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辽阳回廊式石板墓受到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
对东北地区汉末魏晋墓葬的分期有多种意见[1]，每一种意见都涉及移民问题，但都没有着重对移民与东北地区墓葬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我们认为，东汉末年的移民对东北地区墓葬文化面貌的影响最大，具体而集中地表现在相当于公孙氏割据时期的辽阳地区墓葬中，以下试述之。
东北地区汉末墓葬的发掘数量并不少，但正式公布者不多，尤其是长期作为东北地区中心所在的辽阳地区墓葬资料几乎不成系列，西汉与东汉早期的材料格外缺少。由于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汉原乐浪郡地区，在今辽南的大连地区，在今京津冀北部地区发现的汉墓数量不少，由早到晚也都遵循了由竖穴木椁墓演化为砖室墓的规律，我们认为处于这些区域包围之中的辽阳地区也当如此。
辽阳地区木椁墓、砖墓、石板墓均有。石板墓是富于当地特色的墓葬，在汉末魏晋时期蔚然流行，但石板墓出现的确切时间，替代木椁墓和砖墓成为辽阳地区主要墓葬类型的大致时间也不清楚[2]，在这里只能采纳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意见。辽阳地区石板墓出现的时间，我们选择冯永谦的意见，他引辽阳唐户屯M62为例，认为其年代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3]。带壁画的石板墓的出现时间我们选择刘未的意见，他在与其他类型墓葬进行对比后认为，带壁画的石板墓出现时间当为东汉中期，墓例为辽阳玉皇庙1号墓[4]。在年代上介于玉皇庙1号墓和汉末魏晋流行的回廊式石板墓之间，有辽阳旧城东门里墓[5]。玉皇庙1号墓到辽阳旧城东门里墓之间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但由辽阳旧城东门里墓发展到回廊式石板墓却并非自然而然，突变之一表现在墓室布局方面。玉皇庙1号墓和辽阳旧城东门里墓都在墓葬的一端，即墓主头部的位置有一个长方形的所谓“明器台”[6]。但在回廊式石板墓中，在墓主的脚端开辟出一个廊式空间，在这个廊式空间的左右还增加耳室，这样，就事实上在墓主脚端营建出一个前室，这里转而成为墓葬的一个重心。墓门仍然在墓主脚端方向，但之前的墓门只是纳尸的入口，现在就相当于宅第之门了。明器台依然存在，但作用在降低，性质变得模糊，且在汉末晚期变得少见起来。因此，我们认为，辽阳地区石板墓的这种布局上的变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石板墓形制自然演化的结果。我们也不宜遵循通常的演化模式，而应该采用突变思维来理解辽阳地区的这类墓葬。
回廊式墓葬在汉代具有独特的意义，是黄肠题凑墓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辽阳以外地区黄肠题凑墓主人几乎都是诸侯王一级的贵族[7]。辽阳地区作为汉辽东郡治所在，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墓葬形制的等级含义。因此，对它在辽阳地区的出现适宜从政治角度加以认知。如所周知，公孙氏从公元189年至238年割据辽东近半个世纪，开创割据局面的公孙度正是一个企图称孤称王之人。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8]，成为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9]的绝好注脚。公孙度称引《谶书》中的“孙登当为天子”，将“孙”解释为“公孙”，将“登”解释为“升济”之“升”，而“升济”正是公孙度的字[10]。他的手下不乏阿谀之辈，此辈在襄平城内立上一块三足的大石，说是象征着“三公为辅”的祥瑞，而大石所出的辽东，则为天将降大命于公孙氏的疆土。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继而又自称承制，郊祭天地，籍田治兵，完全是一副受命于天的模样。具有强烈礼制和等级意义的回廊墓的出现与公孙度称帝称王活动遥相呼应。
在墓葬前部增加左右耳室，并在耳室中分别绘上墓主宴居图、庖厨图以及车马出行图，也表明回廊式墓葬出现的时代和原因都与公孙度割据脱不了干系。回廊墓本无耳室之设，之所以非要加上耳室，就需要考虑耳室的性质或功能，耳室中的绘画题材则是理解耳室性质或功能的最佳材料。在右耳室中通常为墓主宴居图，这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论衡·讳篇》载：“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11]可以说是对《论衡》所论的直接说明。这座墓葬为前后四进的大型多室墓，其中第二进右侧室（该墓东向，右侧室相当于南向墓的西南隅）的南壁绘有墓主端坐帷帐像，帐侧、后面列侍从，侧壁有谒见的属吏。安平壁画墓后室顶部有“惟熹平五年（176）”题记。辽阳汉末魏晋墓的壁画题材布局与安平壁画墓极其相似，当由河北地区传播而来。根据对河北地区东汉墓葬的分析，与安平东汉壁画墓类似的墓葬的年代都应为东汉晚期。因此，辽阳带耳室的回廊墓的年代只能在安平壁画墓之类墓葬之后。河北以外的河南洛阳、陕北靖边等地也发现墓主画像，但都不是在耳室中绘制墓主宴居图。河北与辽东毗邻，文献记载汉末流入辽东的人士河北居多。因此，当是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导致了带耳室墓葬的出现。
对以上分析略加总结如下：带耳室的回廊式墓是多种文化因素的混合体，其基本形制来源于木椁墓，增加的回廊源于僭越诸侯王黄肠题凑墓形制，耳室则是墓葬在东汉晚期尽可能模仿现实房屋的产物。这类多种因素掺杂在一起的墓葬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兴起。
公元313年，高句丽攻占辽河以东地区，魏晋政权在辽东的主要政治力量逃亡到辽西地区，之后又臣属于前燕。前燕与高句丽对峙时期，见诸《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的慕容皝时期前燕司马冬寿逃亡到原乐浪地区。辽阳式的石板墓由此被带到了这两个地区。
辽东地区带耳室、绘画像的回廊式墓葬不仅在形制上来源于河北、山东为主的中原地区，进入辽东地区的移民也主要来自上述地区。这种类型墓葬在辽西和朝鲜半岛地区的兴起则与辽东衰落后辽东人士向这两个地区流动有关，这种在东北地区内部的人口移动可以看作汉末中原移民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