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宪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学常识。由此，一切关于文学的研究，就这一意义而言都必然地要关联到语言，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显在的或隐秘的。这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常识，成为我们理解文学的前提、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提。就此而言，正龙与张瑜合作的《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就是要重申和重审这一常识。常识之所以需要“重申”，在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向来无视这一常识，习惯于在“文以载道”的老路上滑行不止；常识之所以需要“重审”，在于20世纪的“语言转向”留下了太多的理论遗产，需要我们去总结、去消化、去践行、去生发，以便在新的起点和层面上“关联到语言”。这就是我看到这部书稿后首先想到的它的意义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理论与语言问题的关联，不包括研究文学中的语言，或者以文学为例研究语言，否则就游离了我们的对象——文学本身。游离对象或对象不清晰、不明确的状况在今天的学界并不鲜见，就像那些自谓“文化学者”或“文化研究”那样，究竟什么是文化？抑或什么不是文化？已经都著作等身了，都还没有说得清楚，却稀里糊涂地成为“大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并非是讽刺跨学科研究，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原创的条件，何况“文化”本来就没有学科、也还没有形成过学科，即便起码的学科意识也难说，哪来的“跨”？就“文化”概念之无边无界、无所不包而言，它似乎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包打天下，太可笑了。当然，“文化”这个词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一个本来大而无当的概念当作一个真实的对象。

那么，和语言关联的文学理论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是指基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观念，核心在于文学何以成为语言艺术，或者语言的艺术化如何成就了文学，还包括语言艺术与非艺术语言的异同、一般语言转换为艺术语言的机制、艺术语言的指称和修辞、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的互文等，可以轻易地列出很多有意义的论题。基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研究之所以存在很多空白，或者说存在很多至今尚未说深说透的问题，在于这一论域并非我们之所长。如前所述，我们的学术传统是基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文”既然成了承载“道”的工具，它本身便没有了独立现身的理由，只要借“文”弘“道”就可以了。这显然是一种过时且腐朽的文学观，但要改弦更张谈何容易！在我看来，这就是本研究的论敌：向失去生存合法性的文学观提出挑战！

正龙和张瑜先后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年龄和资历有别，但是由于师出同校、同门，两位也就有了相互切磋的机会；可以说，“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视角”就是他们之间的共同兴趣和话题。正龙侧重于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内部的相互关系研究这一问题，张瑜则集中精力专攻言语行为理论、可能世界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于是，1+1＞2的奇迹出现了：这本著作不仅凝结和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激活了只有他们俩携手才能闪现的学术灵感。例如，正龙本来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见长，他负责撰写的部分却显露出“形而下转向”，即转向艺术物性、隐喻和叙事等相对“形而下”的方面；张瑜在坚守自己所长的同时新生出“虚构与可能”世界这一话题，这一既传统又现代的论域之所以写得很有新意，一方面延续了言语行为理论，一方面溢出了言语行为理论，更多得益于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在内的整个20世纪的哲学、美学和文论。这都是他们之间互学、互鉴得来的，应当提倡。

其实，正龙和张瑜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应当与他们的共同旨趣密不可分。我这里所说的“共同旨趣”，首先是基于学术，但又不限于学术。例如，在做人做事方面，两位都习惯于低调为之，脚踏实地而不事张扬，身处闹市而能静观处之。我们知道，中国艺术历来讲究“心斋”“坐忘”“虚静”“玄鉴”“专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应该说这些都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宋人张敬夫曾经这样调侃过王安石的书艺并被朱熹所续评：“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朱熹引之且续评曰：“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者，“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在我看来，艺术创作如此，关于艺术的理论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琐事、俗务缠身，忙里偷闲、心烦意乱，怎能做出好学问？正龙和张瑜的共同旨趣就在这里：静心、专一地读书、治学，两位都是能够抵御各种诱惑而坐得冷板凳者。

此序写到这里似乎有些跑题，但是，由此我又联想到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的一席话，以至于此刻仍然难以打住。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他说，现在提倡“双肩挑”，让老师们既搞业务又兼行政，我是很不赞成的，因为这是不可行的；否则，哪位能够用两个肩膀同时挑两副担子？谁能挑给我看看？即便暂时挑起来了，也挑不好、挑不长远，走不了几步就会倒下。匡校长的意思是鼓励教师要专心治学，不要东张西望，摒弃“学而优则仕”的恶习。尽管我国古代许多学者身为仕宦，但是当下境况已使古代的“双肩挑”难以为继，并且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端。至于那些将“双肩挑”变成“双手捞”、西瓜和芝麻都不肯放手者，则属于另外的问题，在此不赘。

现在仍然要回到正龙和张瑜的这部书稿上来。依我看，像他们这样把西方美学和文论史作为研究对象或主要资源者不乏其人，属于当下很多学者惯常的路数。首先，这一路数很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将西方的东西弄懂、弄通、弄准确，在此基础上归纳演绎，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论证自己的问题。现在我要说的是：除这一惯常路数之外，我们的文学理论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比如，将侧重点向内转，转向我们自己的学术资源，将西方的东西化开之后用来解读和研究中国。两种路数，不同在于以谁为主、以谁为对象，其中大有讲究。事实是，王国维等先辈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后者更有前途。正龙和张瑜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恰如本书后记所言，“适当地融入了中国本土学术视野，做了一些带有比较诗学意味的尝试，特别是关于隐喻、反讽、作为语言与叙事的历史等章节的写作”。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还不能止于“适当地”，而应“更多地”，甚或“全部地”，将西方的、他人的东西化为背影、烟雾，非常明确地将中国的、自己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前者阐发后者。如果两位作者能在这方面实现转型，那么，我可以肯定地预言，他们的学术前景真实可期！

权为序。

2018年秋于草场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