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米那提”制

罗马帝政发展史上，戴克里先注定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注定是一个站在历史分界线上的帝王。吉本甚至把戴克里先与奥古斯都相提并论，视其为“新帝国”的奠基人[2]。吉本所云“新帝国”，无疑针对三世纪危机的动荡、混乱而言，更是针对戴克里先推行的君主制而言。戴克里先颠覆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创建了“多米那提”制——君主制。吉本称之为“新帝制”[3]。笔者以为，吉本此处“新帝制”，指的是戴克里先推行的帝制是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帝制——一种新的制度设计——是颠覆了元首制的帝制。此即戴维·麦吉（David Magie）所言，戴克里先的新帝国，“建立在古老的元首制的废墟之上”[4]。戴克里先将自己视为“dominus”（英语为Dominate），即“罗马的主人与统治者”，罗马帝国由此正式确立了君主专制[5]。不论“新帝国”，还是“新帝制”，罗马帝政史上，戴克里先并不是使用“dominus”第一人，早于戴克里先几十年践位的奥莱里安就已经使用了“dominus”[6]，鉴此，有人认为，戴克里先实施“多米那提”制，不过是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并使之固定化。由于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皇帝绝大多数难以“善终”，奥莱里安的“dominus”注定是短命的，但他所使用的“dominus”却在罗马帝国帝政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戴克里先之前进行了君主制的实践，对戴克里先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戴克里先使用“多米那提”这一称谓说明，皇帝不再是第一公民，是帝国所有臣属的主人，权力在所有国家机关之上[7]；皇帝不再是元首，而是整个帝国的主人。人称戴克里先是真正的君主，原因则在于此。

戴克里先的“多米那提”制从形式到内容，处处彰显君主制特征，而且这种君主制是东方式的君主制。戴克里先把波斯宫廷中最盛大的气派引入他的宫廷[8]。“284年登基伊始，戴克里先便以萨珊波斯为模板，把罗马朝廷转变为东方式的绝对君主专制，称自己为‘多米努斯’（dominus），让自己高高在上。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外，与其他所有人隔绝。”[9]古典史家尤特罗庇乌斯记载说：“他首次为罗马帝国创制了宫廷的礼仪以取代罗马人传统的自由，他下令让自己如神明一般受到膜拜，而在他之前的所有君主只接受他人的致敬。他还用珠宝装饰自己的衣物和鞋子，而在此之前，作为皇权的标志只是紫袍罢了，其余的都一如凡民。”[10]由尤特罗庇乌斯的记述可知，戴克里先的目的显而易见：君主不是凡人，理所当然与凡人不一样。从戴克里先开始，罗马帝国的宫廷越来越像东方宫廷，各种繁复的礼节、礼仪充斥各个宫廷，黄袍取代了托袈，“陛下”代替了元首。“臣属见到皇帝时，要俯伏在地，最幸运的是亲吻皇帝龙袍的边缘。”[11]“皇帝们在城里的住所显赫壮丽，当他们出行时，会带上数千人的卫队、官僚以及随从。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到宫廷，希望向皇帝请愿。但从戴克里先开始，接近皇帝变得很难……”[12]古典史家埃米雅努斯·马尔科里努斯（Ammianus Marcllinus）指出，戴克里先是第一个引入域外帝王尊严的皇帝[13]。元首制时代，许多皇帝愿意同各阶层公民“零距离”接触，甚至赤身裸体出现在公共浴场内，以示对公民“坦诚相待”，旨在表明元首是公民中的一员。戴克里先抛弃了元首制，不再使用“第一公民”“元首”之类遮遮掩掩的称谓，千方百计远离各等级公民，戴克里先所要做的是和公民、臣民拉开距离，在公共浴场和各阶层公民“坦诚相待”彻底成为往昔，“公民”与君主之间营构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最重要的是，戴克里先这样做有了制度保障。

繁文缛节般的礼仪和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在先前的宫廷中不曾存在。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个丢弃桂冠、头顶王冠的皇帝，掀开了罗马帝政史新的一页。戴克里先错误地以为：“摆出无比豪华和高贵的气派，便可以使一般人民不敢存非分之想：使公众始终无法见到他本人，便可以使一个君王减少接触人民群众和士兵粗暴行为的机会；而且以为长期俯首帖耳的习惯将有助于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人的崇敬心情。”[14]吉本的这些议论应为一家之言，戴克里先明目张胆地将波斯宫廷的繁文缛节引入罗马，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此时的罗马帝国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帝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尤其是经历了“军权至上”“军营皇帝时代”的三世纪危机之后，元首制名存实亡，继续推进元首制，已无实际意义。至于戴克里先缘何引入波斯的宫廷礼仪，对东方专制君主的向往追求，应是其中主要原因。有历史学家认为，戴克里先引入新的宫廷礼仪是受到波斯国王专制统治的启发。蒙森认为：“东方统治者为多米那提制提供了范本。”[15]对于这种解释，另有历史学家表示怀疑。“唯一可信的解释是，戴克里先很喜欢这些礼仪，认为可以增加其统治的权威……”[16]通过以上种种礼仪和威严，戴克里先把自己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头顶王冠的被神化了的帝王”[17]。马克思的论述也十分深刻：“戴克里先正式头戴王冠。并在自己的宫廷中置办东方的奢华衣服和东方贵重的奢侈品。于是便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宫殿奠定了基础。”[18]

实践中，能够反映戴克里先“多米那提”制本质的做法、制度建构等方面的事实较多，执事官控制的“秘密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的设置颇具代表性。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将拉丁语agentes in rebus——翻译为“政治警察”[19]，另有西方学者则称其为“秘密警察”[20]。就“秘密稽查使”所干的各种勾当而言，罗斯托夫采夫的译法更合乎实际。戴克里先创建“秘密稽查使”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可以定期得到关于下属所作所为的报告……”[21]“秘密稽查使”的最初职能是稽查帝国境内的邮政情况，但实质上是官方密探，负责向皇帝报告所有涉及帝国政府的信息[22]。“秘密稽查使”作为密探，权力边界是宽泛的：“除了从事通信和监督工作外，稽查使被戴克里先等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赋予搜集国内情报等职能。自戴克里先开始，每年都有 2—3名（秘密）稽查使被皇帝派到各行省，调查行省情况、搜集相关情报。除了被派到各行省以公开的方式搜集行省情报、贯彻皇帝加强国内控制的政策外，（秘密）稽查使利用各种机会，搜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情报并将刺探到的情报直接报告给皇帝。”“刺探下至奴隶、上至行省总督和军团长等社会各个阶层的情报，更能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监视行省政府、高级军政官吏的活动等。”[23]“秘密稽查使”实质是皇帝用以对付臣民的秘密鹰犬部队，主要任务是监视民众和帝国的全体官吏[24]。利用“特务手段”加强王权，剪除异己，古今历史不乏先例，即使在罗马帝国也不是戴克里先“原创”，但推进“多米那提”制，对于强化王权，强化对臣民的控制，“秘密稽查使”之类的密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手段不能替代的。总之，戴克里先设置“秘密稽查使”与所建立的“多米那提”制有直接关系，不仅使君主专制达到了“形似”目的，也收到了“神似”的效果。“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晚期罗马帝国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25]。

君主专制最基本的外部特征不外乎奢侈繁复的礼仪、臃肿的官僚机构。与戴克里先推行“多米那提”制并行的是，宫廷人数众多官僚机构的创设。宫廷的钱财交由一个名曰“内宫官署”的机构管理，寝宫则由阉人看守，“作为皇家的奴仆，宦官颇受宠爱”[26]。“行政人员的增多始于君主宫廷秘书处，由官员、皇室服务人员构成。专制君主制确立之后，君主本人要履行一套仪式、惯例和外交礼节。宫廷的最高官员是近卫军长官，他是最重要的财政管理者……地位仅次于近卫军长官的是执事长官，可以说是宫廷内务大臣……另一个官员皇家私产伯爵负责管理君主的所有地产、财产和收地租……排名第四的是大法官，直接向秘书处负责，处理很多上传给君主的请愿书和申诉，起草国家法规。”[27]这些官吏下辖各种名目、职责的办事人员，有学者统计后认为，官吏总数保守估计为3万人[28]。3万人与戴克里先之前的帝国官僚机构相比，人数增加幅度之大，创下新的历史纪录[29]。然而，如果考虑到“四帝共治”的四个宫廷，以及每个宫廷下设各种服务、附属机构，加之各个行省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必不可少的管理机构和相关人员，3万人的数字似乎有些保守。

宫廷各级为皇帝服务的官吏，依据出身，从皇帝那里获得显示自己尊贵程度的、世袭的名号，其中较为高级的身份标识是：

最尊贵者（nobilissimi）：皇室的王子王孙；

地位显赫者（illustres）：帝国行政人员首领、近卫军长官、军队首脑；

尊贵者（spectabiles）：维卡里乌斯、杜克斯、首领；

阁下（clarissime）：用于称呼元老、总督；

可尊敬者（perfeciissimi）：最低等级的总督；

绅士（egregii）：近似于对应从前的骑士。

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官职、名号和社会阶层[30]。这说明，戴克里先的官僚体系中，不仅有层级排序，而且等级森严。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皇帝的戴克里先身居等级分明的金字塔顶端，高高在上，不可动摇，且对下属握有生杀予夺大权。

戴克里先虽然剥离了行省总督军事权，但为宫廷效力的各级官吏却参照军队制度确定官职与服饰。政府部门各级行政人员名义上编入某个已不存在的军团或军事单位，行政官员和士兵一样为皇帝服务，所有政府行政公文都将时间表述为服役时间。隶属皇室的行政人员归属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远比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复杂[31]。戴克里先“多米那提”制下的官僚机构明显带有某些“准军事化”色彩，也使这种官僚制度具有了某种混合制的特征。与此前相比，戴克里先“多米那提”制下的官僚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各级官吏的选任，不再以骑士和元老出身为依据。

除了一大批负责处理国内各项事务的官吏外，戴克里先的宫廷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官职：

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负责礼仪、运输和秘密警察[32]；

财政大臣（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负责矿山、铸币厂、税收和支付给军队的特殊奖赏；

皇帝私产总管（comes rei privatae）：负责皇帝的巨额私人财富，尤其是租赁大片土地；

宫廷内务总管（praepositus sacri cubiculi）：御前大臣、掌控接近皇帝的太监总管。

这些官吏在皇帝身边，地位显耀，为其他各级官吏望尘莫及。帝国官僚体系中，层次分明，等级森严，贫富差别巨大。身居高位的高级官吏异常富有，地位职别较低的官吏则处境艰难。不稳定的薪俸经常以实物形式，而非现金形式支付[33]。戴克里先治下的帝国资产通过三个部门掌控：宫廷私产管理署（res private），主要管理皇室财产；金融资产管理署（sacrae largitiones）管控矿山、铸币厂、收税、国营工厂、征收现金，以及支付给军队的各种赏赐；最为重要的一些事务则由近卫军长官负责，这些事务包括官兵和各级官员的口粮、公路和大多数公共建筑的维护、计算每年实物供给所需要的费用等[34]。戴克里先官僚机构的设置为进行行政改革，为帝国后期官僚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戴克里先宣称自己的统治权来自诸神[35]，东方帝国“君权神授”的理念为戴克里先全盘接受，他的统治由此蒙上了神圣的色彩，更与流传已久的元首制判若两厢。罗马皇帝历来看重自己的统治受到神的庇佑，“对神的选择异常重要，埃拉伽巴路斯的惨败即是明证。戴克里先对神的选择是精明的。他宣布自己是朱皮特之子，而非其他神的后裔。”[36]287年，戴克里先和（日后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的正式名称上分别采用了约维乌斯（Iovius or Jovius）和赫尔库里乌斯（Herculius、Hercules，意为希腊神话传说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cles——之子）的名号，以此说明两人与朱皮特、赫拉克勒斯有某种关系，也表示两人的关系具有特殊性：戴克里先像朱皮特一样筹划和指挥，马克西米安则向赫拉克勒斯一样勇敢地完成戴克里先分配的各项任务[37]。约维乌斯和赫尔库里乌斯成为两个奥古斯都独有的、专一的身份象征，可以视为皇帝另外的“身份符号”。一块献给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铭文表达的正是这种意义：“献给我们的君主，诸神生养的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38]不仅如此，戴克里先自称是朱皮特之子，马克西米安则称赫拉克勒斯为父[39]，戴克里先为“奥古斯都·朱皮特”（Augustus Jovius），马克西米安为“奥古斯都·赫尔库里乌斯”（Augustus Herculius）。在两个皇帝发行的货币上，朱皮特、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尤其突出[40]。“就像赫丘利的经历被用来美化马克西米安一样，宙斯的神话同样也被用在戴克里先身上……”[41]按照这一逻辑，两个奥古斯都手下的恺撒——加莱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也分别称延续两个奥古斯都是神之子的“血脉”，两个恺撒分别名为“恺撒·朱皮特”（Caesar Jovius）和“恺撒·赫尔库里乌斯”（Caesar Herculius）[42]。耐人寻味的是，加莱里乌斯本是戴克里先的恺撒，却加封赫尔库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本是马克西米安的恺撒，却称为约维乌斯[43]。有学者认为，戴克里先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共治”四帝之间一种平衡。罗马历史上，诸多名人显贵，想方设法与各路神祇“沾亲带故”现象极为普遍，源远流长。最典型的案例是，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者罗慕路斯，即是战神马尔斯之子。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共和国末年，恺撒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维纳斯。戴克里先自称约维乌斯或许是为了证实，罗马人心目中的最高神与他的家族有亲缘关系[44]。但此时戴克里先的种种举措和目的，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想法与初衷，是在为他的君主专制寻找“神圣”的依据——君权神授的依据。既然是神祇的后代，所推行的统治带有神圣性似乎“无可争议”，君权神授亦事出有因。苏联学者评论说，戴克里先在宫廷中实施各种繁复的礼仪，目的是“给元首本人环绕上一层超人伟大的圣光，使他和世间普通人之间掘一道鸿沟……”[45]“与皇帝相关的所有一切都被视为神圣的——他的言语、他的宫廷、他的文字，他本人就是神化了的人。”[46]“通过宣称自己同诸神联系的仪式，皇帝地位合法化得以提升。”[47]在“多米那提”制中，“皇帝的权力直接来自诸神，而非民众的意志……”[48]据此，戴克里先为自己的地位、权力蒙上“神圣”的光环，为远离公众生活找到了依据。经过人为的、并不复杂的修饰，神圣化了的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诸帝，丢掉了元首名号，抛弃了“第一公民”称谓，成为地位崇高，出入有群臣、下属环绕，前呼后拥，高高在上的威严君主。戴克里先“多米那提”的制度建构，让运营了两个多世纪的元首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戴克里先的“多米那提”制，以及将东方各种宫廷礼仪移植罗马，厉以宁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应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论述。厉先生认为：“戴克里先临朝期间罗马文化已经越来越显著地转变为东方文化或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了……戴克里先之所以抛弃已经形成多年的罗马文化，而转向东方文化，固然有他自身的考虑，即主要维护个人的专制统治，而为什么戴克里先周围的大臣、官员近侍以及一切想依靠戴克里先权威而有所贪求者之所以接受东方文化，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选择。当戴克里先做出选择之后，他们也就做出服从戴克里先的选择。这样，东方文化就在罗马帝国上上下下开始向主流地位演变。”[49]当“多米那提”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时，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元首制”文化自然而然成为“边缘化”文化，很快变成历史陈迹。

戴克里先能够实施“多米那提”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戴克里先“架空”了元老院[50]，剥夺了元老院诸项权力，特别是剥夺了元老院所有的司法管辖权[51]，元老院不再是政府的一部分，成为局限在罗马城的一个市一级的“市政委员会”[52]，根本无法干预戴克里先的所作所为。为使“多米那提”制顺利推行，戴克里先的巧妙做法是在空间上疏远了罗马传统政治的根据地罗马城，彻底规避了对其君主制制约的可能，常年驻跸尼科米底亚，各种戴克里先不愿意见到的麻烦由此化解。

自戴克里先登基开始，便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更不是元首。戴克里先“扫除共和国空洞的伪装，直率地用帝王威严和礼仪来衬托君主的崇高地位”[53]，彻底颠覆了元首制，罗马帝政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戴克里先所推行的“多米那提”制“……核心是提升皇帝的地位”[54]。当然，元首制下的元首的核心地位不容置疑，但这种“核心地位”至少在名义上不是明目张胆的。“多米那提”制则赤裸裸地强调、强化了皇帝的核心地位，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否定了元首制。“多米那提”制的建构与实施在罗马帝政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消磨了元首政治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痕迹。吉本所论戴克里先的“新帝国”“成为毫无遮掩的东方专制帝国”[55]；“运行了3个世纪的奥古斯都体制，最终让位于戴克里先的、毫无掩饰的专制体制……”[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