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虽举应天府 七试却不第：祝允明中年时期的生活（弘治五年至正德九年）
弘治五年（1492）八月，已经第五次参加乡试的祝允明，终于得举应天府，而允明此时已三十三岁。参加此次乡试的考生共二千三百余人，合格者一百三十五人，祝氏以《易经》应考，榜列第一百一十五名。[12]此次乡试的主考官为吴门的王鏊，其对祝允明的答卷深加赞赏，认为祝是可造之才。[13]中举之后，祝允明的文名更盛，沈周曾赋诗称其“君今文名将盖代，踪迹所至人争迎”[14]。然而令人惋惜甚至悲哀的是，祝允明自此之后赴京的会试却屡次不售，科举之途频频受挫。这对祝允明中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等方面也造成了多维度的深刻影响。
祝允明中年求取功名之路的前半阶段，思想上大抵仍是积极向上的。这一时期，允明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等常常相聚谈文论艺，祝允明在年龄上要稍长于唐、文、徐等人，然与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提高，时人号为“吴中四才子”。祝允明乡试中举后一年，亦即弘治六年（1493）腊月，其在立春之际曾即兴抒怀，从中颇能管窥他该时的心境，兹选录数首如下：
今年文气似荒凉，想是韩家五子殃。只愿文随春气长，更穷些子也无妨。
十年憔悴苦难禁，一寸书生不死心。纸上逐年添墨字，床头何日有黄金？
季子无谋不种田，功名劳碌奔韩燕。算来也是迂迟客，先受凋零过少年。
千古寥寥绝大音，崎岖长向暗中寻。寒灯半盏三更后，照破一生迂阔心。
说地谈天口不闲，功名只在指麾间。十年磨破儒林传，始信英雄如此难。[15]
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祝允明在求取功名之路上可谓尝尽辛酸冷暖，虽然取得了“举人”身份，其名声亦于士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较之高第而言只能说刚刚成功了一半。对于追求功名一事，祝氏自叹很“迂迟”，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祝允明来说，他们若想真的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实现自己的经世之梦，科举实在是一条无法绕过的必由之路。弘治十年（1497），祝允明友人唐寅虽从父命习科举业，入学为生员，然在其父殁后，却落落不屑于场屋之事，允明依然劝其曰：“子欲成先志，当且事时业；若必从己愿，便可褫襕幞，今徒籍名泮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16]唐寅后来则听从了允明的规劝，用一年时间闭户不出，专心读书，第二年乡试即高中解元。正德三年（1508），祝允明已经是第五次进京会试不第后，曾有人推荐其入中书执事笔札，参修《孝宗实录》，因这份工作大抵只是文字誊录工作，故其感恩之余力辞不就。[17]而允明之所以不就，很大程度上恐为此职并非其志向所在，他还是期冀通过正常的会试步入仕途，以实现自己人生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
以祝允明的博学多才，其取高第本不应是什么太难事，至于其后来会试却屡战屡败，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个中原因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能不容忽视，即祝氏于文学方面的创作观念与应科举之八股“时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其又与另一位友人文徵明在科举之途遭遇的困境大体相似。[18]前文已有交代，祝允明青年时期曾与都穆、文徵明等人在文学创作上力倡“古文辞”，名重吴中，然而吴中文士的古文写作却与科举“时文”之间形成日益激烈的冲突。其实，祝允明起初对“时文”的学习和写作还是颇费心思的，其曾就贡举制度发长篇议论《贡举私议》，就科举三场考试相关事宜的合理完善出谋划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表现出一种接纳和务实致用的态度。[19]四十五岁时，祝允明欲刻唐张
撰《龙筋凤髓判》云：“余益思有以助仕学者，谓是书其一也，将取而刻之。”后乡人沈津刊刻此书，其为此事作序。[20]在《烧书论》中，祝允明详举了二十一类可烧之书，包括“所谓古今人之诗话者，所谓杜甫诗评注过誉者……所谓诗法、文法、评诗论文识见卑下僻缪党同自是者”等，而举业之书和科举之文被祝氏排除在可烧之外保留下来。[21]但是，祝允明作为古文辞坚定的钟情者与倡导者，在后来第七次应试不第并决定罢试就选后，即将个中原因归结为对“时文”的厌恶，祝氏在《答人劝试甲科书》中言：
天下之务，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无方，得之而不易行，则竟亦空耳，何以徒劳为哉？求甲科之方，所业是也。今仆于是，诚不能类，漫读程文，味若咀蜡，拈笔试为，手若操棘，则安能与诸英角逐乎？协良货而往者，纷纷之场，恒十失九。况枵橐钝手，本无所持，乌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又况年往气瘁，支体易疲，寒辰促答，安能任此剧劳哉？窗几摹制，尤恐弗协时格。矧于苟且求毕，宁能起观？劳而罔功，何必勉强？此所谓求之无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弗求。借使以幸得之，尤患行之不易。[22]
由于骨子里面对时文的不屑，故祝允明虽然也对时文学习研究，并能“摹制”一二，然终归仍是与时格不调，加之年高体衰，场屋之苦实已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只能罢念就选。科举之途的失意，使祝允明内心深处有种怀才不遇之感，他在《宝剑篇》中颂吟：
我有三尺匣，白石隐青锋。一藏三十年，不敢轻开封。无人解舞术，秋山锁神龙。时时自提看，碧水苍芙蓉。家鸡未须割，屠蛟或当逢。相望张壮武，揄扬郭代公。高歌抚匣卧，欲哭干将翁。幸得留光彩，长飞星汉中。[23]
在此，祝允明乃以剑喻人，慨叹宝剑之美好品质无人能识、能用，这就好比自己数十年来的怀才不遇，伯乐难求，而其志向也并非若封官拜爵的世俗般要求，实是欲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献身济世，解民倒悬的人生抱负。在饱受挫折之后，祝氏一方面感叹人生年华易逝，富贵难成；另一方面，当其看到身边诸多友人皆能取高第入仕途，心中难免认为这是命中注定之事，遂而放任自我、知天乐命了，诚如他借唐人白居易《浩歌行》一诗所咏叹“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业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苟不来知奈何”[24]。
祝允明中年阶段于仕途的失意，也促使他从追求功名、胸怀经世治国之梦想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逐步转向崇尚老庄哲学，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而喜酒色六博的狂放不羁的文人，民间广泛流传的祝允明酒馆歌楼买醉寻欢诸种逸事，大概有很多皆为这一时期所为。除却酒色六博，祝允明只能把内心的情感转移到笔墨当中，通过诗文书法来发泄胸中愤懑失落的情绪，表现他不流于时俗的卓越才华和高深的艺术造诣，故这一阶段也是祝允明艺术创作渐趋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其成长为吴中书家群体中领军人物的历史时期。从祝允明目前传世的手迹且有明确纪年的作品来看，其中年的前半阶段，具体说来就是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仍以正书和行草为主，而从正德元年（1506）之后，至正德九年（1514）罢念就选之前，除了之前常见的正书、行草以外，草书作品开始逐渐增多。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纪年作品主要有弘治八年（1495）为尧民孝廉书《千文册》，同年还有行书《在山记》，今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弘治九年（1496），行书书自作诗《北邙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弘治十年（1497），行书《可竹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弘治十八年（1505）行书《育斋记》，今藏上海博物馆，同年还有小楷书书《招凤辞》于友人唐寅《南游图》后，今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正德元年（1506）春，赠沈与文行草《虞姬曲》，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德二年（1507）春仲，小楷随录《宋玉诗赋》，又有草书《宋玉钓赋》及《兰花咏》，今皆藏美国小约翰·M.顾洛阜处，是岁允明还有《静女叹》《夜坐漫成》《丹阳晓发》等行草诗书作赠友人沈与文，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德二年（1507）仲秋，祝允明与东楼老先生游锡山，访钱氏家藏书画卷，见赵文敏书唐集数首，观其书法俊秀，得羲献之妙，笥中有素纸一卷，舟中寄兴忆摹七十首，今为美国克里斯蒂藏；正德四年（1509），祝允明于逍遥亭中作草书《赤壁赋》卷，另有草书《自作诗》，今藏故宫博物院；正德五年（1510）仲春之望，撰书《梦草记》，今为美国后真赏斋所藏，五月望前，作草书《秋日闲居赋》卷，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是岁另有草书《千字文》、行书《闲情赋》，今藏上海博物馆；正德七年（1512）楷书《江淮平乱诗什序》，今藏故宫博物院；正德八年（1513）楷书《东坡记游》，今藏辽宁博物馆。
综观祝允明中年时期的书法创作，可以看出其一方面对晋唐宋元之经典采取相当开放的学习态度，可谓博采众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似，同时具有自我个性特质的风格特征亦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其从正德年间开始，草书作品逐渐增多，晚年奇纵一路的大草在此阶段已渐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