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球蔓延对产业价值链供应链的影响
张燕生[1]
一 本轮超级全球化，未来会怎么走
近现代历史上，全球化有过三次较大的波动和曲折。
第一次是1870—1913年，这次全球化是由英国主导推动，最终英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核心问题是新兴大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与守成大国英国和法国的衰败，引发国际格局和秩序之争。这次全球化波动和曲折的结果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经济大萧条、导致20世纪30年代贸易战，全球贸易萎缩2/3。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越战、冷战、政府干预经济等，导致全球化波动和曲折，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全球经济滞胀，一直到冷战结束。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全球化，进入被人们称之为超级全球化时期，其深度和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结果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中升美降。即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和西方经济治理主动权的下降。因此，当前真正反全球化的国家正是全球化的领头羊，例如美国。无论是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还是单边主义，美国都是要为超级全球化重新建章立制。因此，这次逆全球化表现在英国脱欧和美国优先，要推动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其背后是西方治理衰败和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二 疫情对超级全球化的冲击
科学抗疫进入新阶段。在这次超级全球化遇到了逆全球化大挑战的形势下，疫情的全球蔓延扩散形成了对超级全球化的病毒冲击。在中国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现在中国抗疫核心已经转为防控输入型病例，需要采用大数据、透明度、专业化、法治化和输出与输入地协调的机制来掌控此阶段。
恢复中国国内供应链。这次疫情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及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例如，武汉的重点产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医药。在2月的时候，疫情对武汉以及对整个中国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影响，基本是停摆。但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是局部的和短期的。3月开始，各级各地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向加速复工和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把抗疫工作交给大数据公司、专业机构和输入地政府主管部门。
全球抗疫刚刚开始。从3月开始，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也就是日本和韩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北美，都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疫情蔓延到全球，就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了，恐怕是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影响。它既影响东亚生产网络核心块——日本、韩国、中国，也影响欧洲经济的核心块——德国、法国、意大利，还影响北美。这次疫情的特点是要通过隔离和自愈，隔离对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疫情加剧对去全球化、去国际工序分工、去人际交流的冲击，可能会促进逆全球化进程。过去逆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贸易战、科技脱钩、技术封锁。因此每个国家都会考虑自己产业链、供应链备份的问题，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应对准备。从韩国的三种材料被日本断供产生的负面影响看，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战的情况下发生了逆转。全球的新科技革命，无论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是云计算、大数据和工业物联网，它产生的趋势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分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增加了对全球化和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组的负面外部冲击。
对于中国来说，要高度重视疫情对全球三大生产网络的重创，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以及对WTO改革可能出现的冲击。也就是说，疫情加速了最坏场景发生的可能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而且还对中国和世界的经贸关系产生影响。
三 中国希望继续推动超级经济全球化前行
中国作为全球开放的受益者，希望继续推动新型全球化向前发展。无论是应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还是技术脱钩，中国采取的基本对策仍是扩大对外开放，包括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行政法规，中国还是希望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成为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
全球抗疫需要同舟共济，需要建立中央、地方、企业和全社会多层次推动的新型全球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因为我们在一条船上。第一，促进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如加深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合作，这应是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考虑，不能像过去那样四分五裂。无论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还是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关键都是构建各层次战略互信。第二，中国和欧洲生产网络之间的合作也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包括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自由贸易协定（FTA）、“一带一路”与欧亚互通战略对接。第三，中国要加强和美国方方面面的合作。仅仅有5%的极右分子支持脱钩，而95%的企业仍希望能够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机遇在中国。
中国应该敞开胸怀，从口罩、防护服和设备，到医疗机构互助，与世界共同抗疫。既然疫情具有长期性和全局性的负面影响，就一定要加强打造口罩、医疗设备等生产的全球供应链，加强治疗方案的合作。这方面也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风范应当做的。
从中美贸易战可以发现，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打击的60%是外资企业；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打击的50%是外资企业。即贸易战很大程度是想把过去40年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的供应链打出中国。美国非常清楚，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自己企业生产的输美产品是能够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最大消费剩余和经济福利的产品，美国将一半产品加征关税从15%降到7.5%，另一半为零关税。中美贸易战实质上是产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之战。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非理性对抗转向理性合作，这应当是大国战略博弈最终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疫情的下一步发展，中国要从全盘的战略上做全局的考虑，做好95%的美国企业、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工作，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贸易战，要挂钩不要脱钩。
[1]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