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预计到2025年，“东升西降”态势继续延续，我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规模有望进一步接近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对外部环境已具备一定的塑造能力，这将为未来中长期形成更加平衡的世界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外部环境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外部风险明显上升，国际社会中的竞争性、对抗性显著增强，国际合作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和重要的新时代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增多的局面，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和条件的深刻变化，抓住和用好新时代战略机遇期，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一 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东升西降”的态势继续延续，国际力量对比正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欧美主要国家内部出现制度性问题，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国际秩序面临全面调整。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支柱性、定鼎性力量的态势已经显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大大超过各方预期。200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40多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15，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其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

从中长期看，上述“东升西降”的态势将继续延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以2个百分点甚至更大的差距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总体经济实力将继续以较快速度逼近发达经济体。20 世纪 80年代，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大部分年份低于发达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持续性地高于发达经济体。1990—1999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达到 3.6%，发达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仅为 2.8%。2000—2018年，发达经济体年度经济增速均值进一步下降至 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上升到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2024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为4.8%，发达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进一步下降到1.7%。^[1]

世界经济增长整体低迷的背景下，由于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加疲弱，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实力与发达经济体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以当年价美元计算，198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是发达经济体的31.9%，2018年已达到发达经济体的65.9%。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77.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将和发达经济体越来越接近，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将从2018年的 39.7%进一步提升至2024年的43.8%。

二 全球化进入崎岖路段，全球问题和挑战此起彼伏

今天的世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一大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但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的开始标志着全球化出现转折，美国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拒绝任命新法官致使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等选择使全球化驶入崎岖甚至险峻路段。

合作发展的力量无法在全球化上取得应有的进展，就会转而寻求区域化上的某种解决。随着北美自贸区（NAFTA）和欧元区的创立、“10+1”和“10+3”合作机制的成形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等协定的谈判或签署，更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速。意味深长的是，区域一体化并未因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而遭遇严重阻碍，在有些地区反而得到强化。比如NAFTA经过重新谈判以美墨加协定（USMCA）的面目现身，TPP在美国退出后仍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名义得以推行。尽管印度拒绝签字，历经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19年年末总体结束谈判，这一重大突破将为“15+1”自贸区的建立奠定基础。在2019年12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早日建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已成为三国领导人的共识。

当依靠多边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阻力加大、不再顺畅时，区域或诸边努力便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前行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多边还是诸边、是全球化还是区域化，大国或重要国家集团（如欧盟）都是关键。在一超多强的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的意图往往得以彰显与实现，其结果通常表现为多边体系的拓展与强化。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提速甚至可能在世界上出现由几个全球关键大国分别主导的平行体系。

全球问题得不到全球性的协调和解决，与现存国际机制、组织及相关规则所框定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格局的快速变化有关。一方面，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认为现存机制、组织和规则主要反映的是主导建立这一体系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希望这些机制、组织和规则能够及时反映和确认各国相对实力的变化。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则认为现存机制、组织和规则给予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非互惠的增长机会，已经不能可持续地保护发达国家自身的相对优势，进而主动开始以退促变、以压促变。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抑或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均有意围绕未来国际经济机制、组织和规则的修订和调整展开博弈，但其中拥有更大权力的发达国家处于更加主动和激进的位置上，往往造成现有国际或多边机制的低效、失能甚至停摆，让国际制度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令国际社会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贫困、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等此起彼伏、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和挑战。

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化继续行驶于崎岖路段，旧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新的国际治理规则重构的局面仍将持续。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稳定世界经济、推进气候治理、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多边贸易体系、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围绕规则制定权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全球问题和挑战只能得到部分解决，部分领域甚至会更加严重，现行国际秩序或将进入瓦解与重建并存的震荡期，出现相互竞争乃至激烈对抗的平行体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三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科技领域成为大国竞争战略要地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最高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2]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3]

科技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是保持国家实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对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颠覆性技术向突破瓶颈的临界线快速逼近。在各国普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情况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5G移动互联网与云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合成生物与生物工程等领域持续取得新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了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和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战争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呼之欲出。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研发的话语权日渐增加，在某些领域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缩小，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直接竞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结合，正在引发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深远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交汇，这也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首要目标。主要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我国的领军科技发展企业，对后者实施封锁和打压；我国信息技术获取可能受到限制，包括限制数据流动、管制数据交易、禁运核心硬件等。例如，美国假借“安全审查”的名义，在科技领域试图与我国“脱钩”，意图干扰中美信息技术学术交流，阻碍我科技企业并购、打乱我方信息技术领域全球产业链布局，缩短我国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赶超的“窗口期”，围绕高科技的封锁与反封锁逐渐展开。此外，美国正对我国发起“第三次抵消战略”，即利用技术和机制创新，在“新赛道”上占据领先位置，以化解“旧赛道”上差距日益缩小的压力。科技领域竞争所产生的风险和冲击将比贸易摩擦更加严峻，不仅可能极大地阻碍我国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损害国家间的经贸关系，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

四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深远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

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4]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 us）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我们”的敌人。^[5]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6]

五 国家间网络安全博弈常态化，网络技术推动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空间已成为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重要依托，成为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和国家冲突新的策源地。当前，依托于互联网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为我国科技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网络空间自身不仅存在着安全问题，还为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彼此交织、相互传导提供了条件和媒介，可能导致安全事件被催化放大，给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带来全新挑战。

网络空间的大国关系冲突面有所上升，集技术博弈、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于一体的大国网络安全博弈时常发生，围绕网络空间治理展开的交锋频现。作为威慑力量的网络战能力建设却正在兴起，并将成为未来大国军力较量的重要内容之一。网络空间治理的博弈程度已大于合作，呈现出常态化趋势。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信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伴随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掺杂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冲突论”也沉渣泛起。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2019年，民众抗议和示威浪潮引发社会失序或升级已经一定程度上使骚乱和暴乱成为世界性现象。从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到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再到拉美的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等，概莫能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抗议风潮固然不乏外部诱因“点燃”的推动，但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内部贫富差距悬殊、青年人失业严重、发展机会匮乏、社会保障低于预期等表现出的显著的脆弱性长期存在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才是为动荡之火提供“燃料”的更重要的因素，而网络技术带来的通信便利为动荡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添加了强力的助燃剂。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信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paradox of plenty）。^[7]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信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8]

从中长期来看，围绕网络空间安全的大国博弈趋于激烈，民粹主义全球化蔓延的趋势或将更盛，“文明冲突论”带来的国家对立风险上升。

六 中美关系发生质变，“脱钩”压力上升

美国因素是中国外部环境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中美力量对比越过“临界点”，双边关系进入质变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9]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综合实力迅速接近。美国为维护自身的“一超”地位，不断向中国施压。另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不断增加，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的冲突摩擦日渐增加，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急剧上升。此外，美国寄希望于通过经济合作对华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宣告破产，美国政经界对华敌意骤然上升。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对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双方关系因为国家利益矛盾和国际政治冲突加大急速恶化，敌对、对抗成分急剧上升，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受到严重挑战，两国关系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美国对华的敌视和对抗或将成为影响最大、威胁最为严重的外部风险因素之一。

自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文件，对华战略定位趋于负面，并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随后挑起了对华贸易争端，在贸易方面向中方施压。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传统的“压舱石”作用大幅减弱，经贸往来成为双边关系中争议最集中、斗争最激烈、风险最突出的竞争领域。在贸易打压的同时，美国打压中国战略性、增长性关键企业。同时提高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门槛，强化安全性审查，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扩大管辖范围，对中资企业在美“敏感行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系统性战略评估。

另外，美国也直接干涉南海、台海、香港等中国事务。在南海地区，美国不断加强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力部署，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在台湾问题方面，美国推出所谓“台湾旅行法”，“美台”高层“互访”正式松绑。外交方面力挺台湾当局。这一系列涉台举动触及中国核心利益与外交底线，给海峡两岸带来了持久紧张和冲突升级风险。美国国会还通过“涉港法案”“涉疆法案”“涉藏法案”，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严重威胁中国的政治、经济与金融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受社会撕裂、大选政治等因素干扰，急于复工而疏于防范、怠于抗疫，以致疫情泛滥。美国联邦政府为推卸责任大肆“甩锅”中国，一些人趁机推动采取“全政府”手段从各方面加大对中国的诋毁、脱钩、遏制和打压。进入2020年以来，美国军机进入中国周边海域超过2000次。7月4日起，美国持续派出双航母舰队在南海巡航军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所谓涉南海声明，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否认中国南海主张。7月21日，美方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突然要求中方在7月24日下午4时前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7月31日，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宣布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2名官员实施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治疆政策。8月5日晚间，美侦察机抵近距广东海岸不足100公里处窥探中国。8月6日，特朗普背弃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违反WTO规则，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威胁为借口，签署行政命令拟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中国国内版为“抖音”）、微信及其中国母公司进行任何交易，以此逼迫中国所有者将TikTok低价转让给美方，特朗普还声称要收取收购的“中介费”，“极度厚颜无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语）。同日，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在财政部网站发布报告，建议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措施，提高在美国交易所的上市标准，让未能在2022年1月达到美国审计要求的中国公司退市，以此迫使中概股撤离美国。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称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实施制裁。8月9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率团访台，成为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

在未来中长期的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之中来自美国的竞争性趋势和压力会持续存在，特定事件冲击下，中国国际环境来自美国的掣肘或制约可能显著上升。但也应当看到，美国政府这些大选之前的密集的极限施压举措，固然给中国发展与安全利益造成一定威胁，其对美国的战略信誉、外交资源以及安全和经济利益也是极大的损耗，程度或将大大超过其在2020年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所谓的其愿意承担或支付的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的代价。美国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污名化”中国，无非是想为自己不择手段制裁和打击中国寻找“合法性”，进而号召“盟友”紧随其后“分食”中国。但对TikTok这样完全符合美国监管要求和市场经济原则的跨国私人企业，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强取豪夺，充分暴露了特朗普政府所谓维护安全、公平、自由的虚伪性。这不仅让中国人民、企业和市场对美国政府大失所望，也会让拥有大众、安联公司的德国，拥有壳牌和EXOR集团的荷兰，拥有BP石油的英国，拥有安盛集团的法国，拥有丰田、东芝的日本，拥有三星的韩国……让全世界可能在某些领域强过美国的国家人人自危。两千四百多年前，晋国最有权势的智氏家族族长智瑶带领本家及韩虎、魏驹两家的军队围困赵家领地最后一座城池晋阳一年未下，后引水灌城，晋阳危在旦夕。智瑶带领韩虎、魏驹巡视时喜不自胜地说道：“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韩魏二人听后又惊又惧，暗地用肘足触碰对方示意，因为智瑶贪婪残忍而韩魏两家都邑都有河流环绕。很快韩魏两家倒戈一击，与赵家合力攻灭智家分割其地。以史为鉴，如果美国在历史错误一边渐行渐远不肯回头，令美国一些政客战抖的抖音很可能就是压垮美国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