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话语与解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分析与社会理论有结合的趋势，即倾向于把语言使用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并且与后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相结合，从语言分析走向话语分析和言语行为，从作品走向文本，从结构走向解构，从纯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有人称之为第二次语言转向。普拉特等人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怀特的历史诗学、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理论等可以视为代表。
形式主义文论的作品中心主义和纯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作品的封闭性走向文本的开放性，再走向大文本。1962年，艾柯提出了“开放的作品”观念，把读者引入文学阅读和意义生成过程之中，认为作者向欣赏者提供的是有待完成的作品，“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41]其后，巴尔特发表了著名论文《从作品到文本》，认为作品具有封闭性，文本是一个网状的弥散空间；“文本是多元的……每个文本都处于互文状态”[42]。到了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乔纳森·波特认为，语言具有建构和创造社会互动的功能，故而提出“社会文本”（social texts）概念以涵盖小说、肥皂剧、日常对话、新闻故事等，“社会文本不仅仅反映预先存在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物体、事件和范畴，而且，它们积极地建构这些事物的面貌。它们不仅仅是描述事情，它们还做事情。由于它们是积极的，因而它们寓有社会和政治意涵”[43]。显然，“社会文本”的说法有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子。
在这个过程中，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批评成为主要的理论资源。德里达扩大了文学的边界，把文学看作一种讲述机制，“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44]。因而形式主义的纯文学观念被扩展成一种与书写及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大文学观念。至于福柯，有人评论说，“在诸如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建构、话语在社会变化中的功能等领域，福柯的工作对某种社会话语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45]。福柯视话语为联结日常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中间区域，具体说来，就是文化史或思想史的领域。他认为文化史是不连续的、断裂的，是由话语事件来描述的。在福柯看来，对象、陈述、概念、主题的形成都是话语关系总体的结果，而不是理性主体的作用。话语体现了社会文化作用于其成员思维、行动和组织的规范，比如关于文学的话语便是特定知识构型与制度建制的产物，“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46]。在福柯那里，历史也是一种话语，文献不再是了无生气的材料，“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47]。这些说法启迪了海登·怀特关于“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的构想。“通过成功地把纯粹的编年史编造成故事，历史才获得了部分的解释效果；而故事又是通过在其他地方被我称为‘情节编织’的运作过程而从编年史中编造出来的。”因而历史被视为一种语言模型。[48]随着格尔兹的“深描”说、努斯鲍姆“诗性正义”等的出炉，一种突破了形式主义纯文学观念的界限，既质疑现代以来以真理、客观性自居的学科观念，又包含了想象、同情等人文主义元素的大“文学”观念开始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流行开来。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审视语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革新过程中的作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与语言天然具有亲和性，哲学界、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讨论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也体现了文学理论与语言学、哲学及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互动。语言转向是在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反本质主义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哲学更多地关注人生、艺术，语言成为哲学反思形而上学，进而反思哲学自身、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通道。约翰·塞尔说，“当我们体验世界时，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世界的，而语言又帮助我们形成了经验本身”[49]。因此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方面，即对先前工具论语言观的反叛和对语言建构功能的重视，其次是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
另一方面，语言转向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重的。首先，20世纪几个主要的哲学流派包括其语言观念互有交叉，因而文学理论探讨所接受到的影响可能是多流派的，不是单一的。比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把弗雷格视为先驱，达米特甚至认为，“分析哲学的根源……与现象学学派的根源是相通的”[50]。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对呈现物的无条件的开放，与形式主义精神比较契合。表现在文学理论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除了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还有现象学的作用；其次，20世纪几个主要哲学派别以及语言学是变化发展的，语言转向本身及其对文学理论的渗透是一个缓慢发生、内涵丰富、逐渐变化的过程。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从对真确知识的追求到探讨存在意义问题。胡塞尔晚年就已经认识到，主体性有一种唯我论的倾向和理智上的自我封闭，所以他致力于认知的客观性和一种普遍共享的实在性概念的可能性，提出了交互主体性学说。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是人或此在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领会。伽达默尔也说，“由于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性，因此在一切解释中显然包括同他者的可能关系。如果在说话中不同时包括说话者和听说话的人，这就不可能有任何说话”[51]。而分析哲学原本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取向，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其对可证实性的追求使得它与文学相关的论述常常与文学真实的存在样态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加以变通或改造才能适用于文学。但是分析哲学到后期也关注到交往与人的活动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也重新关注形而上学问题，分析美学后来也关注作品的价值问题。因而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所发生的影响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说，从语言到话语，从结构到解构，从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语言转向推进了文学理论研究。比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承认语言转向影响了文学理论的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却认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而完全用不着接受语言转向”，其理由是，“语言转向将由实在到语言的转换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与文学理论相关的方面则不是这样。因为（1）它所处理的仅仅是语言或文本，（2）文学理论对本身理论与其所探究对象的认识论关系并无特别的看法”[52]。这个说法无疑是不确切的，因为且不说20世纪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派别直接就是语言转向所催生出来的，分析美学、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新历史主义等也与语言转向密切相关。实际上，20世纪文学理论对语言或文本的关注本身就是语言转向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引发的后果；其次，虽然到了20世纪，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文学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地位明显下降，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面对和处理文学与其对象的认识论关系，当然是以新的形式来面对和处理的，如文学的指称问题、文学虚构与可能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语言与叙事的历史，等等。这些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语言转向作用于文学理论的情况非常复杂，而且至今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对之进行详尽、透彻的研究难以一蹴而就。本书主要选择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版图、对于文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8个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其中文学性、作为语言与叙事的历史基本上是结构语言学脉络下的问题，艺术与物性算得上属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脉络下的问题，文学的指称、文学虚构与可能世界、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大致属于分析哲学脉络下的问题，而隐喻、反讽则带有综合性，不仅与结构语言学、分析哲学有关联，还涉及西方自古希腊迄今的文化传统。鉴于上述问题的广泛代表性，我们准备清理相关讨论的基本概况，并对其意义进行评估。
[1] 江怡主编：《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页。
[2] [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 [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4] [英]罗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见罗素《逻辑与知识》，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2页。
[5]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64页。
[6] [英]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页。
[7] 张瑜：《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8]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
[9] [美]塞尔：《间接言语行为》，见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7页。
[10] M.L.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p.86.
[11] [美]巴特勒：《性别麻烦》，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4页。
[12] [美]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3]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14]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页。
[15]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6]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17] 参见[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18] [波兰]英伽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1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8、192页。
[20]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3页。
[2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8页。
[22]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6、425页。
[23]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24]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4页。
[25]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70—71页。
[26]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6页。
[2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28]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29] [法]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30] [法]利科：《过去之谜》，綦甲福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31] 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32] [俄]维诺库尔：《诗学·语言学·社会学》，见[俄]明茨、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33] J.Mukarovsky，“On Poetic Language”，in The Word and Verbal Art：selected Essays by Jan Mukalovsky，J.Burbank and P.Steiner（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p.18.
[34]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160页。译文略有改动。
[35] [美]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见[美]詹姆斯·费兰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6] [俄]雅克布森：《论形式学派》，李冬梅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1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104页。
[37] [英]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38]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39]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40] [法]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41] [意]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2] [法]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钱翰译，见《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2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157页。
[43] [英]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肖文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9页。
[44] [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5] [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46]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
[47]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48]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1页。
[49] [英]麦基编：《思想家》，周穂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7页。
[50] [英]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3页。
[51]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52] [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