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仁义礼让

一 本篇导读

仁义礼让是中国古代处理一般性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源于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观念。

中国古代的“仁义”之德，主要源于儒家的学说。众所周知，“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在《论语》中，“仁”出现了一百余次，是整部书中被论及最多的概念。诸如：“仁者爱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等。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在《离娄篇》中，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说，君子和一般人的分别，就在于能够保存心中的善端，不让它失去。而保持善端的关键，就是将“仁”和“礼”永存心中。其中，“仁”是对他人的爱，“礼”是对他人的尊重。“义”是儒家的另一重要道德范畴。在古代汉语中，“义”有适宜、合乎正义之意，《释名》曰：“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孔孟之道都将“义”作为一种判断准则，从而对某个人的思想言论或者行为是否合宜进行判断，并指出恪守道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治国立身的重要准则。纵观历史，人们对“义”的理解往往集中在“义利关系”上，尤其是在儒家看来，“义”保护的是整体利益，“利”谋求的是个人利益。孔子就论断，君子与小人之别就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为政》）。君子行事依据“义”，故而能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相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甚至宣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只要合乎道，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去追求富贵；倘若不合乎道，那就算了，这是原则问题。孟子将“义”推广到国家最高行为准则的地位，“义”也因此由个体道德标准而升华为国家政治的伦理准则。如果在生命与道义之间做出取舍，孟子甚至主张“舍生取义”。

在儒家那里，“仁义”是一个整体范畴。孟子指出，“仁”源于“恻隐之心”，“义”源于“羞恶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四心亦即“仁义礼智”之端。《告子上》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他认为“仁”是人的思想道德，而“义”是将其付诸实践的行动。行为处事要怀着仁爱之心，做符合道义的事，这是作为君子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只有具备了“居仁由义”的思想，才能称之为品德高尚。《孟子·尽心上》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志之人，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行为应该就是修养自身，只有把内证与外践有效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从而才能明白大道不弃万物之理，才能起到修身的功用。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仁义被视为道德教化之根本。《魏志》曰：“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这就意味着，孝敬仁义，既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在，也是扬名于外的基本前提，故而也是教化的根本。《袁子政书》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见之治，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袁淮指出，仁义礼制乃治国之根本，法令刑罚乃治国之枝末。倘若没有道德仁义礼作为立国的根本，国家就立不住，故而先要有立国之本。《盐铁论》亦载：“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民也。”古圣先贤治理国家，首先是“明其仁义之誓”，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自己施行仁义，使他们不逾越礼义，人人趋于仁义。

如果说“仁”在于爱心，“义”在于正行，那么“礼”则在于尺度，“让”则在于行动。如果没有“礼”作为载体，道德易沦为空中楼阁；倘若没有“让”之行动，也很难鉴定仁义的存在性。《论语》记载，颜渊曾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德，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见，仁与礼乃是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以仁为内在价值依据，仁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换言之，外在之“礼”乃是内在之“仁”的自然流露。孔子还强调，“不知礼，无以立”，具体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先秦诸子当中，荀子对“礼”最为推崇，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在《礼论》中，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以一种建构性的规矩制度来制衡人心所欲，可以说是对“仁”与“义”的最好补充与促进。天地之间，单个事物有单个事物的规矩，万事万物有万事万物的规矩，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客观的“礼”。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合乎规范，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这是“礼”之精髓所在。事实上，作为中华传统道德之“礼让”，更多的是指谦恭礼让。《周易》里面的《谦卦》也讲道：“谦，亨”，“君子有终，吉”。《尚书》里面也讲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所以，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的人会遭到众人的厌弃或攻击，而谦卑恭敬的人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这是天道，是自然规律。中国古人讲谦恭礼让，完整的意思是说谦虚是外在的表现，恭敬是内心的状态，只有内心做到恭敬，才是真正的谦虚，否则就是虚伪，如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谦恭，自然而然会做到礼让他人，不贪不争。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华民族对谦恭礼让的推崇有关。

总之，“仁义礼让”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它以“仁”为源泉，以“义”为纲领，以“礼”为规范，以“让”为行动，它是中华先民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精辟概括与高度凝练。事实上，在儒家“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整个过程中，仁义礼让的品德贯穿始终，换言之，“仁义礼让”是“修齐治平”的基质，“修齐治平”乃是“仁义礼让”的外化。当然，传统的“仁义礼让”道德，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客观上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利器”，因而表现出消极、保守及落后的一面，诸如，其中所包含的崇尚“妇人之仁”和“卑让苟和”的思想，应当予以扬弃。但是，“仁义礼让”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上的积极、文明、进步，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智慧，迄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其重新绽放出智慧之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