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埃尔曼著《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中译本前言

【江春泽按：为了了解西方学者究竟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也为了更好地提高英语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我翻译并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埃尔曼著《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

该书出版后，我曾经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一封公函（1989年4月20日），说他们“准备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向广大中青年干部推荐一批精选书目，并予以浓缩，编辑出版《当代中青年干部必读集粹》”，说他们“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初选、精选、专家评选和编委会讨论审定等项工作，现推荐书目已基本确定，进入浓缩阶段”。说：“经评选，您翻译的M.埃尔曼著《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已被确定列入经济卷精选书目。”“特约请您为该书的浓缩撰稿人。”后因“八九”政治风波，许多工作停顿，此项工作也随之搁浅。

埃尔曼教授是英国人，曾获伦敦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担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系教授，是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中年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这本书是《现代剑桥经济学丛书》之一，英文版已多次再版，而且当时已有五种语言（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译本，我的中译本是第六种文字版本。

1985年11月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苏联东欧学科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我遇到了迈克尔·埃尔曼教授。译者与作者在第三国意外相会，双方都很高兴。当他知道自己著作的中译本即将问世时，表示要给中国读者补充一个“前言”。11月18日，我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收到了他从阿姆斯特丹大学寄来的“前言”，当天即译成中文寄回国内，以便赶在该书付印之前。

江春泽 译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85年11月18日】

致中国读者的前言

迈克尔·埃尔曼于阿姆斯特丹大学，1985年11月11日

我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现在能致用于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本书的英文初版是作为“现代剑桥经济学”丛书之一而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目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生和有志趣的大众读者。丛书的作者是由展开经济分析方面具有共同的剑桥观点而组合起来的。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一书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其独创性。

第一，理论结合实际。计划理论的专著和描述计划经济的书籍数量都不少，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是理论问题讨论和实际发展描述的综合。例如，该书第三章就把计划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描述和对造成问题原因的分析结合起来。

第二，在方法上，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流行的正统。在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均衡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的教科书大量地运用了这种正统理论，其结果是，作者们往往不能弄懂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决策的意义，而我的著作则是严肃地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经典作家的说法。另外，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上的指导思想，现实则必须用马列主义观点去解释，而我的著作却兼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的经验这两个方面，并且运用后者去适当地修改和舍弃前者。

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它已经成为一本国际性的教科书。英文版在说英语的国家被采用，并于1980年、1982年和1983年继续印刷。在欧洲，1980年被译成荷兰文出版，1981年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在拉丁美洲，葡萄牙文译本于1980年在巴西出版，西班牙文译本于1983年出版。在亚洲，日语译本于1982年问世。

关于本人的情况读者可能关心，简要介绍几句。我是英国人，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获伦敦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接着，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进修两年，研究数学方法在经济计划工作中的应用。随后，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两年，担任经济学讲师，即助理教授。后来又转到剑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应用经济学系做了六年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是苏联经济。在剑桥大学，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写了不少文章。1975年，我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系工作，先是副教授，从1978年起是正教授。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央计划经济和比较经济体制。

除这本书外，我的主要著作有：《苏联计划工作的问题和数学方法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贡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在另一个世界中的集体化、集中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伦敦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本书是关于数学方法在苏联经济计划工作中应用的专题论文，集中研究由于使用数学的计划工作方法使经济运行所能达到的实际改善程度。第二本书汇集了我撰写的各种题目的论文。我为人所知是由于我的“论苏联经济改革”“苏联计划工作中的数学方法”“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西欧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著作。

我是美国《数理经济》杂志编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杂志把苏联的数理经济文献译为英语。我也是《剑桥经济学杂志》的副编审。我还为联合国、荷兰和加拿大政府、高级研究机构国际联合会等团体做过咨询工作。在比较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领域里，我被普遍认为是世界领先的权威之一。

显而易见，我对苏联比对中国更了解。我在书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察可能使你们感到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当然，很多中国读者都比我对中国的实际更熟悉，但是，我希望和料想，置中国经验于国际视界里作比较的尺度是有用的。我关心地注视着中国的情况，书出版后即访问了中国（1979年），那次是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系师生访问团的团长去的。访华期间，我有机会在上海和北京讲学。我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再访问中国、讲学和会见同行们。

1979年出版的这本书写作于1974—1978年。在那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中国的事态变化更大。如果我今天来写这本书，将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方面将大不相同了。然而，需要重写的只是描述的部分，使之更新。理论的核心则仍然相同，它已经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保持其有效性。

（《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中译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