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提起“西山会议派”，人们并不陌生。一般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国民党党史著作中，都会述及中国国民党中这一派系。这一派系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大多从同盟会时代便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推翻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可是当他们在决心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时，便多持异议；在孙中山逝世后，更直言不讳地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中国国民党，开除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该党党员的中国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职务，并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相对抗。他们因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四中全会，而被称作“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指责他们的活动纯属违法，足以危害中国国民党之基础，阻碍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并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党籍，对其他人物给予警告处分。正是基于此，“西山会议派”被定性为“反俄”“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老右派”。这已经成为人们凝固了的历史记忆、历史结论。

尚红娟来自新疆，是一位蒙古族的女孩，性格倔强，在选定了上述课题后，便以极大毅力加以钻研。通过她几年的努力，终于相当成功地将人们引到当年丰富而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场景，透过“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当时的实际活动和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展现了“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原委。

如尚红娟所述，“西山会议派”代表人物，曾经是一批革命党精英。他们对于孙中山“联俄”决策，从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对于采取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这种国共合作方式也持反对态度。尚红娟经过仔细爬梳，依据确凿的史料，说明了这些原革命党精英后来因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矛盾的逐步激化，对于“联俄”“联共”做法日益不满，不能单从他们这一个方面来寻找原因，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等人许多做法和他们思想深处的动机，也绝不容忽视。尚红娟的研究，使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问题。

尚红娟的研究，没有简单地将“西山会议派”视作少数顽固不化的时代落伍者的异动。她相当系统地分析了“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与“广州中央”平行发展、从“分共”到旗帜鲜明地“反共”的演变过程，揭示了“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集团、蒋介石集团从角逐、周旋进而合流的台前幕后的诸多曲折，说明了“西山会议派”代表人物如何由先前的“革命精英”一步步蜕变为只起帮凶、帮佣、帮闲作用的政客。尚红娟还非常有见识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的“西山会议派”基于“联俄”“联共”的革命环境而出现，活跃于蒋介石、汪精卫相互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时刻，而消亡于蒋介石中央政权的确立与巩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派系，他们的存在，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没有能阻止蒋介石的崛起，但却影响了这一时代众多重大政治事件：促发了“中山舰事变”，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对蒋介石“清党前奏”的指责，促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历史概念的诞生；“清党”后，“西山会议派”推动了“宁汉合流”，但因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中权力再分配而引发一系列新的反蒋运动的爆发。尚红娟的这一研究充分表明，在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时，“西山会议派”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姜义华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