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心峰
李新副教授将她即将付梓出版的专著《新世纪底层叙事研究》的打印稿快递给我，嘱我为其作序。我虽然出身于文艺学，拿的是文学学位，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以来，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了艺术基础理论及艺术学学科反思学科建设研究上面来，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可以说是比较隔膜，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更是所知寥寥。我自觉没有资格对这样一部系统研究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叙事的专著置一词。但是，由于李新副教授曾在我这里做过几年的博士后共同研究；她的专著的标题与目录又像一个拥有强大引力的磁场深深地牵动着我的阅读兴趣，于是，我便暂时离开艺术基础理论和艺术学的思考而回到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场，怀着浓厚兴趣，开始我的阅读之旅。我想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底层叙事。
还有一件事情，也促使我必须立刻就去认真阅读这部书稿。这便是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一篇叫作《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微信和网络上极为迅速和广泛地传播。正是这一篇文章，以及《范雨素们和她的老师》这样一些文章，使我这一颗多少年来躲进书斋，在某些方面可能已变得有些冷漠、麻木、生硬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深深的触动！原来，在今日的社会，仍有像“范大姐”这样的一批生存境遇相当艰难，但生存意志却极为顽强，物质生活并不优裕却怀揣着文学之梦，对精神生活有一种天性的执着的所谓“农民工”，打拼在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物质欲求与精神追求等等既相互冲突又相辅相成的“边际”，还有像张慧瑜、鲁太光、崔柯等北大才子、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这样的人文学者，甘愿给这些打工文学的实践者、追梦者做“义工”，为实现他们的文学梦，为帮助他们争取为自己而言说的话语权，而默默地做着他们的努力与奉献……总之，范雨素们，还有他们背后的老师们，促使我关注起农民工的问题。而这些不正是属于李新所研究的底层叙事的范畴吗？
实际上，我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关注起农民工的问题，还有一个诱因。今年3月的最后一周，我到中央党校参加了一期“国家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修班”。在一次听课过程中，我听到中央党校一位著名教授在谈到我国当代社会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时，所谈到的若干看法。他认为，农民工在我国已形成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工人群体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然发生十分深刻的巨变，作为我国社会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总规模发生了数量规模上的剧增，而这一深刻的历史巨变，蕴蓄了极大的社会正能量，也在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我党的执政基础。他也对该群体至今仍被称为“农民工”而未能作为“工人阶级”得到“正名”而深感遗憾乃至忧虑。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能否得到“正名”，实际上切切实实地关涉到该群体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乃至文化上的基本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大问题。记得我当时听了这样一番话，真有一种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我不能不佩服中央党校著名教授那种“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有的担当与思想的洞见！
所以，在我读到《我是范雨素》《范雨素们和她的老师》等文章后，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我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学术分社总监邓友女副编审共同执笔，撰写了《范雨素、新工人群体与文化权益》[1]一文，在《人民政协报》上刊发。五一假期甫一结束，我又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名师讲坛”高端学术讲座这个平台，通过青年批评家、我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张慧瑜副研究员这一特殊途径邀请到“范大姐”（即新工人文学作者范雨素，此时她正在躲避众多网络媒体的追踪而拒绝任何采访及讲课邀请），同时邀请青年批评家张慧瑜、鲁太光、崔柯，四人进行了一次主题为“范雨素、新工人文学与文化权益——五月对话新工人文学”的学术对话，我院艺术学各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反响热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考虑到我上面提到的那篇刊发于《人民政协报》的文章，构成了我进入李新这部大著的认知前提，并与我现在写的这篇序文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而且此文也不长，现谨抄录于兹：
五一劳动节之前，一篇题为《我是范雨素》的万字纪实文学作品，凭借网络和微信等新媒体的神奇之力，几乎在一夜之间爆红，赢得万千读者，也引发人们对于劳动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新型劳动者群体的人生、命运、权利等等的集中关注与深度思考，让这一偶发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现象级或准现象级的新闻。
《我是范雨素》的走红，其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年届中年、在京城做育儿嫂的农民工，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吧。人们难免以一种好奇而怀疑的心理，试图走进范雨素营造的语言世界内部一探究竟。而该文讲述的故事之跌宕曲折真实感人、语言之朴实洗练、人物刻画鲜明有力、作者把控情绪之理性冷静，等等，总之，如“范雨素的老师们”中的代表人物、青年批评家张慧瑜博士所判断的她“可能是更有自觉意识的创作者”，恐怕也是让公众乐于认真阅读全文、情愿耐住性子倾听这位来自底层的女性所讲述的故事、与之同忧同愁、同悲同喜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前，一些所谓来自“底层”的文学声音并不曾间断。它们或者充满悲情，通篇苦大仇深；或者如所谓“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般的夸张直露、质胜于文，让人读后，有时不免疑心它们究竟表现了多少历史真实，或者怀疑它们到底能够给人们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它们究竟是否值得我们排除各种干扰耐下性子去欣赏、阅读？
毋庸讳言，《我是范雨素》不炒作、不夸饰、不刺激、不煽情、堪称雅正的文学性及叙述者的平淡幽默，并不能掩盖作者所代表的那个被称之为“农民工”的群体生存上的窘境。在这一点上，该文所反映的生活具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性。而文章所叙述的作者所经历的独特人生，她的堪称伟大的母亲，她的一度沉湎于“文学梦”的大哥哥，她一度服气的“小神童”小哥哥，她的命运各异的两个姐姐，尤其是被命运“装订得极为拙劣”却也突显出一种非同一般的坚韧无比、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倔强性格的作者本人，使得这篇纪实作品成为绝不雷同、十分难得的“这一个”。作品的朴实、平淡与真实、真挚使作品格外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们再一次聚焦到当下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
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我们按照语言的惯性一如继往地称之为“农民工”。据有关媒体报道，该人群的人口规模，到2016年，已达到二亿八千万以上！我们不妨想一下，我国总共十三多亿的人口中，有几个“二亿八千万”的劳动者？我们那些非农民工的传统工人的总人数是否达到了这样一个数字？这样一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我们是否考虑过他们对于至今仍被叫做“农民工”有何感受？一个“农民工”的概念，是说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们之被称为“农民工”，是相对于谁而言？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人吗？可是，所谓传统的“工人”，从其来源来说，又有多少不是来自农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不也是“农民工”吗？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应该如何给予一个科学的、恰当的、准确的命名，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术语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我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那些被称之为“农民工”的人群，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从事的工作等等方面来看，早已实现了由农民向工人的身份转换，形成了一个意义非凡的“新工人群体”或“新工人类型”。这其实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伟大变革之一。这近三亿人的“新工人群体”在神州大地的诞生与崛起，极大地扩展了我国现代工人阶级的规模，壮大了我国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力量，巩固并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一件十分值得关注并值得热情欢迎的大好事。但令人引以为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我们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在这方面严重滞后，很少能够看到相关的深层次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研究成果。而由于认知上、理论上的严重滞后，导致了我们在针对这一新工人群体相关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建设，对于他们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的关注、确认与相关保障措施的创立方面，急需大量补课。
据有关报道，目前这一新工人群体在经济权益方面主要是薪酬待遇方面，情况已有很大改观，甚至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相比，差距在显著缩小并且在加快缩小的进程。到2016年年底，这一群体的平均工资达到3275元。但是，他们作为工人阶级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益是否得到了确认与应有的关注？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谈一谈这一新工人群体的文化权益的问题。这也是《我是范雨素》一文猛烈击中的我们当下社会的一大软肋。这其中当然包括在这一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子女能否受到城市普遍应有的教育的问题、职工本人的再教育、再提高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对于这一群体而言，除以上所说这些基本文化权益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十分重要的文化权益问题。这就是他们接受、欣赏文学、艺术及其他高雅文化产品的权利，乃至他们亲身参与文化、艺术、文学创造的空间与条件的问题。因为，正如范雨素曾经表达过的那样：人活着，除了吃饭，总得找点别的事情去做。也就是说，人，无论你是精英，是白领，还是来自农村的打工一族，除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的物质生活之外，总要寻求对于日常物质生活的某种超越，追求一种属于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就是对于高雅的文学、艺术及其他精神产品的接受、欣赏乃至亲身参与创造。
从范雨素的成长过程我们观察到，我们当下的社会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为他们这一新工人群体提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应有的机制和条件。但范雨素和她在皮村的一些工友们相比之下比较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批不计回报的志愿者，即以张慧瑜博士、崔柯博士等为代表的志愿者，来到皮村，在这一新工人群体自办的文学补习学校或新工人艺术团，为有志于文学及其他艺术创作的打工者义务上课，给予必要的指导、帮助。我们很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与范雨素一篇作品引起轰动相比，她和她那些工友们背后的那些老师们对于该群体文化权益的高度关注与无私奉献，也许更值得我们当下社会的点赞与支持。在赞扬和支持他们并呼吁更多的有抱负、有情怀的知识人加入张慧瑜们的队伍的同时，我们更加期待我们的各级政府建设或创设一些体制、机制，制订一些富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政策，提供一些必要的硬件与软件的设施与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该群体文化权益如何得到切实关心与保障的问题，让这一群体的文化素质得到整体的提高，让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书香气息、艺术与审美的气息，能在日常物质生活之外，享受到超越性的精神生活。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李新的书稿，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费孝通先生的导师“马老师”即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为费孝通先生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撰写的《序》中说过的一句话：“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2]费老的代表作《江村经济》业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名著。李新这部由其博士论文而来的专著可能还无法与费老的大著相提并论。但这部书稿在论点之明确及描写、叙述之翔实这两个方面，同样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所谓论点之明确，这首先体现在，作为自己全书讨论的逻辑前提，作者一开始便对“底层”之概念、“底层文学”之概念及其缘起、内涵、争论等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梳理，包括对于底层文学与所谓打工文学等等相关联的文学现象相互关系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给底层文学作了这样的界定：“底层文学，主要是指由底层写作者或非底层写作者表现底层经验或底层生存记忆的文学表述；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形式，以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为主要内容，以同情与悲悯之情为主要情感基调，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更具有时代性。”作者对于底层文学的明确界定，是在以往学界有关底层文学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辨析扬弃各种观点基础上会通综合熔铸而成的，而且，我们一眼即可看出，她并非要对“底层文学”作一般理论概念的思辨，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历史语境中发生、演变的历史的、具体的文学思潮来把握的。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基础，作者在后文中，依次展开，逐层递进，分别讨论了底层立场、底层叙事精神，并对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底层文学的不同存在类型，它的大致发展过程，作了堪称“生动翔实”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最起码让像我这样对于底层文学所知甚少的读者，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底层文学有了一个整体的、概貌的了解。而这对一位作者的视野与选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专著，不能止步于为读者提供一张简明了解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地图。可贵的是，作者在做这种生动翔实的描述的同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作为前理解因素，对底层文学现象作了深度的阐释，并给予了理性的评价。
我觉得，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对于底层叙述，具体区别为“指向底层”的叙述、“为了底层”的叙述和“来自底层自身”的叙述，又把这三种底层叙述归纳概括为“底层的自我表述”与“知识者的底层表述”两大类型，分别探讨它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审美艺术取向，这样的探讨是很有价值的。
作者在第三章着重探讨底层的边际人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底层主体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危机与困境，和这种存在与认知上的困境带来的心理焦虑与体验困惑，则带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体现了一位人文学者可贵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作者理性的学理探索上，平添了阵阵暖意。
在全书中，著者对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发展进程，作了一种历史性的反思与客观理性的评价，这在我看来尤其难得。由于底层文学聚焦于社会底层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人们易于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给以关注、同情、赞扬，容易看到它的成就与优点，而不易或不愿看到它的缺陷与局限，不愿或不敢对它的不足提出批评。本书的作者却能够排除任何的主观成见，将新世纪底层文学作为一种理性反思的对象，既热情而充分地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及所取得的成就，但也不避讳它的问题与缺陷，如部分作品在叙述视角上的“过度宣扬苦难”、知识层的底层叙述有些难以得到底层的认同、底层文学的创作与它在底层的文学接受发生某种脱节，还有底层文学作品中较普遍存在的艺术缺失等问题，著者均作了客观冷静的分析和冷峻的批评。这样的反思与批评，对于底层文学的未来健康成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从总体上看，本书作者选择“新世纪底层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深切关注占人口相当比重的社会弱势群体底层生活境况尤其是他们在文学上的呈现，可以说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的讲话》中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体现了一位人文学者的温度。与此同时，这又是一部充分体现着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的文学研究专著，对新世纪底层文学这样一个值得给予高度关注的文学思潮，做了系统性、专业性、新意迭出的探讨，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而“马老师”那种“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以及“时感令人嫉妒”的心情，也是我阅读此书稿时常常能够体味得到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乃学术发展之常态耳。
2017年9月26日
（李心峰，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 《范雨素、新工人群体与文化权益》，《人民政协报》2017年5月8日第10版。
[2] 《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