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人类留存档案,在于档案具备其他事物不可替代的功能或价值。档案留存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步,又说明档案功能不仅得到人们的持续认同,也能适应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作出适当的衍生或拓展,彰显其本身生命力的强劲。
显然,档案的功能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可以历久弥新。
事实上,从传统的“存史”、“资政”和“文化传承”功能;到经典的档案“凭证”与“参考(情报)”价值;再到把档案功能细分在行政、文化、业务、法律、教育等领域;甚至新近发掘的档案“社会记忆功能”、“社会稳定”等功能。档案功能不断地被人们重新总结与发现,“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的变化呈现出多种形式”[1]。人们不断地发现档案的第N+1种功能,试图通过追加档案的功能类型或样式,提升档案的存在感,增强人们对档案这一事物的认识和重视。
在此背景下,有人发现了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详见国内外研究综述部分)。在国外,以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为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上位类的分析框架。在国内,以陈坚、陈永生、丁耀琪、覃兆刿等档案学者为代表,间接或直接论及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上述论及的共同点在于:指认档案具备社会控制功能或其表现出的具体形态,或陈述档案在某领域的控制功能。但均止步于指认或陈述层面,并未就档案社会控制功能本身作深入的学理研讨。为此有人呼吁,应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深化对档案监督理论的研究及其实践考察。[2]“其作用发挥的特点、途径、方法等,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3]这里的监督,实际是从侧面论及的档案社会控制功能。
与之对应,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实践却“风生水起”,广泛被借助于社会各领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里仅以新闻报道为例,可发现大量如下报道:《建立网上档案 监控训练质量》[4]《建立电子档案 监控高收入个人》[5]《“土地档案”监控项目开发》[6]《食品安全全程监管靠档案》[7]《“廉政档案”督促干部自律》[8]。最近几年,相关报道更是深入各行各业,如提出了为化工行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建档以防范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9],健全心理建档工作以有效防控社会心理危机[10],等等。尽管均不是从学理上分析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却从大量社会实践中明确指认出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的存在。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反差,一方面说明档案社会控制功能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其适应了社会控制活动增强的需求而得到突显,需重新引起关注。
基于此,本书试图就这一现象作相对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