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公报》从创刊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自由发表言论。在陆续开设的“附件”“录件”“杂俎”“附张”“敝帚千金”“白话”等栏目中，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关于散文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散文指的是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狭义的散文特指以记叙、抒情为主的文艺性散文。《大公报》散文适用广义散文的概念，以议论散文为主，以白话写成，一事一论，通俗易懂，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政治之约束，“专择言近旨远、饶有趣味者，不拘多寡，附于正报”[17]，由于散文文体的随意性，一度非常繁荣。《大公报》散文适应维新的需要，作为宣传工具，它的内容和诗歌、小说一样，还是强调启蒙救国，移风易俗。《大公报》的散文，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归纳起来有改造思想、改良风俗、重视教育、解放女性等问题。英敛之认为，国家出现种种问题，内忧外患，“推求这个根源，总是民智不开的原故。民智不开，故此见识乖谬，行为狂妄，有利不知兴，有弊不懂除，恶习不能改，好事不肯做”[18]。因此，欲使国家有希望，开启民智尤其重要。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就是开风气，牖民智，报纸的正刊和附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办报理念。《大公报》散文主要就社会上或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阐发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以议论性散文和随感居多，从文体特征角度来看，这些文章初具文学特征，如附件栏的《没志气不能成人》（1902年7月7日），文章以范仲淹做秀才时“就挂念着天下的事”为例，论证“自古大人物，大豪杰，必有超过人的志气，才能做出来超过人的事业，必有超过人的节操，才能修成超过人的德行”的道理，为了激励读者，文章最后以四行七言诗结束。虽是一篇讲道理说观点的文章，但平易畅达，趣味横生。《戒畏难》（1903年2月24日）指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弱点之一，即什么事没去尝试，先产生畏难情绪，“中国人办事，向来总是畏难，所以事事敷衍，事事因循，得过且过。总没有精益求精的，凡事甘居人后，不知争强夺胜，故此把一个极大极好的国，弄得成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了”。病人的比喻体现出国人从身体到精神的衰弱，一个人畏难还不可怕，一个国家人人都畏难，国家何以进步，何以富强？国家要有希望，国人必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东方病夫》（1903年7月18日），以沉重之笔，期待唤醒中国民众对国家的责任心，从普通民众与国家的关系角度提出，“中国的贫穷软弱，到如今也算是到了至极了。在如今若还是迷迷糊糊，不晓得中国贫穷软弱，那真是没有脑气筋的人；到如今若还是悠悠荡荡，绝不想拯救中国贫穷软弱的，那是真没心肝的人”。尽管国民劣根性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只有改变这种浑浑噩噩的现状，国家才有希望，文章借助具体事例，以排比的句式，感情充沛，直击人心。报纸更是以《爱国论》《爱国心》为标题写成系列文章，以贴近下层社会的浅近语言，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精神，激励国人发愤图强，扶助国家，发挥了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这些文章通过故事、寓言时事生发论题，以小见大，亦庄亦谐，无拘无束，灵活自由。“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19]这种以论议为主的议论性散文，有一种思想偏执的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新青年》最早兴起的散文也是以论说为主、以启蒙为主旨的文体形式。
民智不开有多方面的表现，而愚昧落后的民风民俗是其中突出的一种表现。开民智就是要浚导文明，改良风俗，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也保留了一些陋风陋俗，如吸鸦片、女性缠足、迷信活动等，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只有人们的思想进步了，社会才能进步。《大公报》配合着社会上的整体维新改良之风，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批判揭露陋俗的危害。“这不好风俗的害处，可是一言难尽的，小者丧家之身，大者亡国灭种，阻碍文明，锢蔽智慧。”[20]《说门神》（1902年9月27日），抓住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即贴门神防止大鬼小鬼进门的风俗，展开议论，指出神灵不可信，每个人应该更关注自我道德完善。“我们中国大小衙门，那六扇大门上，必都画上极蠢、极丑、极可笑、极无谓的三对门神像，难道这都是遵俗吗？再说这鬼神进宅，怎么门上不画门神的人家，也不闹鬼呢，怎么门上画有门神之家，他主人也心里时常闹鬼呢，他睡梦中也时常见鬼呢？据我看，心底光明、坦白无私的人，必然不怕鬼，不然虽有门神，也是拦不住鬼进宅的。”《说中国风俗之坏》（1903年8月12日），列举出中国风俗的种种弊端，一一揭示，并给予批判。《论中国人心浮动之可忧》（1905年11月29日），从愚昧与迷信的联系论述其危害，“中国之人，风气未开，无识者多，最易起谣，亦最易信谣”。《论天津皇会》（1908年3月27日）指出落后迷信的皇会，一点儿好处也没有，移风易俗，才能洗心革面，“若将皇会里头那些野蛮会，改成有教育的会，等不到几年功夫，那些野蛮国民，自然都成文明国民了，岂不是改良风俗的好方法，强国的好根本吗？”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大公报》散文致力于移风易俗、引导文明的话语建构。
开民智与开女智是分不开的。在开放自由的氛围下，《大公报》通过报道女学、放足、西方女性生活等内容，来扩大解放女性的社会影响，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无论大江南北，凡是有关办女学的信息，该报都仔细收集，予以报道。同时，对西方文化女性的介绍也自然成为该报的一项经常内容，如关于美国女律师、女医生等的报道与赞扬等。在提倡废缠足的同时，该报还报道了各地办成戒缠足会的消息，以及女子放足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大公报》俯拾皆是。”[21]除了舆论的积极呼吁外，散文也积极倡导女学，呼吁创办女学堂，让女子受教育，废除各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戒除缠足，使女性从身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大公报》创刊第一天，就在“附件”一栏发表白话文章《戒缠足说》，“中国女子吃亏处，实在不少，一时也说不尽。如今且说一件最吃亏的事情，给大家听听。这件是什么？就是女人家吃苦不记苦的缠足”。《力除恶习》（1903年11月21日）、《论劝戒缠足》（1904年1月5日）、《说戒缠脚事》（1902年11月23日）等文章连篇累牍，力陈缠脚之害。女性要摆脱愚昧，摆脱陈规陋习，就要受教育，有独立的思想。同样是《大公报》创刊不久，英敛之就发表了一篇《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1902年6月24日）的文章，谈女子受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一个话题，《演说女学》（1904年11月11日）、《说女子无学无识的关系》（1911年5月6日）、《母教》（1908年6月27日）、《国民之母》（1908年9月22日）等文章把提倡女学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中国热心教育的人，无不提倡这女学，稍微明白点时局的人，无一个不赞成这女学。这件事往大处说，关乎国家的强弱兴衰，要往小处说，也关乎风俗人心”。[22]考虑到受众的文化水平，这些文章写得文字浅近，简洁直白，通俗的文学形式才能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传播学“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方式或表达形式”[23]。
开启民智是近代维新以来的核心话语，其流行程度不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大公报》作为日报，发行量大，持续时间长，较早使用白话，在开启民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走在当时报刊前列。《大公报》文学的旨归在于改良社会，改良社会是近代知识分子积极努力的目标。《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境界新的视野；《大公报》的创作小说很多是讽时讥世的内容，与当时其他报刊的谴责小说发挥着同一功能；《大公报》散文，传播新知，去魅启蒙，尤其关注女性解放、女性启蒙，因为社会的全面解放必然包括女性解放。总之，《大公报》热议的都是时代关注的话题，体现了报纸的公共性，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借助《大公报》这一大众传媒，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大公报》作为当时报业的佼佼者，其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在副刊中刊登文学，早期《大公报》文学是近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个案，也是一个缩微窗口，从中能够看到文学转型的筚路蓝缕，虽然也存在一些弊端，但瑕不掩瑜。管窥这段时期的《大公报》文学，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挣脱旧文学的努力和开启新文学的尝试。
[1] 杨爱芹，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
[2]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4页。
[3] 《开通民智的三要素》，《大公报》1902年6月22日。
[4] 附件，《大公报》1904年3月26日。
[5] 《本馆告白》，《大公报》1905年8月20日。
[6]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
[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
[8] 英敛之：《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9] 《本报增刊小说广告》，《大公报》1909年2月17日。
[10] 竹园：《烂根子树》，《大公报》1903年9月18日。
[11] 津门清醒居士：《开民智法》，《大公报》1902年7月20日。
[12]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14] 骁鹫：《麦志伦》，《大公报》1902年6月18日。
[15]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版，第189页。
[16] 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导言》，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41页。
[17] 《本馆广告》，《大公报》1908年2月7日。
[18] 《敝帚千金·英敛之自序》，天津大公报馆1904年3月。
[1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20] 《移风易俗议》，《大公报》1903年12月5日。
[21]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2] 《国民之母》，《大公报》1908年9月22日。
[23]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大众传播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