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尔摩斯的“隐喻式”出场

中国最早的4篇福尔摩斯系列翻译都是被放在《时务报》域外奇闻或者犯罪实录的语境下来介绍的。具体列表细目如下。

续表

《时务报》是一个以政论、实事为重的政治性报刊，它不是文学报，甚至根本就没有为“文学”留下栏目。从《时务报》第1册上刊载了那一篇犯罪报道《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之后，第2、3、4、5册上都没有再出现任何带有文学色彩或犯罪报道色彩的文章，直到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第6册上开始连载《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海军协定》）。这一篇的名称在《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中被称为《水师条约案》，但是这里之所以叫《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很明显是模仿第1册上刊载的《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译者大约是发觉两篇文章内容都是侦破案件的，为了保持一致性，题目也作了有意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在作者署名部分并未出现原作者柯南·道尔的大名，而是采用“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形式。^[5]道尔爵士在近代中国被作品中的人物福尔摩斯和华生抢了头功，原因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探求。

第一，在于这类小说复杂的叙述角度；作者假扮剧中人华生的口气叙述故事，采用类似实录的方式以增强真实性，记录的又是这部虚构作品中真正的主人公福尔摩斯的侦探与冒险。这样躲闪腾挪的三个“角色”，对于还不熟悉西方小说叙述模式，更遑论现代叙述学分析的中国近代翻译者和读者，俨然成了一团乱麻。

第二，我们也可以推测，中译者并不是直接从英文杂志上翻译这些小说的，因为那样很容易看到柯南·道尔的大名，他也许是译自1894年结集出版的《回忆录》（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如果不熟悉福尔摩斯故事，单纯从字面上看，可以翻译成《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忆录》，故事开端又都是华生医生的口气，因此，这样的张冠李戴也可以理解。之所以首先会选择《海军协定》译为中文，可能是因为在《回忆录》所收录的作品中，只有这篇从题目上与中国的海军建设有关。仍然处在1894年甲午海战失利的巨大阴影中的中国人，自然对题目中所包含的“海军”两个字有天然敏感。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关于外国水师协约丢失的事情放在“英文报译”中，与那些“日本丝业宜整顿论”“英国商务册二则”等放在一起也就没什么不妥。

第三，中译者或许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虚构作品理解成类似犯罪报告一般的纪实类作品，因为这类作品对于《时务报》并不陌生，《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已有先例。想来《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的方式也多少限制决定了中译者对福尔摩斯探案的理解——究竟是犯罪报告还是虚构作品概莫能辨，于是以那篇《伦敦俄们报》上的报道理解柯南·道尔的小说也未可知。这一想法的一个证据是这篇《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后来与那四篇福尔摩斯故事一并收录在了一个集子里。^[6]

作为一部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故事英文原本基本有一套程序：缘起、案件发生、破获、福尔摩斯向华生与当事人揭开谜底。《海军协定》虽然不是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最出色的一篇，但是也蕴含着福尔摩斯标志性的演绎推理，这应该是故事的精髓。而从侦探小说这一文类来说，造成悬疑感，才是这类小说的关键，因此，福尔摩斯故事的破案线索总是在最后才挑明。

我们回头再看第一篇福尔摩斯中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文章在开头部分有省略，有调整。缘起部分，华生的自述省略，将故事调整了顺序，直接进入案件的发生。开篇如下：

英有攀息（名）翻尔白斯（姓）者，为守旧党魁爵臣呵尔黑斯特之甥，幼时尝与医生滑震同学，年相若，而班加于滑震二等。众以其世家子文弱，颇欺之。……

后面一直讲到他如何把密约丢失，当时的情况如何，追踪无果，回家大病一场。9周后稍有恢复，才想起写信给小时候的同学滑震（华生）。从此向下，这个中译本基本忠实地按照原小说的文笔和叙述顺序翻译，极少省略，也没有任意加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1896年，当时的翻译（甚至是更为逻辑严密的学理类书籍的翻译）都有不少任意性，直到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翻译文坛一直充斥着“豪杰译”。相对这种情况，《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后半部已经是相当忠实了。

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真正亮相正是在《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在一个政治人物主办的政治性极强的报纸上，福尔摩斯粉墨登场，这或许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中国读者要对这位通俗文学主角进行政治化的想象，至少，近代中国会极力挖掘福尔摩斯的意识形态化资源。或许这样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但在“为奴之势逼及吾种”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相比，本就应该退居次要地位。

在英文世界，福尔摩斯最初出场是在《血字的研究》中，他说或许全世界他的职业是独一无二的，他是“顾问侦探”（consulting detective），就是当私家侦探和公家侦探都无法厘清头绪的时候，他向他们提供咨询。直到小说开始两章之后，读者才在长时间的狐疑之后把这个故事与犯罪侦破联系起来。

但是，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出场毫无悬念，译者直接就迫不及待地介绍说：“呵尔唔斯者，以善缉捕名。”急于读到故事的中国读者没耐心看层层的渲染，况且他们是把《海军协定》当作犯罪报告来读的。译者只想如何把“案情”讲述明白，自然就应该让侦探早早登场。不过好在，在这第一篇福尔摩斯中译中，福尔摩斯真正出场也是以他的怪癖为标志的，这怪癖中也蕴含着代表现代的先进科学。书中说滑震拿着信去找他的这位朋友，但见：

歇洛克方着长衫坐桌旁。桌上安一小炉，炉中烟作蓝色。炉上一弯口瓶。瓶口接一管。瓶中水沸，汽自管出。管外激一冷水，汽咸变水，滴入而立透之器中。歇洛克端坐验视，见滑震至亦不起。滑震自坐一椅上，歇洛克持一小玻璃杆连蘸数瓶，复持一管，内有药水，至桌边。右手持一验酸值之蓝色纸，曰：“滑震汝来乎，此时方急欲验此，若此纸变作红色，则当抵一大辟罪。”稍顷，纸果然变为暗红色。因起书电报一纸，付其仆。^[7]

化学对于近代中国是外来之学，19世纪末叶的中国人，对于化学实验还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原文中的“working hard over a chemical investigation”（致力于化学实验）就被省略了，直接描述了这个实验的过程。当然在前文中已经判定的这位“以善缉捕名”的大侦探，一出场就是在鼓弄这些古怪的仪器。不过在《继父诳女破案》中，中译者本也可以以省略的方式去掉译起来生僻、读者看起来不懂的化学名词，奇怪的是，1897年的这个中译本，还是保留了。他把the bisulphate of baryta（硫酸氢钡）翻译成“二硫养（原文如此）三”^[8]。

这或许是个隐喻：现代科学知识就像是这位侦探的出场——真假莫辨、精细但很古怪。我们把一位虚构人物当成了真实存在，把关乎自然真理的科学研究当作了奇闻。当然中国近代文坛把两位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通俗小说家当作了经典“大小说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从一开始我们与西洋的对接就充满着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