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理论对底层文学的阐释及底层文学引起的理论讨论

一 国外底层理论的译介

“底层立场”与“批判精神”在一段时间内是《读书》所热衷的词汇。在2001年第8期，《读书》杂志发起了关于“草民”的讨论，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包括温铁军和戴锦华等人关于全球化的对话，他们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过去的商品贸易发展阶段还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转化为资本，后发国家的民族资本还能够分享资本收益；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全球瓜分资源的战争，是因为全球都在资源资本化。一旦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而是世界法西斯主义复苏。”[18]还包括查特吉的《关注底层》，查特吉在《关注底层》一文中提到：“一九八二年，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现在所熟知的‘底层史观’即来源于此。‘底层’，首先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葛兰西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的，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19]查特吉指出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同时，葛兰西也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独创性和具体活动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的局限。”[20]在《关注底层》一文中，查特吉还分析了“反对精英史观”“精英和底层政治的交叠”“重新定位”“多种其他的现代性”“再思政治”等几个命题。在反对精英意识上，底层叙事不仅不信任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代言书写也表示怀疑，如何让沉默的、被遮蔽的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这些声音进入文学叙述范围中，成为新的问题。《读书》较为详尽地刊载译介了这些国外的底层理论，为“底层”的发现与命名提供了学术依据，为我国的底层叙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扫除了概念上的障碍，在底层的表述与被表述问题、底层的自主意识、底层的概念与属性等问题方面，为当代的底层叙事研究，提供了学术保障，为国内的底层研究在重新审视历史、建构历史多种可能性上提供了理论的自觉，使得底层研究有可能对历史和现实具备双重的考察。长期以来，底层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长期地被遮蔽，而今经过葛兰西、查特吉这些学者的努力，相信重新构建的历史已成为可能，并且这也将是时代的必然。底层应该寻找他们的自主意识，知识分子的代言无法体现民众真正的自主。

（一）社会学的“底层”——意大利葛兰西的社会学研究

“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它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ci）的《狱中札记》中，他用了Subaltern Classes一词，可译成“底层阶级”，是指一种革命力量，是指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事实上，葛兰西并不是一位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也不是一位学院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是一位为实现意大利共产主义而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仅仅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就是一个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无业者等等在内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只有争取到众多阶层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才能更进一步夺取政权。所以，葛兰西选用了一个打破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一个容易取得各阶层认同感的概念，融合了阶级与阶层，包括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以无差别的统一称谓或命名将尽可能多的力量整合进革命队伍。“底层”一词就这样诞生了。“底层”的诞生，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概念。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以及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底层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农民阶层的认识深刻而具有前瞻性，它着重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独创性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农民意识具有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等局限性。他的发现，为我们今天的底层研究提供了基石，并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应用。

（二）历史学的“底层”——印度的庶民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一批优秀的历史学家：古哈、查特吉、查克拉巴蒂、沙希德·阿明、潘迪等开始了关于南亚社会的“庶民”研究，探讨关于“庶民”的各方面状况。到20世纪末，他们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十册专辑。

所谓“庶民”是英语词汇“Subaltern”的中文翻译，也有译作“属下”“下层”“底层”的。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来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不同的是，葛兰西是当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他对“底层”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政治，为了夺取权利，而印度学者们并非革命家，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对“底层”的研究，也并非有任何政治野心。古哈的《论殖民地印度史编撰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早期庶民研究的纲领。

当时的印度历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着，印度民族及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完全归结为精英们的成就，而印度人民在建立和发展民族以及民族主义方面所作出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完全被精英主义掩盖了。而揭示和呈现出被精英主义史学所遮蔽和抹杀的“人民政治”，则成为这群印度史学家在庶民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

古哈认为：“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着另一种与精英政治并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简而言之，就是人民。”[21]

正是由于印度的底层社会群体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体，也是坚决抵制和反抗精英统治的群体，使得“庶民性”或“底层性”成为所有这些社会群体的共同特性。“庶民性”或“底层性”是人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根本区别。

早期的庶民研究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来自底层的人民政治，就其本身而言，还不足以将民族主义运动发展为成熟的民族解放斗争。因为底层中的各自群体没有结成巩固的联盟，比如工人阶级，无论其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还是其阶级觉悟，都没有成熟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更没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也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因此，工人阶级无法完成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

葛兰西的“底层”概念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同盟中社会构成的多元性。而完全言论自由的学者派古哈和庶民研究群体，使用“底层”这一概念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元素的复杂多样以外，更强调“庶民性”或“底层性”这一所有底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通过“底层性”这一明显特征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统一划入“人民”这个范畴中来。在中国现阶段的底层研究中，引进和借鉴了葛兰西、古哈关于底层研究的理论观点，并以此为语境，结合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特点，发展了中国对底层的社会研究。

二 我国学者对“底层”的认识

在中国，“底层”作为社会学概念，较为系统地被阐述是在陆学艺编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该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那些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的群体被划为底层，其来源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2]按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标准来计算，我国底层的数目相当庞大：“在社会结构中，产业工人阶层占22.6%左右，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或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占44%左右，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占12%，失业、半失业人群占3.1%左右，这样，底层占到全国人口的78.7%，以全国人口13亿来计算，就是10.23亿。也即中国人口要有78%以上被划为底层。”[23]这种对底层的定义是客观的，划分标准也是合理的，也是世界底层问题研究中对“底层”的定义极为明确的。

我国当前对“底层”的关注，多来自于社会的现状和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位于城市的底层——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问题等等都是当下我国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的两极分化日趋激烈、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的趋势下，文学，承担起了他的社会责任，将这些社会现实危机通过文学特有的表现方式呈现给人们。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在感受到中国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这些问题连同自身感触融入文学中，从而形成了“底层文学”的思想基础。一大批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的反映底层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统计，徐德明从2000年到2005年的11种文学刊物中找到224篇（部）小说描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而刘庆邦的《神木》、尤凤伟的《泥鳅》、曹征路的《那儿》，已经被当作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品，并由此引发了文学界一轮又一轮的底层写作大讨论。

“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文学界的底层文学书写则表现出迟钝性和被动性，甚至是滞后性，与其说是文学界对现实的主动发言，不如说是受巨大现实存在的推拉拽行。”[24]这也正验证了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的“底层”，在文学中又是如何界定的呢？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坛有位名噪一时的诗人——老威（本名廖亦武），他在90年代采访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的人物，从打工仔、下岗者、村小老师到乞丐、酒鬼、赌徒，从卖笑小姐、买欢客人、死刑犯、杀手到流浪画家、民间艺人、老右派、老地主……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写成《中国底层访谈录》，描摹出这些被社会忽视、充满艰难但又坚韧地生存着的生灵的生存图像。作者用一种本真的态度，将这些弱势群体的善与恶、美与丑，欲望的压抑与释放做了真实的描摹。

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概念或者说内涵是这样描述的：“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25]李云雷从内容、形式、写作态度和文学传统上对底层文学进行了概括，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底层文学的内涵。

李云雷在《底层文学论纲》这篇文章中，再次阐发了他对“底层文学”的理解。他认为“底层写作”是在世纪之交兴起的一个广泛的文学写作潮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文学理论等，涉及曹征路、王祥夫、胡学文、陈应松、刘继明等小说家以及郑小琼、王十月等“打工文学”的诗人、小说家。[26]

王文初在《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中认为“对底层写作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即处于社会底层或基层的作者的写作。另一种是从客体对象的角度来理解，即作者并不一定身处社会底层或基层，但所表现对象为社会底层的写作。”[27]也即将“底层文学”分为“写底层”和“底层写”两种类型。对文学类别的划分以作者的身份为标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还是要以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和内容为标准来划分，也即以叙述对象为标准。

原《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将目前文学表现底层经验分为两种写作方式：“在生存中写作”和“在写作中生存”。生存之于写作，是一种基础与源泉。“‘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28]这正是所谓的“在生存中写作”，“而目前文坛存在的职业性作家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写作中生存’。”[29]当我们读到这些来自于底层真实生存境遇的文学作品时，往往被一种质朴率真而又深刻揭露生存与心灵的现实主义精神所震撼。“其一，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感受，也体现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中的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的精神。在当下文坛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那里所出现的生活景观，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生存’大异其趣，因为先锋式的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大都把这些现实的‘生存’转化为一种‘存在’，存在哲学的精神使他们笔下的‘生存’抽象化，它稀释甚至牺牲了很多生存的日常性、现实性和实在性。而‘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则有着建立在基本生存之上的真实情感，撕心裂肺或困顿徘徊，以及所有的想象和心灵体验，都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式的内在基础上，化为一股为生存而斗争的时代精神充盈其间。”[30]其二，“而‘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中，却充满了真正的现实精神，既有硬度和反抗，也有细腻和妥协，一句话，很现实。”[31]其三，“在写作中生存”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是“启蒙话语”的演绎与消解，“这些作品中充满了现实化的生存诉求与公平正义诉求……天生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人道主义倾向。”[32]张未民“在生存中写作”和“在写作中生存”的观点，实质上阐述了底层文学的表述与被表述问题。底层能否表述自己，如何进行表述？这的确是底层文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较早看到的打工文学，就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创作的作品，他们大多具有底层生活的真实经历，虽然作品略微令人感到粗糙，也没有经过文学创作的专业训练，但作品却透露着真情实感和血泪辛酸，读来令人震撼。而一些创作精英们的作品虽然也在述说底层故事，但由于缺少底层生活经验，写作的视点往往是在俯视底层，虽然也在揭示底层的困苦，读来却有如隔靴搔痒，总不是那么淋漓痛快；或者间杂着知识分子的救亡意识，想要拯救落后的底层，透着对底层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有的作品完全是在批判底层，认为底层的愚昧、落后阻滞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就应该完全抛弃这个阶层。至此，批评界提出了如何表述底层和底层能否进行自我表述、如何自我表述的问题，并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能够给底层文学一个相对全面的概念界定，即有关以底层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无论创作者是真正的底层群体，还是关注底层群体、底层生活状况的当代作家、知识分子，只要其作品来源于底层生活，反映了底层生活图景，以底层生活为表现对象，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可称之为“底层文学”。

三 底层文学引起的理论讨论

“由贫富分化到阶层的结构化形成，再到阶层的再生产，产生出严重的对社会公平、正义、民生的关注必要性，孙立平认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未有失败者前先造就的成功者，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则是失败者开始显现的时代。严重的社会分化与结构断裂导致改革共识的消失，产生出对改革合法性的质疑，在社会制度上社会权力失衡的后果便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衡乃至失效。”[33]在此现实社会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温成为新左翼文化对当今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一些新左派的旗帜，甚至包括对邓小平等人对社会公平的论述、对改革成功与否判断标准的重提，也成为其重要论据。在九十年代思想界曾产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但当时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新左派获得认同度并不高，十年后刘郎重来，正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现实的巨大裂变成为新左派重获重视的主要推手。考虑到这样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背景，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便一点也不突兀了。现实生活为底层文学提供最大的生活资源，也为其中的新左翼文学精神提供着精神之魂的铸炼。”[34]

聚焦现实的真实体验和话语表述的复杂性，以及被表述的“底层”生活存在着混杂与暧昧性，再加上评论者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引用的理论资源也存在着多元化，种种因素引发了新世纪以来关于底层文学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论争，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日益深入和扩大，并日渐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界、文化界的焦点和敏感话题，一些大学、文学期刊，纷纷发起了热烈的讨论。2004年到2006年，《天涯》《文艺争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以及新星出版社和新浪网等文学期刊、新闻媒体先后发起、组织了十多次关于底层文学的对话与争鸣。一大批作家、文学批评家等专业人士积极参与了这场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活动。2005年7月28日，南帆等人在福建社科院文学所以《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为题开展的专题对话，引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文艺争论，对“底层文学”的诸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什么是底层”“文学史表述底层的经验”“为什么要表述底层”“80年代以来文学描述底层的经验”和“底层怎样自我表述？”五大问题进行。南帆同时提出了潜在的疑问：知识分子的表述能否得到被表述者的认可？底层对他们使用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修辞方式是否习惯？知识分子美学与底层文学观念一致吗？这些问题在底层文学的现实写作中的确存在，并且对底层能否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丹武认为底层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拒绝在社会公共空间对底层的蓄意遗忘，意味着拒绝以取消某种话语的方式将沉默者放逐于存在之外，也意味着捍卫文学的自由与丰富。南帆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的表述是对一种非本阶层的表述，因此，这种代言常常成为对底层的异化与歪曲，甚至某种程度上会脱离被代言者。而知识分子也常常会借用底层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不满，即“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是代言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这种二元的思路也需要我们去反思。[35]在关于“80年代以来文学描述底层的经验”与“底层怎样自我表述”等问题上，郑国庆、刘小新、林秀琴、练暑生、滕翠钦等人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举办了“文学与底层”研讨会，来自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的专业人士各抒己见。他们认为，“底层写作”切入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延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它在艺术表现、题材把握、叙事伦理方面存在很多分歧。

邵燕君为此写了《关于“底层文学”讨论的一点思考》一文，文中揭示了当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缺乏反映能力的事实，并分析了如何看待“底层写作”不够“文学”以及“底层文学”为什么文学性差等问题。

这些对底层文学的争论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

一是什么是底层。按照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那些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的群体被称为底层；而蔡翔的散文随笔《底层》一文较早提到“底层”这一概念，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处于社会的最下层者都被称为“底层”；李云雷在《“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天涯》2008年第1期）一文中，对底层文学的概念如是说：“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36]这些学者分别从内容、形式、写作态度和文学传统等各方面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底层文学的概念。

二是底层文学的表述问题。《“底层写作”——四人谈》（《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3期）当中，对“底层”被表述的命运提出质疑，认为当今知识分子对底层的代言无法真正地表达出底层的真实声音。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文章中，都对底层这一被言说的群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了探讨。

三是与其他文学现象的关系。主要将底层文学与新写实小说、乡土小说及左翼文学传统等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另外，也与“纯文学”做了比较。在2001年第3期《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纯文学”的概念的讨论中，重新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代表作品李陀《漫说“纯文学”》、蔡翔的《何谓文学本身》。他们作为昔日纯文学的倡导者，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以底层的名义批判纯文学观念，批判文学知识分子对现实苦难的疏离。

四是底层文学的审美叙事问题。丁智才在《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中指出底层作家要合理地表达出底层生活经验，他从“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伪底层的‘艰难’分享与图解”“考古、丑化和戏谑”以及“形式主义的陷阱”四个方面指出了当前底层叙事书写的误区。王莉在《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一文指出，底层叙事多以平民悲剧为主要内容，反映底层的苦难与焦虑，认为“底层文学的写作者是平民作家，他们采用平民视角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其叙述方式也是平等的、充满悲悯的平民叙述。作品内容是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人、其他底层民众的平民生活悲剧；读者都是平民读者。从创作到接受各个环节都定位在平民阶层，底层文学都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可以称为平民悲剧。”[37]另外还有一些评论认为，当前的底层创作还存在过度宣扬苦难意识，以苦难代替全部底层生活的问题；一些创作者由于缺少底层生活经验而描述出的底层是作家所想象出的底层等问题。

五是底层文学中的人文情怀。人文关怀精神普遍存在于当前的底层叙事中，如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认为，新世纪底层写作中有三种人文主义观照，一是社会——启蒙观照，二是生活——世俗观照，三是二者交叠的双重视角。[38]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指出了当前底层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并主要体现在对底层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困惑，作家对底层苦难经历的悲悯情怀等方面。[39]

六是对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如陈思和等发起的《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关于长篇小说〈泥鳅〉的讨论》，石鸣的《底层关注与边缘目光——罗伟章小说解读》，傅书华的《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刘伟厚的《躲不开的悲剧——试论刘庆邦的矿井小说》，李云雷的《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以〈那儿〉为中心的思考》等等。

模式化、概念化写作是目前底层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主要指向。因为作者主体立场的空虚和主体价值判断的缺失，形成了所谓的“无根的苦难”。[40]在情感表达上是憎恨学派、怨毒文学的情感泛滥症、情绪宣泄症。[41]“一些批评者认为底层文学大抵在艺术性上都很粗糙，有的是对底层、苦难描写放纵狂欢式的粗鄙症，有的是主题先行论式的理念写作症，由此导致普遍的人物扁平化、概念化，情节模式化。”[42]对旧有身份丢失而感到失落，对新的身份无法确立而感到困惑与迷茫，正是身份焦虑的体现。身份焦虑感不但困惑着底层人群，对于底层文学的创作者而言，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的困惑体验，“对写作者而言，出现了替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表述之别，替底层代言面临着知识分子与底层间的情感隔膜症，而底层自我表述如打工文学又陷入了底层表述能力的困局以及知识分子主体在场缺失的困局，有论者引入了莫言的‘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来比喻和解释此种尴尬，并以之为不同的写作伦理。”[43]目前已基本形成规模与阵营的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与批评，激励着底层文学创作的进步，提升着底层文学创作的审美品质。基本形成系统的底层文学研究，不断对底层文学的现实叙事做出总体的把握和更深层次的解析。这些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文学的人民性讨论、打工文学讨论、底层写作的学院术语话语权讨论、底层写作与写作伦理讨论，底层的表述与被表述问题的讨论等一系列理论论争，进一步指向于对新世纪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发展理路的全面检讨和探索。这些讨论与论争，将最初的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升华为指向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与探寻，至此，底层文学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风向标。

---

[1] 转引自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2] 转引自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 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天涯》2004年第6期。

[4] 吴志峰：《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天涯》2004年第5期。

[5]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6]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7]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8]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9]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68页。

[10]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1] [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12] [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13] [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14] [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15] 梦笔生：《中国农民调查》令我们良心不得安宁，《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3期。

[16] 李云雷：《2006年“底层叙事”的新拓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1期。

[17] [美]V.C.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程梦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18] 温铁军、戴锦华等：《怎样的全球化？》，《读书》2001年第8期。

[19]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20]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21] 卢龙塞、陈燕谷：《印度的庶民研究》，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52b801008jem.html。

[2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3] 刘旭：《现代性话语笼罩下的底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4]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25] 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天涯》2008年第1期。

[26] 李云雷：《底层文学论纲》，《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27] 王文初：《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关照》，《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28] 张未民、孟春蕊、朱竞：《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

[29] 张未民、孟春蕊、朱竞：《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

[30] 张未民、孟春蕊、朱竞：《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31] 张未民、孟春蕊、朱竞：《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32] 张未民、孟春蕊、朱竞：《新世纪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33]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34]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35] 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36] 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天涯》2008年第1期。

[37] 王莉、张岩松：《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38] 王文初：《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39] 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40]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41] 陈晓明：《“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42]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43]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