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本课题研究目的及意义

个案研究乃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书法史亦然。书法史研究的起点是一些具体的书法现象，而书家的个案研究则是学者无法回避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课题。近三十年来，就国内之书法研究状况而言，以荣宝斋出版、刘正成先生总主编，国内众多著名学者参与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开端，书家的个案研究可以说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并且正在逐步走向深入与综合，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书家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研究、作品研究及影响等几个方面。而近年来的书家个案研究，在关注上述几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往往将书家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跳出通常的将书法作为艺术研究的狭隘视野，统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剖析，这些研究可以说提升了书学研究的品格，拓宽了书学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白谦慎所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旅日学者祁小春所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等。

明代十五、十六世纪之间，是中国思想史又一次重大突破时期，其时出现的标志性人物即为王阳明（1472—1528），阳明“心学”对中晚明之思想界、学术界等很多领域皆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晚明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多变的时代，实际上诸种现象在明代中叶已出现端倪。如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在明代中期也悄然发生着各种转变，而在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官方意识形态对江南等地钳制的放松，使苏州等城市不仅迅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文人书法重新抬头，祝允明正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和书坛领袖。

祝允明（1460—1526），生于明天顺四年，卒于嘉靖五年，明苏州府长洲县人。字希哲、晞喆，因多生一指，故自号支指生、枝指生、枝指山人、枝山、枝山居士、枝山樵人等。祝允明另号还有畅哉、畅哉道士、畅哉居士等^[1]，又因其曾官至南京应天府通判一职，故世人亦称其为“祝京兆”。当然，史上对其字号称呼最多还是要属“祝枝山”、“祝希哲”两种。非常巧合的是，祝允明生卒年和王阳明相差无几，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物。明代文学“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曾云“天下书法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2]，此语可谓对祝氏之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祝氏可以说是自元代赵孟頫之后，晚明松江董其昌等人出现之前，在书坛上引领吴门书家崛起的关键核心人物，在整个明代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举足轻重之地位。

台湾学者刘莹在《文徵明诗书画艺术研究》中云：“明代的文人，多以文墨为尚，视文艺本身的价值高于学术或者事功，形成‘纯文人’的阶层。明代‘纯文人’的产生，一则由于经济蓬勃的发展，使文人有闲暇着眼于各式美感的追求，再加上明代哲学思想强调心境上的唯心与自得，更增强了文人从自我性灵出发的艺术观。所以，明代‘纯文人’集诗书画艺术一身，和为文须涉强济事功的‘儒家文人’分庭抗礼。”^[3]是说确然，祝、文二人确与传统之“儒家文人”略有不同，他们的一生于大的事功方面皆无甚建树，但却以其自身的才、学、艺对明代中期吴中文艺的发展、壮大及其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本书拟对祝允明的书学成就、书学观念以及其他诸多问题展开综合、具体并更深入一点的研究，同时借此厘清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若干史实与现象。

在现今学界，对祝允明的书法成就、书学观念及其影响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还显得远远不够，或者说存在着很多不足。当今学界对历史上某些书家的研究不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为书家自身留存的文字资料和作品太少，其同时期及后世文献对其记载描述不够，换句话说即因史料匮乏，故令研究者无从下手；再就是明清时期很多的杰出书家，因其传世作品与史料文献太多，令研究者难以在短期内做到竭泽而渔的程度，反而增加了研究难度，故对其研究必然会存在很多不足，祝氏显然是属于这一类型。早在三十年前，傅申先生在《祝允明问题》一文中即已指出，对祝允明书法的研究之所以困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为：一、祝氏非常多才多艺，本人兼工多种书体，风格多样；二、祝氏还能模仿许多书法家的不同书体；三、祝氏去世不久后，就出现了伪造他的作品问题，且大部分伪作皆产生于明朝覆灭以前，其伪作之多，使得研究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4]然而，我们认为，祝氏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伪作传世的复杂化，却也给后人了解祝允明真正的艺术风貌带来了很多误读，而这种历史误读，无疑又会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另一层面的探讨空间，此亦正可谓本书研究意义之另外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