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夏与金朝、蒙古及高丽的关系
大真东迁，改称东夏，它占据东海地区，有了立足待变的根据地，也就有了相适应的政权建置。随着东夏势力的发展，其政权建置则逐渐扩大和完备，国力不断增强。这个从金朝分裂出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先后与金朝、蒙古及高丽对峙、争战、交往，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大体上讲，东夏与金朝的关系一直是敌对关系，势不两立；而与蒙古的关系较复杂，先降附，后叛离，终为蒙古征服；与高丽的关系，曾附从蒙古欺压高丽，又图与高丽修好拒蒙。这种情况，下面将分别加以叙述。
一 对抗金朝的战略和策略
蒲鲜万奴以金辽东宣抚使的身份——东北封疆大吏的地位，叛金自立，建国称王，是对金朝最严重的反叛。当金宣宗闻知这个消息，开始有些吃惊，发出“蒲鲜万奴委以辽东，乃复肆乱，知人之难如此，朕敢轻乎”[77] 的感叹。他以为蒲鲜万奴的反叛似乎是用人不当造成的。随后，金廷就将蒲鲜万奴等反叛者打入“反贼”“叛贼”之列，进行声讨，所谓“叛贼万奴弃一方之重委，忘皇国之大恩，用心不臧，为天不祐”，下令要将“应有贼徒尽行杀灭”。[78] 与此同时，宣宗一再诏谕辽东诸将随时讨伐、围剿万奴，还先后令金东京总管府及来远城守将移牒高丽宁德等城边将，要求他们出兵阻截万奴兵马。[79] 讨伐、围剿不成，宣宗竟“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将原按察使高礼等人的妻子“皆戮之”。[80] 一直到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六月，已穷途末路的哀宗完颜守绪，还“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霭，讨反贼万奴”[81] 呢！看来，金廷对万奴及其东夏政权一直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万奴等反叛者即将金朝视为东夏势不两立，最主要的敌人。于是，东夏与金朝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万奴叛金，其目标是分割并争夺金朝的领土和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断扩大他的势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夺取反金斗争的胜利呢？
首先，采取避实就虚，向金朝统治力较薄弱的东海地区挺进的战略，实施从东北南部地区向东海地区迁徙的军民大转移。大真建立时，即以东京辽阳为都城。辽阳，地处辽河左岸支流太子河畔。它历史悠久，战国时称襄平，为燕辽东郡治所，秦、汉因之。东汉末年，公孙氏一度占据，改称平州。曹魏时，司马懿攻灭公孙氏，仍设辽东郡。南北朝时为高句丽所据。唐高宗时，讨平高句丽，曾将安东都护府移治于此。辽时，初称南京，旋改称东京，为东京路辽阳府。金代，仍称东京，为东京路辽阳府。辽阳历来是辽东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又是辽东最富庶的地区，然而地处交通要冲，历史上久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真据以为都，四面受敌，随时有被攻灭的危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对蒲鲜万奴来说，“东京并不是安身立国的理想之所”[82]。因此，大真建立后不久，蒲鲜万奴等就从实际出发，确定了放弃东京等地，陆续向东海地区转移的战略方针，并随即实施之。有关这次战略转移的进程，在前面“大真东迁”一节中有所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其次，保存实力，不打消耗战。从成吉思汗发兵南下侵金开始，东北地区也就陷入了金末战争的旋涡。当年蒙古军进攻金朝，金军节节溃败。蒙古军进逼中都，形势严峻，时任金上京留守的徙单镒就挑选精兵二万，派同知乌古孙兀屯统领，“入卫中都”[83]，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则亲率乣军三千入援中都，屯通玄门外。[84] 这是东北金军首次南赴中都抗击蒙古军入侵。金崇庆元年（1212）早春，在蒙古南侵的影响下，“仕金为北边千户”的契丹人耶律留哥，于隆安、韩州一带率众举行反金起义，数月间众至十余万，威震辽东，后降附蒙古。1213—1214年，为了剿灭耶律留哥契丹军，金朝先后调动近百万兵力，发动了迪吉脑儿和归仁北细河两大战役，却皆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金贞祐二年（1214）以后，木华黎挥师平定辽西，扫荡辽东，而蒲鲜万奴先发动兵变，又叛金自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尤其是东北西部和南部地区所受战争洗劫更加严重，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都遭受到空前的破坏。蒲鲜万奴自起兵以来，他控制的地区有限，掌握的军队并不强大，因而相当注重对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和保护。在与金军的交战中，注重力量对比，讲究战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能打赢的仗则打，打不赢的则走，从不死守硬拼，不打消耗战。当年兵变时，万奴率军北上攻咸平，略取沈、澄（今辽宁省海城市旧城）诸州，占领了附近州县，而后出兵婆速近境，与金军纥石烈桓端所部先后战于上古城、望云驿、三叉里、大宁镇（今辽宁省岫岩北土城）、宜风（今辽阳东南）和汤池（今辽宁省盖县东北汤池堡）等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南北转战许多地方。这是古代运动战较典型的范例。在运动中，万奴不断扩大影响争取诸猛安谋克及广大民众的支持，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再次，利用东北金朝势力内部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在东北金朝势力内部，诸将领或官员之间，一直存在争地盘、争权位、争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情况，朝廷也是心知肚明的，还在贞祐二年（1214）十一月，即归仁北细河之战后不久，金宣宗就曾诏谕北京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辽东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宣差蒲察五斤说：“上京、辽东，国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协力尽公，以徇国家之急。及详来奏，乃大不然，朕将何赖。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85] 当时，奥屯襄、蒲鲜万奴、蒲察五斤三人都是东北地区的主将高官，肩负着保卫东北这块祖宗肇兴之地的重任，然而，他们利欲熏心，不顾“国家之急”，竟钩心斗角，不协同作战，以致归仁北细河之战大败。宣宗斥责他们的罪过，要他们“尚惩前过，以图后功”。曾几何时，奥屯襄在木华黎围攻北京时，被手下叛将所杀，而蒲鲜万奴则叛金自立，当了“叛贼”，至于蒲察五斤，他又怎么样呢？《金史·蒲察移剌都传》载曰：“移剌都与上京行省蒲察五斤争权。”[86] 这个蒲察移剌都何许人？他曾为金蒲与路节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又任知隆安府事。当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建国称王时，金廷命移剌都为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又拜尚书右丞，统领辽东、上京等路金军围剿万奴，而时任权辽东路宣抚使的蒲察五斤对此相当不满，[87]对新上司很不服气，不听从移剌都的指挥，更不配合移剌都的军事行动。这便给了万奴机会，大真军较顺利地突破了移剌都的围剿。
自从宣宗南迁汴京，金朝与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断绝，海路联络也不通畅，辽东孤悬海外，金廷对它的控制大大削弱。滞留东北的金朝将领或官员，群龙无首，“内猜忌不协”，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件多起，例如左监军哥不霭诬称坊州宣抚副使纥石烈按敦要叛变而将他处死。后来金廷知道真相，以按敦死得冤枉而“徐议恤典”，“哥不霭亦姑牢笼使之”。[88] 在此类事件中，影响较大的是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的完颜阿里不孙被杀事件。阿里不孙是金东北南部地区地位最高的军政长官，因原知广宁府事温迪罕青狗不听从金廷的调遣，被他杀掉。这便与青狗的拜把子兄弟伯德胡土结下怨仇。兴定元年（1217）九月，伯德胡土率兵伐高丽，乘机戕杀阿里不孙。随后，权左都监纳坦裕与监军温迪罕哥不霭等又设计杀死胡土。[89] 这般仇杀，使得东北金军内部更加猜忌不协，离心离德，内耗加剧，罕见有什么统一的、主动的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就为万奴军队提供了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以施展其各个击破的策略。
最后，抓住时机，夺取上京。上京既是金肇兴之地，又是东北北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大真建立后，即将它作为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时至兴定元年（1217），东北的形势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木华黎已撤回征伐辽东的蒙古军，八月，他奉命“将蒙古、乣、汉诸军南征”[90]，专事经略中原，不仅辽东地区没有蒙古军队了，而且辽西地区蒙古的军事力量也减弱了；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朝在辽东的势力进一步削弱，它先后放弃了东京、沈阳、咸平等城镇，退缩到婆速路一带，损失惨重，且内部矛盾加剧；契丹军分裂之后，以乞奴、鸦儿、金山为首的一支进入高丽，蜕变为祸害当地民众的流寇，以留哥为首的一支则西返临潢，投附蒙古；而大真“投降”蒙古后，不仅保存下实力，而且势力有所发展壮大。在蒙军的支持下，万奴又占据东京，北向略定沈阳、咸平，南下配合蒙军行动，占有一些地方，至于东海地区根据地的开辟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句话，形势的发展对大真国有利。
兴定元年（1217）初，在万奴之子铁哥从蒙古御营逃回后，万奴就“复叛”蒙古，杀掉成吉思汗委派的辽东行省、右丞耶律捏儿哥，宣告与蒙古脱离关系。万奴害怕蒙古军卷土重来，进行报复，随即放弃东京，率部北上，取道沈阳、咸平，进逼隆安府（今吉林省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不能守，“矫称宣召”，弃城南逃汴京，[91] 大真占领隆安。随后，万奴率兵进取上京。事先派人暗中与上京行省太平联络，得到太平的响应。据记载，“太平受万奴命，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而左右司员外郎梁持胜与提控咸平治中裴满赛不、万户韩公恕相约，要杀掉太平，复推承充行省事，共伐万奴。不料“事泄，俱被害”[92]。然而，万奴兵进攻上京，却遭到守城金军的顽强抵抗，金同知上京留守事温迪罕老儿在与万奴兵交战中，被万奴之子铁哥生擒，铁哥强迫他召集他人来降，老儿誓死不从，被铁哥乱刀砍死。[93]元帅承充被执后，其女阿鲁真代为守城，“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派人前去招降，被拒绝了，就将承充写的劝降信射入城内，阿鲁真把信撕碎说：“这是欺诈！”万奴兵加强攻势，阿鲁真穿戴盔甲，跟她儿子蒲带一起督促众人力战，杀敌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解围退走。[94]
进攻上京受挫，万奴率大真部队撤往东海根据地。从现已发现的“天泰二年六月日北京行六部造”的“万户天字号印”[95]“天泰三年四月十八日南京行部造”的“定国公夫人印”和“天泰三年六月一日南京行部造”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96] 来推断，在天泰二年（1216）六月至天泰三年（1217）四月期间，大真东海地区已有了作为陪都的北京和南京，那么，作为都城的开元也应当存在。此时，以万奴为首的大真统治集团成员们大都聚集开元，商谈国事，制定国策，完善统治机构等。有学者认为，大约在兴定元年（1217）六七月间，大真改称东夏，仍用天泰年号，都于开元。[97]
万奴首次进攻上京虽然受挫，但沉重地打击了金军在上京的势力，当年四月，金廷即“以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98]，力图加强对上京的控制。大概就在这年秋天，草茂马肥，万奴挥师第二次进攻上京。在东夏军的进攻下，上京被攻破了。蒲察五斤南逃。从此，金朝完全放弃了上京、肇州等地。十二月，金廷命令“元帅左监军蒲察五斤进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充辽东行省”[99]。这就表明远在汴京的金廷已获悉上京金军失守、蒲察五斤南逃的消息，故有此令。
另据《金史·完颜阿里不孙传》记载：“是时，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之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辽东兵势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颇怀去就。”[100]“是时”即兴定元年（1217），所谓万奴“侵掠婆速之境”，是指这年四月活动于鸭绿江下游的万奴兵。这支万奴部队，先破金大夫营，随即进占古义州城。[101] 而后，他们溯江而上，“转入女真故地”，即转入东海地区。所谓“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是指五斤兵败上京，南逃汴京；所谓“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颇怀去就”，是说江山孤立无援，见势不妙，随即放弃肇州，也南奔而去。以上几件史事，皆系于兴定元年（1217）。这一年，对东夏来说，是胜利的一年，既夺取了上京等地，又基本完成了东迁转移；对金朝来说，则是失败的一年，失掉上京、隆安、肇州等地，蜷缩婆速路，“辽东兵势愈弱”。
随着军事上对金斗争的胜利，东夏占领的地域逐渐扩大，且连成一片，其势力范围南起高丽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中下游，西抵咸平、隆安、肇州一线，东至日本海，东南到鸭绿江上游。
到了兴定二年（1218），东夏与金在东北的残存势力进入长期的相持阶段。从双方力量对比看，金在东北的残存势力相当衰弱，仅控制婆速路及辽南一些地方。当年四月，金宣宗派侍御史完颜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完颜讹可同赴辽东，以便切实了解蒲鲜万奴叛乱的情况。临行前，宣宗叮嘱他们说：“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102] 铁山在什么地方？在今旅顺。宣宗指示素兰等人，到了辽东，就停在铁山，不要再往前远行，不然信息难以通达。像完颜素兰这样的朝廷要员，来到辽东，只能在铁山待着，若往前行就不安全了。可见，金朝在辽南的控制力也相当衰弱了。相反，东夏的势力则愈益强大起来，其领土扩大，人口增多，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国力有所增强。就在当年十二月，蒙古与东夏联军进入高丽追讨契丹军，东夏所派的军队达二万余人，在攻破契丹军所据江东城的战役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东夏的军事力量比金在东北的势力要强大得多了。然而，尽管东夏在诸多方面占有优势，却对金在东北的势力再也没有采取过较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史籍缺载，东夏统治集团似乎从未有过消灭这一势力的打算或谋划。原因何在？大概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东夏一直将蒙古视为最强大、最危险的潜在敌人，而蒙古视金为最主要的敌人。蒙古企图利用东夏来牵制金朝在东北的势力，而东夏何尝不利用金朝在东北的势力来牵制蒙古，吸引蒙古的视线，以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呢。
二 与蒙古的关系
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当从蒲鲜万奴的有关经历说起。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1211）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由达里泊进入金境，长驱直入，连下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抚州（今河北省张北县）等城。此时，金廷命招讨九斤（即纥石烈九斤）、监军万奴（即蒲鲜万奴）率领大军30 万，驻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防备蒙古军进犯，又以完颜承裕为后援。成吉思汗挥师来攻，双方激战，大将木华黎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103] 说罢，亲率敢死队，策马横戈，大呼陷阵，而成吉思汗指挥诸军并力冲杀，大败金军。承裕等溃败南逃，蒙古军乘胜追至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将金军消灭殆尽，所谓“金人精锐尽没于此”[104]。野狐岭—浍河堡之役，金军惨败，影响深远，史称：“金之亡决于是役。”[105] 对蒲鲜万奴来说，此役是他与蒙古军的首次接触，亲自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一直心存余悸。随后，万奴被金廷调到辽东来镇压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契丹义军。这支契丹义军在起事后不久就投靠了蒙古，留哥与蒙古按陈结盟于金山，他表示“效顺”成吉思汗，而按陈则回应说：“吾还奏，当以征辽之责属尔。”[106] 这就是说，成吉思汗要把经略辽东的任务交给留哥。后来成吉思汗称赞留哥，肯定他是最先主动归附蒙古的原金朝将领。在1213年、1214年两年间，作为东北金军主将或统帅的蒲鲜万奴，曾先后对留哥契丹军发动了迪吉脑儿之战和归仁北细河之战。可是，这两次战役，金军不堪一击，皆以失败而告终，万奴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回想金朝勃兴时，女真人生龙活虎，英勇善战，“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以寡制众，”[107] 故十余年间，灭辽攻宋，所向无敌。而今蒙古兴起，南下攻金，金军遇之，每战辄败。金军前后比较，优劣何以如此悬殊？原因就在于金朝盛极而衰，愈益衰败了，统治集团上下偷安，竞相奢侈，相互倾轧，政事多坏，而支撑金朝大厦的猛安、谋克不断腐化，蜕变为不文不武、不耕不战的寄生虫，自然大大削弱了金军的战斗力。贞祐年间进士刘炳在谈到金军屡败的原因时指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108] 对此，宋人陈亮也看得十分清楚：“今虏酋庸懦，政令日驰，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时趋怠惰。”[109] 在内外交困、强敌压境的危机下，宣宗完颜珣登上宝座，他同样懦弱无能，同样腐朽透顶，同样畏敌如虎，竟不顾广大民众的死活，放弃中都，南逃汴梁，以图苟且偷生，坐待灭亡。对于金廷，广大民众失望了，抗战派失望了，就连蒲鲜万奴这样的败军之将也失望了。在他头脑中，遂滋生起与金朝分裂、割据一方的野心，同时又产生了振兴女真民族、再造女真国家的思想，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就成为万奴建国称王的思想基础。
自成吉思汗南下攻金以来，蒲鲜万奴前后三次率领金军与蒙古军作战，都战败了，又耳闻目睹了其他战场金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从实践中，他逐渐加深了对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认识，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成吉思汗握有一支训练有素、骁勇无比、能征惯战的军队。这支军队约有十三万之众，[110] 他们“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倾轧”[111]。这支蒙古军大都是精锐骑兵，来去神速，机动灵活，临敌对阵，“敌分立分，敌合立合……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112]。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113]，在他的指挥下，蒙古铁骑横扫大漠南北，席卷西域诸国，冲锋陷阵，所至克捷，给世界留下了令人敬畏的威名。
二是成吉思汗推行残暴的烧杀掳掠政策。据《元朝秘史》记载，早在成吉思汗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伯颜时，社会就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家中财产就有一个“家奴”和两匹骏马；十一祖朵奔篾儿干时，他曾用鹿肉换来一个贫穷的伯牙乌小孩为奴。随后奴隶制发展起来，而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掳掠来的人口和被征服的部落或氏族，诸如十世祖孛端察儿弟兄把数十家兀良合部的札儿赤兀惕氏族掳为奴隶，六世祖海都征服札剌亦儿部，把该部妇幼都做了奴隶，等等。到成吉思汗曾祖父合不勒汗时，已经“管理了全蒙古百姓”，氏族公社已告瓦解，奴隶制初步形成。奴隶制就意味着剥削和掠夺。在蒙古高原，为掠夺人口和财货而进行的部落战争连绵不断，而且十分野蛮残暴，往往把战败一方的壮丁杀死，掳妇幼为奴。这时，成吉思汗兴起，他平定诸部，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起蒙古汗国。于是，新兴的蒙古奴隶主贵族们便把富饶的邻国作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成吉思汗曾毫不讳言地对手下将士说：“男人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敌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结发之妻痛哭，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他还激励自己的儿子们：“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占领国土。”[114] 这就充分流露出蒙古奴隶主阶级向外掠夺和扩张的强烈欲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连年对外发动战争，特别是对金朝的战争，终始以大规模的残暴的烧杀掳掠为显著特点。据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从至宁元年（1213）冬至贞祐二年（1214）春，仅数月间，蒙古军扫荡金境，“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歼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邱墟矣”，以至于“赤地千里，人烟断绝”[115]。
蒙古军的强大无比及其烧杀掳掠，的确使人极为畏惧，蒲鲜万奴也不例外。这种畏惧心理，直接影响到大真—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即对蒙古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前面我们说到大真—东夏对抗金朝的战略策略，其中有的也适宜于蒙古，例如：“率众保东海”[116]，“备御一面，以为后图”[117] 的战略思想，既是针对金朝的，更是针对蒙古的，后来东夏的防御设施，诸如陪都、长城之类，主要是用来防御蒙古的。
贞祐四年（1216）秋，也就是大真建立才几个月，蒙古军就先后两批挺进辽东：先是这年七月，耶律留哥引蒙古军数千人东渡辽河，追讨与留哥相背的契丹军，解救出其兄独剌及妻姚里氏等亲属，并得民户二千，八月，乞奴、鸦儿率契丹败军东渡鸭绿江，而留哥领蒙古军回还，“徙居临潢府”[118]；其后，约当八九月间，木华黎平定辽西，随即挥师东渡辽河，进取辽东，其司令部就设在广宁（今辽宁北镇）。这时，活动于辽阳一带的蒲鲜万奴所部大真军则首当其冲。有过惨败教训的万奴，当然知道自己并非木华黎的对手，大真军若与蒙古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避其锋芒，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万奴决定采取向蒙古军“伪降”的策略，虚与周旋，以求自身的生存发展。于是，万奴派遣使者前往广宁，向木华黎呈上降表，又根据蒙古人的要求，以其子铁哥为质，“给事于御营”[119]，而后成吉思汗扶持蒲鲜万奴于东京，仍称大真天王，且以耶律捏儿哥为右丞，行省辽东，充当万奴副手，监视之。[120] 名义上，大真附属蒙古，蒲鲜万奴就成为蒙古汗国在辽东的代理人。他便借助蒙古军的声威，再次占领东京，并北上略取沈阳、咸平，还派兵配合蒙古军南下扫荡辽东半岛之金军。而蒙古军此次深入辽东，其目的仍是掳掠人口、财物、牲畜等，所到之处，唯烧杀掳掠，饱载即去，并不在当地屯兵驻守。万奴兵则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打击金军在辽南的势力，占有一些地方。这年末，木华黎就从辽东撤军，将经略辽东之事委托于万奴了，就像当年按陈那颜将经略辽东的任务交给耶律留哥一样。但是，万奴并不是留哥，他俩的政治观念大不相同。留哥叛金，是要诚心“效顺”成吉思汗，归附大蒙古国，谋求富贵；而万奴叛金则要自立为王，重振祖业，“以图本民族之再兴”。[121] 前者要死心塌地附从蒙古，为之效力；后者“伪降”，则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史家屠寄指出：“万奴矫谲有野心，向者内附，事出权宜，常思观衅而动，心所忌惮者成吉思汗外，唯木华黎。”[122] 因此，当木华黎完全从辽东撤走蒙古军之后，蒲鲜万奴不失时机，撕下伪装，杀掉成吉思汗所派行省辽东的耶律捏儿哥，公然与蒙古决裂，复叛之。随后，万奴放弃东京等地，率众北上，东徙开元等地，与当地的大真将士会师，并改大真为东夏。
蒲鲜万奴对蒙古施展假投降策略，竟骗过了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一是蒙古与东夏有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那就是金朝。成吉思汗发兵南下，其进攻目标，主要是金朝及西夏，掠夺的对象则是这两个国家富庶的城镇。西夏被征服后，就是金朝了。木华黎挥师东进，主要是扫荡金朝在辽东的势力，而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即与金朝势不两立，双方在辽东战斗正酣。因此，在攻击金朝中，蒙古与东夏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木华黎把万奴势力作为一种借用力量；二是成吉思汗企图扶持蒲鲜万奴，使之成为蒙古在辽东的代理人。早先耶律留哥归附蒙古，成吉思汗就将征伐辽东金朝势力的重担交付留哥，承认他的“辽王”地位，并派可特哥做留哥的副手，监督其军。然而，好景不长，以留哥为首的契丹军就发生分裂，大部分人背离留哥而去，只有小部分人随留哥归附蒙古，徙居契丹故土临潢一带。从此，失去部众的留哥就无能担起征讨辽东金朝势力的重任，甚至无力与辽东金朝势力抗衡。于是，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木华黎，不得不转移视线，物色新的代理人。这时，正好蒲鲜万奴主动来降，岂不是成吉思汗、木华黎等求之难得的事，他们乐于接受万奴的降附，并支持他充当蒙古在辽东的代理人。万奴取代了留哥在辽东的地位。看来，以上两点正是成吉思汗或木华黎中计的主要原因。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春，蒲鲜万奴“复叛”蒙古之后，率众东徙女真故地，更改国号，拓展疆域，完善政权建置，增强军事实力，东夏国开始呈现一片巩固和发展的势头。而蒙古方面，木华黎挥师南下经略中原，成吉思汗则谋划西征，他们皆无暇东顾，只得将万奴“既降复叛”一事搁置起来，暂且不去理会。这样一来，东夏与蒙古一时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双方处于相对平静状态。直到翌年（1218）冬，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戊寅（1218），留哥引蒙古、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土兵十万，围喊舍。高丽助兵四十万，克之，喊舍自经死。徙其民于西楼。”[123] 这就是当时蒙古军（包括留哥所部契丹军）与东夏军联合行动，共同进剿窜入高丽境内之契丹叛军的事件。
前面提到过，还在贞祐四年（1216）秋，耶律留哥曾引领蒙古军数千人挺进辽东，追讨不跟随他归附蒙古的契丹“叛军”，迫使这支契丹部队在其首领乞奴、鸦儿、金山等人率领下，东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高丽人简称之为“丹兵”“丹寇”或“丹贼”。他们深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于今平安南北两道，南至忠清北道东及咸镜南道等地，烧杀掳掠，为害高丽民众。而丹兵内部不相总一，漫无军纪，内讧不绝，乞奴为金山所杀，统古与复杀金山，喊舍又杀统古与，不到三年时间，互相残杀，三易其主。到兴定二年（高丽高宗五年，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在高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丹兵屡败，势力渐衰。九月，喊舍率丹兵主力攻取江东城（今朝鲜平壤东）据之，[124] 妄图固守待变，而高丽王廷则继续调兵遣将，征剿丹贼，并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
这就为蒙古与东夏联合发兵追讨入侵高丽的契丹军提供了机会。入冬后，经耶律留哥的积极活动，成吉思汗派遣元帅哈真及扎剌率兵一万，与临潢的留哥余部聚集，而后取道东夏南进。此时，蒲鲜万奴迎合蒙古的要求，派遣东夏元帅完颜子渊（即胡土）率兵二万，与蒙古军会合，一道南下，共同追讨高丽境内的契丹叛军。蒙古与东夏组成联军，开赴高丽，无疑表明双方的关系已有改善，蒙古对万奴“既降复叛”的行为表示既往不咎，而万奴对蒙古则甘愿充当马前卒的角色。不过，与其说万奴要为蒙古效力，毋宁说他要借蒙古之势力，壮自己之军威，南进高丽谋利。
同年（1218）十一月，蒙古与东夏联军进入高丽东北境，连下和（今朝鲜永兴）、猛（今朝鲜永兴东北）、顺（今朝鲜德川南）、德（今朝鲜德川）四城，兵锋直指江东城。[125] 十二月，蒙古与东夏联军进逼江东城。喊舍率众固守，以逸待劳。不巧天降大雪，联军粮饷不继，哈真、子渊二帅为之患愁，急忙遣使赴高丽元帅府，要求资助粮食并发兵助战，其辞甚严。高丽元帅赵冲许之，输米一千石。[126] 翌年（1219）春正月，赵冲与金就砺统领高丽军进至江东城下，与蒙古、东夏联军配合作战，共同分兵围困并进攻江东城。在蒙古、东夏、高丽三方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守城丹兵伤亡惨重，人心动摇，喊舍等计穷力竭，孤立无援，陷于绝境。本月十四日，江东城陷落，喊舍自杀，其官吏军卒妇女五万余人出降。这些被俘虏的契丹人，其大部分徙居临潢，归耶律留哥管领；小部分留在高丽，分送至州县，择闲旷地居之，分给田土，务农为民，俗称“契丹场”[127]。
江东城之役后，蒙古军元帅哈真遣蒲里贷完等谒见高丽国王高宗。高丽为表达感谢蒙古、东夏发兵助其平乱之情，约定每年向两国进献贡赋。由于路途遥远，前往蒙古不便，故约定每年由蒙古与东夏派遣使者，前来高丽受贡。又因辽东婆速路方面尚为金朝占领，遂约定蒙古受贡使者往返取道于东夏之境。从此，高丽向蒙古和东夏“岁进贡赋”，行“朝贡之礼”，三国之间形成一种新关系，即东夏与高丽皆臣属蒙古，而高丽似乎还臣属东夏。不过，这种臣属关系尚处于经济掠夺阶段。
在蒙夏联军平定契丹之乱的军事行动中，蒙古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元帅哈真则是联军的统帅，而东夏军附从之，听从哈真的指挥。但哈真确认东夏的独立自主性，他曾向高丽人提出：“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128] 这绝不是哈真一时失言，它反映了蒙古人对东夏王国的看法，蒲鲜万奴也是当礼的“皇帝”。哈真有意抬高万奴的身价，也是要壮大蒙夏联军的声威，并以此笼络万奴，让他受仅次于成吉思汗的礼遇，让东夏跟蒙古一样接受高丽的“岁贡”。可以说，高丽的“岁贡”正是东夏依附蒙古而获得的一种报酬。据《高丽史》记载，在三年的时间内，蒙古和东夏两国派遣使者一起前往高丽索取贡物，约有八次之多；蒙古使臣的往返皆取道东夏之境，受到东夏人的优待。看来，东夏与蒙古的关系日趋改善，颇为密切。东夏对蒙古这种附从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近六年之久。在此期间，万奴趁东北金朝势力不断削弱之机，致力扩展东夏的势力范围，在不断完善政权建置的同时，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加强城镇和军事设施的建设，以防御强敌来犯。
随着东夏领域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蒲鲜万奴又企图摆脱蒙古的控制。这在《高丽史》中有所反映，《高宗世家》十一年（金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东夏天泰十年，1224）正月戊申条载：“东真国遣使赍牒两道来。其一曰：蒙古成吉思汗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指东夏）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置榷场，依前买卖。”这两道牒文，前者是说：鉴于成吉思汗长期用兵西征，难于取胜，存亡不明，而留守本土的讹赤忻（即成吉思汗四弟帖木哥斡赤斤）又贪婪残暴，众叛亲离，东夏决定断绝旧好，不再附从蒙古了；后者则要求与高丽加强双边关系，扩大贸易往来，东夏于青州，高丽于定州，“各置榷场，依前买卖”。显然，东夏的意向是要拉拢高丽，共同抗拒蒙古。然而，蒲鲜万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事实上，成吉思汗于1219年开始率大军西征，蒙古铁骑能征惯战，势不可当，先后攻灭西辽（即哈剌契丹）和花拉子模等国，西越高加索，大败斡罗斯和钦察突厥的阻击，将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成吉思汗不是“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而是开疆拓土，威名远播。万奴挑拨、拉拢高丽共同抗拒蒙古的打算未曾如愿，相反，高丽则利用东夏与蒙古“已绝旧好”之机，停止了对东夏的“岁贡”。于是，万奴不得不收敛其抗拒蒙古的心态。
金哀宗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东夏天泰十一年，1225），成吉思汗凯旋，还师和林。翌年（1226）春正月，他又率师亲征西夏，计划在灭亡西夏后灭金。金正大四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军中，不久，西夏灭亡。而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的纠纷。此期间，蒙古仍无暇东顾，东夏则暂时得以安宁无事。直到金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即汗位后，即遣撒礼塔（又作撒里答或撒里台）、吾也而、王荣祖等领兵进取辽东，连下金军占据的盖州、宣城（今辽宁岫岩）等十余城，金辽东行省葛不哥（又作葛不霭）败死。蒙军继续东进，攻拔金帅郭琛等盘踞的石城（今辽宁凤城东北石城）。[129] 至此，金朝在东北地区的残存势力被消灭殆尽，辽东南部地区为蒙古占领。蒙古太宗二年，金正大七年（1230）秋，蒙古太宗窝阔台亲率大军南下伐金。翌年，蒙古兵分三路攻金，同时开始发兵东征高丽。蒙古太宗四年，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春，蒙古军与金军大战于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三峰山，金军大败，精锐丧失几尽，潼关守将也献关投降，河南十余州均被蒙古攻陷。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大将速不台进攻汴京。十二月，金哀宗带领部分臣僚和军队离京出逃。金朝灭亡在即。
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东夏天泰十九年（1233）春，蒙古太宗窝阔台诏诸王议伐蒲鲜万奴，遂命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带、国王塔思率名将兀良合台、扎忽儿臣、移剌买奴、石抹孛迭儿、石抹查剌[130]、王荣祖等，统领左翼军征伐万奴。九月，蒙古军进抵东夏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其“城坚如立铁”，万奴据险固守。蒙将石抹查剌命偏将先佯攻城之东北面，诱使敌军集中于东北方面，他则亲奋长槊，大呼而前，登上西南角，摧其飞橹，手斩敌卒数十人，众军乘势而进，遂克南京，生擒万奴。随后，蒙古军未经大的战役，就“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131]，初步完成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三 与高丽的关系
东夏据有的地域南与高丽为邻，民间往来不绝，两国关系有其发展过程，先后受到金朝和蒙古两大势力消长的影响和制约。
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建国称王，时在贞祐三年（1215）十月，而高丽得知这个信息是在次年（1216）闰七月。当时，高丽北界兵马使接到金东京总管府奉圣旨发来的移牒，牒文称：“昔有鞑靼恃凶入京，已与大军年前讲好去讫，而后契丹啸聚，蠹耗边方，杀戮我生灵，焚烧我仓廪，致皇天之厌秽，敛众怨以同归，胁从者倒戈而攻，同谋者倾军而服，既人心之戴归，全辽海以如初。唯叛贼万奴弃一方之重委，忘皇国之大恩，用心不臧，为天不祐。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剌全举大军征讨，旋不三月，应有贼徒尽行杀灭，虽有残零余党逃在山林，亡无日矣。既此贼之失利，舍贵邦以何之。窃恐巧言诈谋，间谍两国，旁生侵扰。若或过界，严设除虞，就便捉拿，牒送前来。”[132] 牒文叙述了辽东政局变化，提到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契丹人起义，所谓“契丹啸聚，蠹耗边方”；特别提到蒲鲜万奴叛金自立是“用心不臧，为天不祐”，他们已被金军几乎“尽行杀灭”，尚有一些“残零余党”流窜于山林之中，故要求高丽边将把越界的万奴军队（即大真军）“就便捉拿，牒送前来”。显然，此时金朝仍居宗主国地位，以“圣旨”权威，要求高丽配合金军，联手围剿万奴兵。
金宣宗兴定元年（高丽高宗四年，1217）春正月，金来远城（今辽宁丹东市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上）守将又移牒高丽宁德城（今朝鲜义州东南40里）守将，其文曰：“叛贼万奴本与契丹同心，若并军往侵贵邦，其患不小。且为贵邦所击，奔还我国。苟犯贵邦，宜急报之，我即出军掩击。”高丽宁德城守将回应说：“丹兵曾入我疆，屡致摧挫，若万奴继至，恐分我军力，以致丹寇复振。若侵上国，事在俄顷，未可及报。请予设兵马，遮住万奴，使不至于弊邑，弊邑亦提防丹兵，无使至于上国。”[133] 通过移牒往返双方约定，高丽专事防御入寇国境的契丹军，而金军专事拦截万奴兵，阻其南下。然而，这时候，辽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契丹军已彻底分裂，其小部分人随耶律留哥归附蒙古，大部分人随乞奴、鸭儿等入寇高丽，深入半岛腹里，辽东已无契丹军的踪影；挺进辽东的蒙古军，在横扫辽东、饱掠一空后，也已全部撤回，而后随木华黎南征中原；金朝在辽东的势力，已在蒙古军的沉重打击下大大削弱，内部倾轧加剧，占领区收缩；而蒲鲜万奴却使用“伪降”手段，依附蒙古军，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扩展了大真在辽东的势力。当木华黎从辽东撤军后，万奴随即“复叛”蒙古，一些曾活动于辽东南部地区的万奴部队，陆续向鸭绿江下游方面移动集中。据《高丽史》记载：
高宗四年（1217）夏四月己未，“金万奴兵来破大夫营”；
同月戊辰，“金兵九十余人渡鸭绿江入义州，分道将军丁公寿出兵御之。有虎头金牌官人弃兵跪曰：‘我元帅亏哥下也，夜与黄旗子兵战，不克，来奔，愿将军活我。’”；
同年九月，“西北面兵马使报：‘女真黄旗子军自婆速府渡鸭绿江来屯古义州城（在今朝鲜义州与新义州之间）’”；
同年十月，“庚申，赵冲与黄旗子军战于麟州，大败之”[134]。
黄旗子军即蒲鲜万奴大真军。直到此时，高丽才与大真发生接触。这支万奴兵曾一度攻破大夫营和婆速府，连败金兵，军威甚盛，乃至“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135]。那么，这些万奴兵，他们前来鸭绿江下游一带干什么？可以推想：一是寻食。辽东地区战乱连年，生产遭到破坏，粮荒严重，所以万奴部队急于向高丽“贷粮”求助；二是寻路。从大真建国开始，万奴就确定了向东海地区迁徙转移的方针。沿鸭绿江而上，翻越分水岭，就到了图们江上游，进抵东海地区。这是从辽东南部地区前往东海地区较便捷的道路。不久，这些万奴兵马就通过这条道路，陆续向东海地区迁徙转移了。
就在大真“复叛”蒙古、放弃辽东、全都东徙转移期间，入寇高丽的契丹军已深入半岛内地。这年（高宗四年，1217）五月，丹兵攻陷东州（今朝鲜铁原）、原州（今朝鲜原州），兵锋进抵高丽中部的京畿道和江原道，东抄西掠，势益猖獗。高丽王廷极为震骇，急忙调整兵力部署：罢吴应夫中军兵马使职，以前军兵马使崔元世充代，升上将军金就砺为前军兵马使。[136] 金就砺乃高丽骁将，同崔元世率军与丹兵战于忠（今朝鲜忠州，属忠清北道）、原之间的麦谷、朴达蚬，大败之。因此，丹兵主力不得南进，遂越大关岭，走入东海岸之溟州（今朝鲜江陵），又迫于追兵，乃北攻登州（今朝鲜安边），转战咸州（今朝鲜咸兴）而“入女真地”（即金曷懒路）。于是，丹兵得以女真兵马补充队伍，势力复振，而后挥师南下，进攻高州（今朝鲜高原）、和州（今朝鲜永兴），拔宁仁、长平二镇，攻陷豫州（今朝鲜定平南）。[137] 与此同时，还有丹兵别部活动于平安南、北两道诸州。然而，尽管丹兵来势凶猛，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高丽，但其兵力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政治、军事行动，实质是一伙伙漫无纪律，唯图掳掠的流寇。特别是丹兵内部诸将之间，争权夺利，彼此猜忌，互相残杀，内讧不已，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他们就三易其主，[138] 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到兴定二年（1218），在高丽军的反复围堵、追击下，丹兵势力渐衰。九月，喊舍率丹兵主力攻拔江东城据之，力图固守。
最迟也就是到兴定二年（1218），蒲鲜万奴完成了大真的东迁转移，其占领的地域连成一片，不仅占领了上京城，并将势力西向扩展到肇州、隆州，乃至咸平一带。万奴改国号“大真”为“东夏”，标志这个政权将进入发展巩固的新时期。其主要任务之一则是向南扩展势力，一方面深入抚定金曷懒路南部地区的女真部落，因为当时咸州方面[139]已有女真人加入丹兵队伍，入寇高丽，有待东夏出兵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要寻求并扩大与高丽的双边关系，力图通过贸易、纳贡及掠夺等方式，从高丽获取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是年冬，应耶律留哥的请求，成吉思汗遣元帅哈真和扎剌率兵一万，蒲鲜万奴则派元帅完颜子渊（即胡土）率兵二万，组成蒙夏联军，共同追讨入寇高丽境内的契丹叛军。对东夏来说，此举可借蒙古的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声威，也是有利可图的。蒙夏联军取道东夏进入高丽东北境，连破和、猛、顺、德四城，而后进逼江东城。翌年（1219）春正月，蒙古、东夏、高丽三军合力攻城，激战多日，至十四日，丹兵首领喊舍计穷力竭，走投无路，被迫自尽，其官吏军卒妇女五万余人出降。至此，高丽境内的丹贼之乱终于平定了。
江东城之役后，高丽为感谢蒙古和东夏出兵援助，平定了丹贼，约定每年向两国进献贡赋。由于前往蒙古路途遥远不便，又约定每年由蒙古和东夏派遣使者，经由东夏境前往高丽受贡。[140] 这些约定，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高丽君臣心甘情愿的“感恩”之举，实际上是他们慑于蒙古和东夏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即用“岁贡”来换取“和平”。然而，高丽君臣对蒙古和东夏的态度及政策，当是有区别的。他们所慑服者为蒙古，并非东夏，当蒙古元帅哈真遣使者通事赵仲祥至高丽军营议结同盟时，就向高丽兵马使金就砺提出：“果与我结好，当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而金就砺则回答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下安有二帝耶？只拜蒙古帝。”[141] 这表明高丽人愿向蒙古俯首，却不愿向东夏低头。因为高丽历来奉行“事大”政策，“行事大之礼”，曾“臣事大金”，向它称臣纳贡，现“金国鼎逸”，蒙古兴起，取代金国，派兵“来救”，平定丹贼，故高丽对蒙古“讲投拜之礼”，“因请岁进贡赋所便”。[142] 至于东夏，在高丽君臣眼中，它不过是从金国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本是金国的“叛贼”，而今投靠蒙古罢了，向它“岁进贡赋”，也是依从蒙古人的要求，心里是相当不满的。据学者统计，兴定三年（1219）至正大元年（1224），“东夏向高丽遣使5次，只有一次为17人，其余均未超过10人。而蒙古遣使8次，大部分超过规定人数，而且，其中兴定五年（1221）竟于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遣使4 次，人数达46 人”[143]。看来，在贡期、贡次和取贡使者人数上，蒙古方面已大大超出原来约定的每年一次、每次十人的数额；而东夏基本上保持在原约定之内。关于高丽贡纳什么物品？其数量多少？有没有约定？文献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唯有《高丽史·高宗世家》载称：高宗八年（1221）八月，蒙古使者来取贡，他们以皇太弟（成吉思汗四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名义，开出索要的贡物名目如下：“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荣二千匹，绵子一万斤，龙团墨一千锭，笔二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斤，红花、兰笋、朱红各五十斤，雌黄、光漆、桐油各十斤。”此外，连元帅扎剌及蒲黑带（即蒲里贷完？）也各捎书一通，索要獭皮、细绸、绵子等物。[144] 由此可见，蒙古统治集团之贪婪无厌，肆意勒索，根本就没有什么约定限制。在接受高丽“岁贡”过程中，蒙古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东夏不过附从而已。在《高丽史》中亦无东夏使者赴高丽傲慢无理和恣意索要的记载，或许他们心里明白，东夏并不具有向高丽施压的资本。
时至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高丽高宗十一年，东夏天泰十年，1224），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大变化。这一变化又促使东夏与高丽的关系发生变化。据《高丽史·高宗世家》记载，这年春正月，东夏“遣使赍牒二道来”，其二是告知高丽，东夏与蒙古“已绝旧好”；其一是要求与高丽扩大边境贸易，“各置榷场，依前买卖”。本来，东夏的意图是要拉拢高丽，共同抗拒蒙古。不料，高丽并不买账，对东夏缺乏信任，甚至颇为不屑，不仅没有响应其“联合抗蒙”的提议，相反，它利用东夏与蒙古“已绝旧好”之机，停止了对东夏的“岁贡”。从《高丽史》看，高宗十二年（1225）以后，再也不见东夏受贡使者赴高丽的记载。[145] 这年正月，蒙古使者著古与等受贡返回，途中为盗所杀，[146]而高丽又嫁祸于东夏。于是，东夏与高丽的关系逐渐恶化。据《高丽史》记载，正大二年（1225）8月，即有“东真（东夏）兵百余寇朔州”[147]。到高宗十四年（1227）九月，东夏兵大举入犯定州（今朝鲜定平）、长州（今朝鲜定平南），进屯宜州（今朝鲜德原），高丽国王遣右军兵马使上将军赵廉卿、知兵马事大将军金升俊、中军兵马使枢密院使丁公寿，知兵马事金良境、后军兵马使上将军丁纯祐、知兵马事大将军金之成等，统领三军御之，其调兵遣将之规模是相当大的。[148] 十月，高丽军从安边进取宜州，被东夏兵击败。高宗十五年（1228）七月，有东夏兵千余人来屯长平镇（今朝鲜永兴东），高丽拟遣兵拒之，未待出兵，东夏兵撤退。[149] 在东夏与高丽的对抗中，东夏往往处于主动，使得高丽军队难以防御，连高丽国王也自叹无计可施，所谓“东真（即东夏）潜据近地，数寇边鄙，出兵追讨，即辄遁去，迨军之还，复入窥窬，制御之术安在？”[150] 不过，东夏入寇高丽，其主要目的是迫使高丽附属自己，恢复以前的“岁贡”，所以，在入寇的同时，又谋求与高丽“和亲”。据《高丽史》记载，高宗十六年（1229）二月，“东真人到和州请和亲，遣式目录事卢演往听约束”；六月，“北边人前别将锐爵反复多诈犯罪曾配和州，自言知东真道路远近，东北面兵马使崔宗梓信之，遣爵等三人入东真国，听探消息。爵与东真言我国欲与和好，东真亦信其言，遣还爵一行人待报。国家犹豫不报，东真以爵行诈，斩之”。[151] 看来，东夏与高丽皆有和好的意愿，只因双方处理失当而未果。
这时候，辽东的形势又发生变化，促使东夏与高丽更接近起来。正大六年（1229）八月，窝阔台即蒙古汗位，是为蒙古太宗。翌年（1230）秋，窝阔台亲率蒙古主力大举南下攻金，同时遣将撒里台（又作撒礼塔）经略辽东。蒙古太宗三年（高丽高宗十八年，1231），蒙古以早先所派使者著古与被高丽杀害为借口，命撒里台率兵征之。蒙古军东渡鸭绿江，取四十余城，高丽王请降，撒里台“承制设官，分镇其地”[152]，而后撤军。开兴元年（1232），高丽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72 人，迁都江华岛，以防蒙古军来攻。八月，窝阔台复遣撒里台率军征高丽，在进攻处仁城时，撒里台被流矢射死，蒙古军再次撤退。据《高丽史》载，这年十二月，高丽有“答东真书”，说到蒙古军的“残暴寇掠”和高丽军民的反抗斗争，并将蒙古军撤退事通知东夏。在蒙古军东侵中，高丽与东夏有着共同的安危和命运。天兴元年（1233），窝阔台决定讨伐蒲鲜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率兵往征。九月，攻破东夏南京城，万奴被擒，而后，“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153]。至此，东夏与高丽的关系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