炼丹化身、长生不老之术，进而拓展诡幻之论，逐渐沦为虚诞之道，流弊益甚。至北宋末年，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求返其真。全真之教，自此初生，其要义为“摒去妄幻，独全其真者神仙也”，其修持大略可归结为“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要求“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利不争，要归清净无为而已”。[16]如此贴近普罗大众和遂顺社会动荡之教义与主张，很快在北方得以声张，并快速流传。而作为此教执掌人，其声名大噪，似属必然。

丘处机（1148—1227），金代山东登州栖霞人。金大定六年（1166），丘十九岁，弃家隐居宁海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他得知咸阳王喆（重阳）在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立全真派，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恭奉为师，因天性聪颖，“博物洽闻”，“于书无所不读”，悟性拔萃，被留在庵中掌文墨，其名、字及道号长春子皆王重阳所命。马钮、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皆为王重阳弟子，后代全真教徒称其为“七真”。

王重阳去世后，丘处机为追寻师道之源流，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西行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居于山洞之中，长达6年，“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独坐”，四季单衣破衫，蓑草为披，日进一餐。[17]在磻溪期间，他以对真道坚定之信念与非凡之毅力，一方面磨炼与塑造坚韧不拔的品性，同时勤于钻研、求学，撰写大量著述与诗作。二十年，又率门徒数人，迁至陇州龙门山娄景洞，历7年之功，越生苦志，“静思忘念，密考丹经”。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应京兆统军夹谷龙虎之请，五往终南刘蒋祖庵（现户县祖庵重阳宫），自谓至此道业始成。此后，长春子名誉渐著，秦陇士人有很多与他结交，广传真教新谛，名声亦随蒙古之开拓而远播西北。

大定二十八年（1188）二月，金世宗召丘处机赴阙，主万春节醮事，又敕修官庵为其居修之所。同年五月，金世宗召见丘处机问延生之理，丘处机对以“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耳。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诡幻怪，非所闻也”。[18]丘处机平实真切的回答深得金世宗认同，这也给丘处机传播真教以极大信心。返回终南途中，他大阐教化，一路主持建造宫观，如：苏门之资福、修武之清真、孟州之岳云、洛阳之云溪等观，皆在此时所建。丘处机于明昌二年（1191）东归山东栖霞，以故居为基，兴建滨都观。其后又以滨都观为基地，在山东各地积极弘道，兴建了多所宫观，收授了大批弟子，为全真道的兴起积蓄了力量。

在山东传道期间，丘处机曾先后于金泰和五年（1205）与金大安元年（1209）两次造访崂山，奠定了崂山真道基础。金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占领山东、河北，金都南迁，山东发生叛乱，应仆散安贞之请，处机“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19]所至皆投戈拜命，避免了战争之灾。贞祐三年到兴定元年（1217）之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丘处机令全真道众辛勤耕耘，分粮济馁，大大减少了死亡，充分展现了宗教领袖之影响力。

金泰和三年（1203年）二月，丘处机任全真掌教，承担起了弘扬全真道之重任。随着全真道的发展壮大，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引起了各方统治者的重视。

丘处机生逢乱世，一生经历了金朝七帝、南宋五帝。在他人生的八十载岁月中，金、南宋、西夏三朝并立，得以亲历其发展到衰落，可谓世事洞明。他因势利教，撷取释儒之精髓，融合入道，在承传与推进全真教派之过程中，尤其注意历史上道教不同民族和教义之间的和谐相容。丘处机执掌全真道后，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苦己利人”，不抗争，不谋利，勤笃耕作，忍辛耐劳，鼓励普罗百姓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这些理念，既包含了佛释苦炼、修行、普济、利他等核心内容，又与儒家仁义道德、天人合一的处事哲理相符，将三教融合为全真教派之宗义，[20]因而赢得广大民众追随、信奉，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之发展达致鼎盛。南宋、后金、蒙元朝野各界，皆认可并遵从此种多元融合之教派，尤慕丘处机之名，各派使者前往莱州敦请丘处机。从1216至1219年间，南宋与金朝廷屡次诏请丘处机赴京城讲学布道，但他认为宋廷有“失政之罪”，金人则附“不仁之恶”，均以专致修行为由，婉拒不往。[21]其实，此间丘处机审时度势，本其“欲罢干戈致太平”之教义，纵观蒙古统扩东西之局，察其有顺天理之势，暗生辅佐之意。在此心态下，才有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亦是中西交通史上之一次壮举：丘处机以古稀之岁，越崎岖数万里之遥，越大漠雪山之艰，踏版图之所不载，历数年之时，前往成吉思汗位于大雪山（今中亚兴都库什山之北）之行宫，觐见大汗，宣释全真道教之真谛，深得大汗理解与信任，欣然吸纳释儒道三教之要旨，作为其立国治邦与为人之道的重要理念。丘处机功莫大矣！

有关真人生平及其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拙文简称《西游记》）之研究及出版物，可谓充栋，繁不具录，仅从以下三个角度略陈陋见：真人西游之复杂心态；觐见之要旨；对蒙元时期中西交通之意义。

二 真人西游历程中之复杂心态

丘处机执掌全真教期间，成吉思汗正率军西征，途中听随行的中原人宣介全真道教，称丘处机法术超人，成吉思汗遂有意宣调丘处机，且十分执着。于金兴定四年（1220）于乃满国兀里朵（大汗行宫）遣侍臣刘仲禄携诏书前往莱州，敦请丘处机到帝都相见。帝诏悬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刘仲禄于是年冬十二月抵达莱州，对丘处机曰：“丘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22]并展示成吉思汗手诏（见附录）。

成吉思汗诏聘丘处机时，正率大军在中亚征扩花拉子模，[23]此正值其战事最为关键的时期，不仅日事攻占，军务紧张，而且朝政复杂，内争激烈，可谓日理万机，但他却如此恳切与急迫地派遣专使，盛聘丘处机到大汗行宫，向他传授善德处世之务，保体养生之方。他的诏书中表示出对丘处机识博道高之由衷仰怀，及渴望得到神仙面教之迫切心情，称其“道逾三子”。诏书所言，令丘处机感沛至深，同时亦有不可违抗之压力。

刘仲禄“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24]丘处机“知不可辞”，遂选门弟子十九人，于次年底与刘仲禄俱行，拥骑四百，浩浩荡荡，经临淄（淄博）、邹平、济阳（济南）、陵州（景县）北上，次年二月底经丽泽门（北京正南门）入京，修整二月，继而经龙阳西行。其往返路径，多有专论，文中对中西交通之作用，本文后有简议。

从总体观之，丘处机之西游，其心态亦十分矛盾，一方面有向大汗传教布道之本意，亦有受其诏书恳切诚邀之感动和蒙古皇帝专诏[25]之巨大压力；同时也不乏对往返万里危途之担忧，以及以古稀高龄离别家乡之悲切。李志常作为弟子随师西行，一路细心记录，尤重丘处机所言和诗赋。细读李氏所撰《西游记》，不难看出丘处机的此种矛盾心理。在此仅举其困惑、忧虑、惆怅与怀乡诗文数则。[26]

由京城往龙阳之时，为1221年初春，丘处机以诗示众曰：“生前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可观其沉痛之感。

十二月，以诗寄燕京道友曰：“此行真不易，此别话应长。北踏野狐岭，西穷天马乡。阴山无海市，白草有沙场。自叹非元圣，何如历大荒？”复云：“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指成吉思汗行宫兀里多），仍念山东二百州。”思念故里之情，凄然而生。

二月由宣德（宣化）出塞与道友告别时曰：“行止非人所能为也。兼远涉异域，其道合与不合，未可知也。”可见其对此行能否成功，心中并无把握。

夏时抵西域山上卫城，书词于壁，其中有云：“万劫轮回遭一遇，九元齐上三清路。”“死去生来生复死，轮回变化何时已？”“日中一食那求饱，夜半三更强不眠。”“弱冠寻真傍海涛，中年寻迹陇山高。……无极山川行不尽，有为心迹动成劳。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西行路途遥远，气候变幻无常，住行困苦不堪，令大师有生不如死之伤，内心之悲切与惶惑，难以掩饰。

丘处机一行抵达耶律阿海邪米斯干城[27]休驻时，异其陋俗，闲居无聊，做绝句云：“北出阴山万里余，西过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难论道，静石幽言且看书”，流露其深感寂寥之态。

此类言表，在大师西去途中频频有载，不一一赘录。

丘处机经过长达一年多之艰难跋涉，于1222年四月抵达成吉思汗行宫，曾与大汗军旅辗转同行数月。当时成吉思汗西部攻占大功告成（克花拉子模，占两河流域，征钦察，经略华北），正启程东归，以伐金、灭夏。大汗之意，邀丘处机随其东行，以便一路请教习道，但丘处机决意先行离开。《西游记》载，1223年二月七日，师入见，奏曰：“山野离海上，约三年回。今兹三年，复得归山，固所愿也。”上曰：“朕已东归，同途可乎？”对曰：“得先行便……今上所咨访，敷奏讫，因复固辞。”二月二十四日，“再辞朝”，“三月七日，又辞”。十日，终于获成吉思汗同意，得以启程返回。

丘处机竟然明确拒绝成吉思汗的再三挽留，而且迫不及待，可见其返回故里之决心与急切。

东行途中，丘书教语一篇示众云：“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论气当秋夜，还乡及暮春。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这首五律应属即兴所发，十分朴素简洁，未加雕琢，没有用典，而句句实言，几乎总结了西行三年之过程、效果、心态和期望。

五月下旬，因寒暑无轮，师体有恙，尹志平辈关切问候，师答曰：“余疾非医可测，圣贤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辈勿虑。”是夕，尹志平梦神人曰：“师之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愈。”一语道破其疾根所在。

六月二十一日，度渔阳关而东，至丰州，[28]师患自愈，梦验不虚。丘处机书曰：“身闲无俗念，乌宿至鸡鸣。一眼不能睡，存心何所萦。云收溪月白，气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动扭捏成。”东归行程过半，故土在望，丘处机不仅身体康复，而且变得精神矍铄，神情清朗。

七月九日至云中，[29]留居二十余日，以诗赠当地士大夫，云：“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折射出其对返回中原之焦虑与期待。

丘处机西游往返三载，不顾高龄，克服困难，终于安全回到京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途。虽然路途有各种困难，但有成吉思汗派刘仲禄和专门队伍陪护，又诏令沿途驿站幕营接待迎送，可谓有艰无险，基本还是顺利的。在行宫期间，更得到成吉思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无论西去东归途中，还是在行宫居住期间，无论诗文还是言表，丘处机皆或多或少流露出悲观、焦躁、思乡之情绪。

故此，所谓神仙，实为凡人，亦非完人。李志常作为随从弟子，但一路所书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全文写真，不事溢美，实事求是，承具师风。也许唯有如此侧观，才能完整地展示丘处机之真人特征与风范。

三 觐见成吉思汗之主旨与成果

诸多研究认为，丘处机西游觐见成吉思汗，向他宣传去暴止杀、济世安民的宗旨，“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抒发胸臆，希望此行将全真思想推至蒙古部落和西部疆域。其道义与理念深得大汗赞同，并改变了其行为观念及为政之道，这对蒙古后期乃至元朝的政治有一定影响，是无疑的。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之接触，基本由随行的李志常记录，《西游记》全文19000余字，绝大多数记载沿途山河、路况、风俗、民情等途中见闻，粲然靡不毕载。而对于此行最为重要之事——觐见成吉思汗，及与他交流传道等事宜，李志常之记载却十分简略。丘处机在成吉思汗行宫里住了半年有余，《西游记》此段记载不过寥寥千余字，而且大多是居住事务与一般活动，涉及道德深层与教义要旨的内容更少。检阅之，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直接接触，主要有以下数端：

1.金兴定六年（1222）四月初，丘处机顺利抵达成吉思汗行宫，五日，二人相见，帝深表感激之意，而丘谦虚对曰：“奉诏而赴者，天也。”帝又询：“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并从此后称丘为“神仙”。可见成吉思汗并不迷信，且具尊重科学之优良潜质。

2.因其时上亲征回纥，原定四月十四日继续问道，而不得不延期，故遣千余骑护送师回撒马尔罕暂居。八月初，在太师耶律楚才亲护下，二十二日再抵行宫见帝，入帐拜见（无跪拜礼，折身叉手而已）。“既见，赐湩酪，竟乃辞。”丘处机对蒙古佳食美酒颇不适应，拒不收纳。

翌日，帝又遣近伺官传旨曰：“真人每日来就食可乎？”每日与皇帝共进三餐，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和礼遇？但丘处机一点面子都不给，曰：“山野修道人，惟好静处。”上令从便。

丘处机虽然身居大汗行宫，但只是公事公办，顺势而为，我行我素，泰然自若，并未显示出神仙下凡至高无上之威严状，亦无机不可失、急促成事之紧迫感。

3.九月朔，丘处机随成吉思汗大军渡阿姆河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30]月望，上设宫宴，退左右伺者宫女，师与阿海、阿里鲜入帐坐，丘处机要求刘仲禄和镇海入帐闻道话，帝从之。“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这俨然是一次带同声翻译的学术讲座，道话之后，成吉思汗十分惬意。

4.二十三日，帝“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这一次是以养生之道为专题之传授，成吉思汗心领神会，颇得要领。

5.十月朔，帝率部至邪米思干，丘处机奏告先还旧居，上从之。是月六日，上暨太师阿海见师，这次丘处机向成吉思汗申诉“御帐遣军马杂遝，精神不爽”，不愿随大汗和军队行动，要求独自静处。上从之，并问“要秃鹿马[31]否？”师曰“无用”，似乎显得有些不耐烦。

6.十二月二十五日，成吉思汗大军渡霍阐河，[32]三日后，闻航桥突然断散，帝问“震雷之事”，师对曰：“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儒家视孝悌乃为人守德之根本，道教亦持同论。丘处机注意到蒙古传统只敬天，几无孝，极为担忧，趁此机会向成吉思汗提出警示，致帝猛醒，慨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接纳此谏，并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又“请遍谕国人，上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

帝据此遍喻国人，尊崇孝道，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止缓了对普通百姓的屠戮，促使蒙古荒蛮传统得以进步。此乃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影响最著的授道成果之一。或许谓丘处机“一言止杀”，即由此演绎而成。就此，拙文后有微议。

7.次年（1223）一月二十八日，太师府提控李公向丘处机道别，希望三月返回行宫时再相见，此时丘处机东归意决，答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决东归矣。”果然，二月七日，师入见上，请求离别东归，成吉思汗劝曰：“朕已东矣，同途可乎？”丘坚辞不就。汗只好请求其再留三五日，待“太子来，前来道话，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

次日，“上猎东山下，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丘处机闻之，入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33]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傍立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并对左右大臣曰：“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表示出对大师的无比信任和依赖，此为丘处机就为人、修身、卫生等事宜与成吉思汗进行最后一次正式交流。

经再三磋商、准备，丘处机终于得以提前东归。他谢绝帝所赐赠之牛马等礼物，只乘驿骑，三月十日，与答喇汗以下官员挥泪告别，匆匆踏上东归之途。

令人感动的是，丘处机启程前，成吉思汗下诏，通告沿途地方，“悉令蠲免”，并“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又“命阿里鲜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剌八海副之，护师东还”。

以上所列各项，为《西游记》记载的师与帝所发生的交往与对话的全部内容。

不难看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几乎朝夕相处了近一年之久，除了上述第3端可能涉及传教论道之正题外（可能当时李志常并未获准入帐旁听，故无法记录此次论道之详细情况），其余的接触与交流，基本集中于孝悌之道、节欲养生等话题。除《西游记》外，记载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直接恳谈之实录，见于耶律楚才之《玄风庆会录》，很可能楚才参与了此次论道，方有此详细记录。《玄风庆会录》旨在论述道教对阴阳、气神、色戒与中和修身之关系，告诫成吉思汗“宜减声色，省嗜欲，得圣体康宁，睿算遐远耳”，委婉规劝其“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在《玄风庆会录》之最后，丘处机顺势将修身养性、康宁护体与卫生保健提升到治国安民之高度，[34]我们注意到，《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玄风庆会录》等记载中均未见丘处机有推崇宣介长生不老药物等虚幻之事，极少关注蒙古及成吉思汗的政治军事之略，亦未过多涉及济世安民之策。丘处机之西觐，基本集中于传输真道教义，以及道教礼义之下的修身养性之术。正因丘处机坦诚率直，知无不言，毫无忌讳，决不虚浮，如此求真务实之范，召感他人情商之高，赢得成吉思汗由衷之敬佩、尊重与珍视，乃至与丘处机建立了十分亲密的私人关系。

丘处机离开行宫东返途中，成吉思汗每日牵挂，先后发出三道圣旨：

是年十一月望，元帅贾昌自行宫趋抵，传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驿骑，好否？到宣德等处，有司在意馆谷否？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眷恋关切，感人至极。

正大元年（1224）初，丘处机一行经居庸关顺利返回燕京城内。二月二十五日，喝剌至行宫来传旨：“神仙至汉地……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道与阿里鲜，神仙寿高，善为护持。神仙无忘朕旧言。”关爱照顾，至周至深。

是年夏季，上又差相公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

足见帝对丘处机之厚谊比山，深情似海，感天动地，以至史不绝书。

由于成帝之无限关注与厚爱，丘处机师徒东归后，定居燕京，未返山东故里。成吉思汗赐赠虎符、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免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于是道侣云集，真道势力猛增。[35]

在此，顺就丘处机对成吉思汗“一言止杀”论略陈陋见。

需要肯定的是，遍查《长春真人西游记》《玄风庆会录》《西游录》以及其他直接记载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的文献、碑刻，均未见丘有“止杀”之言。但从丘处机五十余年修道理念与济世安民的实践观之，他主张德行与仁政，在与成吉思汗接触和布道中，一直强调天理与仁、孝之统一。如上所述，成吉思汗多次对丘处机表示“神仙是言，正和朕心”，“我今愈信，真天人也”，“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等，足以证明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所传布之道义与所提各种建议，是全盘接受的，并且“遍喻国人”。如果说丘处机“一言止杀”缺乏直接证据，那么说他“一言弘孝”“一言弘道”或“一言卫生”，则毫不为过。

赵卫东先生认为，丘处机不断地劝说成吉思汗“行善进道”“作善修福”等，即是委婉地劝说成吉思汗止杀，而不能采用直接的方法，否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这正显示了他的高明之处。此种推理，是有一定道理的。[36]

极为巧合的是，丘处机于金大定四年（1227）七月七日归真，春秋八十，葬于京郊白云观。而成吉思汗也于同年同月在清水县西江病逝，年六十六。之后，元朝历届帝王对丘处机及其真道亦十分尊崇。元至元六年（1269），元朝皇帝敕赠丘处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尊号。至大三年（1310），元朝皇帝又加赠丘处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此后，丘处机曾经居住的道观一律晋升为宫，如清溪宫、磻溪宫、常宁宫等，民间一直妥为保护、修缮，直到“文革”期间才几乎全遭摧毁，唯磻溪宫遗址之“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碑”、[37]道德经全文碑[38]及河南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之“成吉思汗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碑”，[39]得以残存。

四 对历代中西交通之意义及时代价值

金兴定六年（1222）春，丘处机师徒从北京出发，正式踏上西行之途。笔者根据《西游记》所记，发现其路径与秦汉以降历代中西交通路线有所不同；而沿途所见各地山川漠湖、民风习俗、社会状况，亦有独见。兹就此两方面略作陈述。

（一）书中之详细载述，为蒙元时期东西交通勾勒出壮观路线图

据李志常记载，成吉思汗特遣近臣刘仲禄，率蒙古人二十余人，于金兴定四年（1220）五月从“乃满国兀里朵”[40]出发，六月至白登，七月至德兴（今涿鹿县），过居庸关，八月抵京城，又经益都府（山东益都），十二月抵莱州。次年迎丘处机师徒，按原路返回，经京城北上西去。此为蒙古时期成吉思汗军队打通的一条横亘万里的大通道，它以蒙古草原为基本干线，东段连接华北平原直至北京，西段进入新疆北部，从伊犁通往中亚。从具体路径上看，似乎不够笔直，但通过卫星地图比较，大凡弯曲绕道之处，不是沼泽湖泊，便是高山峻岭，难以行走。在当时条件下，如此路径，是合理的。

此外，该线路与汉唐时期的西域交通线路完全不同。盖因蒙古国之缘起、发展、西扩，基本均在北方，东西交通主要线路自然以北方为基本。[41]蒙古扩张之同时，极为重视驿站建设，视之为军事指挥与社会统治之重要神经，尤其在北方草原地带，驿站颇密，仅从和林（今乌兰巴托）到上都，就有三条驿路。[42]从《西游记》所载路径情况观之，刘仲禄迎接护送丘处机从北京西去，以及丘处机由中亚行宫返回京城，便是取道部落连贯、驿站相望、比较成熟且稳定之道路，所经之地，多有蒙古大小部落迎送护卫，宿有庐帐，食以佳肴，美酒珍果不断，往返顺畅无虞，可见交通之成熟；不仅蒙古军队、使臣、商旅频繁穿梭，而且欧洲、西亚的人士前往中国也发现这条道路相当近便、安全。史载马可·波罗等知名商人、教士，即多取此路来华。据《出使蒙古记》等史籍载，“经过北鞑靼的皇帝阔丹（Cothay）的领土较为安全可靠，如与使者同行，在五六个月内即可到达大都”。[43]

汉唐时期由长安为起点西去的中西交通，西出两关后，沿塔里木沙漠南北两线，过葱岭而至中亚，此线古已有之。然在蒙古扩张之初，虽回纥较为依顺，但西夏各部（以今宁夏与陕西西部至甘肃一带）则长期与蒙军对峙，整个河西地区战事频仍，旧时西安至中亚之古道，在宋金以后因经常阻断而逐渐衰败。相比较而言，以域北蒙古草原为基本干线，尤其是（由东往西）西辽部、蒙古部、斡亦剌部、乃蛮部之通道渐呈旺势，而由蒙古部南下至中原大都之间，交通更为频密，成为蒙元时期由大都经蒙古各大部落，直抵中亚之间最为稳定、安全、近便、通畅之道路。

《西游记》所详细记录的路径，为蒙元时期各类人员、车马、物质往来之主要干道，也是历史上东西交通的一条重要线路。故此，无论刘仲禄在成吉思汗行宫领诏东往，还是他与数百蒙古军士护卫丘处机师徒由山东北上、出居庸关踏上北域草原之路西行，皆为这条横亘于北亚草原、山岭之间的“丝绸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北京为蒙元时期“丝绸之路”之起点或终点，应是名副其实的。

不无遗憾的是，近现代以后，这条道路大多不在中国境内，迄今对这条横贯东西的重要道路之研究，远不如对汉唐“丝绸之路”具体、深入。

清末民初时期，诸多俄国学者与军旅人士曾深入蒙古西部，对地理状况进行考察，[44]但我国学者极少参与。《西游记》作为历史真实记录，足以成为地理考证之重要基础。结合中外历代学者之研究与实地勘察，加之检索谷歌地图，古今对应，大致可以描绘出当时丘处机西觐队伍之路径。

笔者认为，若能就此组织跨国考察，相信定有更多重要收获。

（二）对蒙元时期东西交通实际情景及人文活动之科学记录

金兴定五年（1221）四月，丘处机一行进入蒙古境后，即注意到漠北风土人情与中原之迥异。记载十分详细而生动，诸如：

彼处造房，“无瓦皆土木”；夏短而冬早，“八月即霜”；“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四月朔，冰始泮，草微萌”。

记载漠北风沙之大，“季春边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风。旅雁翅垂南急去，行人心倦北征穷”；又有：“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

诗记路途曲折：“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又记当地物产，五谷不生，不知纺织：“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

对当地游牧民族生活及风俗，更有详载，如：“皆黑衣白帐，随水草放牧”，“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45]“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丘处机对此印象十分深刻，以诗记之：“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茹毛饮血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

丘处机沿途颇注意对文物遗迹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如，五月中，在渡过图拉河的一处平川，见“古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盖辽亡士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论曰：“西南至寻思干城万里外，回纥国最佳处，契丹都焉。历七帝”。

五月二十三日，他们甚至目睹了一次日食，记曰：“众星乃见，须臾复明”，这显然是一次日全食。[46]而且丘处机沿途询问当地人士该次日食所观日相，从而得知愈是西去，日食则愈偏（由东而西，在图拉河为全食，在金山为至七分，而在阿尔泰地区则为六分）。此即体现了作为真道宗师，丘处机对天象观测之重视，并善于比较与总结，堪称一次日食与地理位置关系之天文实地观察。此事实属罕见，极有科学价值。

六月中下旬，丘处机一行在杭爱山脉和额尔坤河、色楞格河流域的崎岖道路上艰难行进；七月二十五日抵八剌喝孙城，[47]此处有汉民工匠聚居，闻真道宗师至此，悉数欢呼迎接。丘处机深为感动，在此驻休，择地建观，一月落成，榜名“栖霞观”。[48]后两月，行于阿尔泰山间，所记奇景目不暇接。九月抵伊犁河之北域，丘处机注意到此地种植羊毳（即棉花），称“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绵”，为中原所无，颇感新奇，描述细腻。据此可知棉花乃于蒙元时期经此地传至中原。[49]在铁门关西南之麓，丘处机留意到此处出产岩盐，且分布山上，远观若冰，此与马可·波罗所记相符。

十月入冬，师徒一行入回纥境，详载其地人文风貌及历史沿革；十一月中由浮桥渡霍阐河，至是年岁末抵柴拉夫香河（即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因积雪过深，驻冬以待。三月十五日启行，过碣石城、铁门关，渡阿姆河，四月初日抵达成吉思汗行在。

《长春真人西游记》对沿途记载细腻，包括山势、水系、林木、气候、物产、人文、社会、移民、历史文物等，皆有准确描述，又多与历代中外游历家所记相合，足见其可信度之高；其篇幅亦长，近达万字。丘处机一路所经，十分留心蒙古、回纥地域之物产、人文、社会与中原之差异，正如其在成吉思汗行宫期间作诗纪实所云：“回纥丘墟万里疆，河中大城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剪簇黄金为货赂，裁缝白作衣裳。灵瓜素葚非凡物，赤县何人购得尝”。

丘处机西游东归，一路以诗纪实，以诗宣情，以诗志怀，仅李志常在《西游记》中就载录了百余首。丘氏诗作，不仅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50]对蒙古、回纥和中亚古民族之历史、地理、社会、物产，以及蒙元时期之中西交通状况，更具特殊价值，有待国内外学者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附录：

《成吉思皇帝赐丘神仙手诏碣》在河南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四月，为纪念丘神仙之功德，将此手诏刻碑，以诏后人。全文共406字，行楷。碑高1.8米，宽0.63米，厚0.23米，平首。全文如后：

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弟兄，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

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之天佑，获承至尊。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已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

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充德著，怀古君子之肃夙，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行。阐祖师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数。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着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小愿哉！

故咨诏示，惟宜知悉。

御宝五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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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与钱大昕的跋文均收入王国维：《蒙古史料校注》本《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清华学校研究院1926年排印本，又见《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1983年版。

[2] 参阅上引王国维《蒙古史料校注》本《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

[3] 该书有《全真教总论》《王重阳事迹汇纪》《邱长春事迹汇纪》《邱长春弟子纪略》《邱长春再传以下弟子纪略》《邱长春后全真法嗣纪略》等。

[4] 民国四年（1915）《浙江图书馆丛书》（即《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

[5] 此书有多种版本，最早为《蒙古史料校注》本（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排印），后又收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年海宁王氏排印石印本）、《海宁王静安遗书》（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石印本），较为常引的是《王国维遗书》本（上海书店1983年版）。

[6] 张星烺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朱杰勤校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

[7] 陈正详：《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第三篇，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8] 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 纪流：《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

[10] 张文：《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唐代剑：《王嚞丘处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 赵卫东：《丘处机与全真道》，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3] 尚衍斌、黄太勇：《〈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4] 如舒天啸在《中国道教》陆续发表数篇专文，杨善友、车轩《丘处机的三教合一思想》（《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赵卫东《丘处机养生思想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5] 参见前揭尚衍斌、黄太勇《〈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16]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5页，引自《金石萃编》卷158，《全真教祖碑》。

[17] 丘处机：《磻溪集》（卷五），《无俗念·居磻溪》，见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63页。

[18]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见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24页。

[19] 《元史》卷202，《释老》。

[20] 王重阳：《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见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16、287页。

[21]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戊寅岁（1218）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龃龉，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夏四月，河南提控边鄙使至，邀师同往，师不可。使者携所书诗颂归。继而复有使自大梁来，道闻山东为宋人所据，乃还。其年八月，江南大帅李公权、彭公义来请，不赴。尔后随处往往邀请。莱之主者难其事，师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

[22]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4页。

[23] 从蒙古建国到成吉思汗去世，二十余年间，成吉思汗不停地侵占周边国家和部族领土。周良霄将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05—1218年，主要是三征西夏、伐金、灭辽；第二阶段，从1218—1224年，重点在两大战场，即征战中亚各国和经略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第三阶段，1224—1227年，继续伐金、灭亡西夏。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77页。

[24] 成吉思汗在世时并未及登皇位，但在蒙古国势力范围内普遍称其为帝，其本人也以朕自称。这在诏书与《西游记》中频频出现。

[25] 若包括西去和返回北京途中的五次诏书，实际共为丘处机发出六道诏书。

[26] 本文所引丘处机诗文，均录自张星烺、朱杰勤《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九章之《长春真人西游记》，以下不一一标注。

[27] Samarkand，《史记》《汉书》《魏略》《晋书》为康居地，1220年蒙古灭花剌子模，归行省辖，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

[28] 丰州乃辽王朝在西南部兴建之军事重镇，金、元两代先后沿用，城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

[29] 赵武灵王设云中郡，郡治在云中城，今托克托县古城乡。

[30] 太师即耶律阿海，见《元史》卷110《三公表》。

[31] 秃鹿马，又做兜罗锦，是一种棉织品。

[32] Khojend，即锡尔河，耶律楚才《西游录》之苦盏，又为忽章。

[33] 癸未年，成吉思汗62岁。

[34] 《玄风庆会录》文曰：“壬午之冬，十月既望，皇帝畋于西域雪山之阳。是夕，御行在，设庭燎，虚前席，延长春真人以问长生之道。”《会录》所记之事，恰与本节上述第3端之时间与主旨相吻合，而《会录》记载得十分详细，全文约3500字，集中论解养体、劫色、修身之关系，主张“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最后，丘处机顺势提及治国方略，称山东、河北天下美地，物产丰厚，“自古得之者为大国”，又举金世宗皇帝之例，奉劝成吉思汗唯有修身养命，方能开疆拓土，治国保民。

[35]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7页。

[36] 赵卫东：《丘处机“一言止杀”辨正》，2013-06-28，山东师大全真道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hongdao.net/a/daojiaoxuezhe/wz/.html 2013/0627/1099，2017-05-08。

[37] 此碑立于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38] 立于1299年（元大德三年）。

[39] 立于1309年（元至大二年）。

[40] 即《元史》中之乃蛮国，张星烺考为阿尔泰山东西两麓。兀里朵为蒙古语之行宫。

[41] 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0页。

[42] 参见陈得芝《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77年。

[43] 《出使蒙古记》，第264页，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44] 如：席什马莱夫（Shishimareff）、马图索甫斯基（Matussowsky）、皮甫特索夫（Pevtsoff）、波兹特涅夫（Pozdneff）、博塔宁（Potanin）等先后踏察此地，并出版了《蒙古游记》等研究著述，很多考察报告刊载于俄、德、法国之学术刊物。

[45] 长春西行时蒙古尚无文字，约在1269年，忽必烈命国师吐蕃人八思巴、回纥人文书奴等创制了八思巴拼音文，可用以拼读各民族语言，但未能普及，仅在官方使用。参见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279页。

[46] 张星烺注曰：“见日食事，与宋、金二史《天文志》所书相合，英国人伟烈亚力（A.Wylie）用天文算法推算，该年五月二十三日（旧阳历）确有日食事。此亦可证明《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皆实也。”

[47] 是处考为蒙古极西，今之科布罗附近。

[48] 有纪怀其故乡栖霞之实也。次年三月丘从行宫东返，亦取道此地。

[49] 据史载，棉花传入中国分两道，南道较早，南朝时期即由海陆传入粤桂琼等沿海地区，南宋末在广东有所种植，而北路稍晚，在元时由中亚传入关陇。丘处机在中原一带尚未得见，是实际的。

[50] 近年有关丘处机诗词研究相继发表，如：郭文睿等：《丘处机诗词艺术探微》（硕士学位论文），《科技信息》2008年第34期；杨怀源：《丘处机诗词用韵研究》，《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穆亚娜：《丘处机诗歌创作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