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杨简的生平历程（上）

关于杨简的生平历程，最主要的记载是他的门人钱时所作的《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约有一万字之多，内容翔实，堪称长文；其次是《宋史》卷407的《杨简传》，实际上是依据此《行状》缩写而成；再次是《宋元学案》中《慈湖学案》等文字记载，也是依托《行状》而编写的；最后，是由清代光绪年间的藏书家冯可镛所编写的《慈湖先生年谱》，虽然清人善于考证，材料翔实，但其时距离南宋已远，且拘于考据、泥迹失神，舛误亦存于其中，故不可尽信，这一点应为今天研究慈湖心学的同人明鉴。综合以上因素，还是亲炙于慈湖门下的钱时所作的《行状》是基本可信的史料。由于杨简一生长寿而命途坎坷，为避免叙述篇幅繁冗过长，笔者拟分为两节来介绍。

一 杨简的家世简述

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辛酉正月初二日[12]，杨简出生在浙东鄞县的一个家境富庶的儒者家庭。关于杨简的家世和籍贯，门人钱时在其《行状》中有一段简要的叙述，他说：

（先生）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宁海徙明（州）之奉化，后又徙鄞。绍兴末，敌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讳宗辅，大父讳演，皆不仕。考讳庭显，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识量。[13]

这段话表明，杨简的祖先一直都是浙江人，从宁海到奉化，再到鄞县，最后落户慈溪，一直都在宁波（古称明州）的范围内生活，但其家世并不显赫，曾祖、祖父和其父杨庭显，均未曾出仕。杨简出生在鄞县，年少时一直生活在那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侵，江浙一带的形势也骤然紧张，他的父亲杨庭显率家避居到慈溪，从此定居在该邑，此时，杨简已有二十一岁（虚龄），长成小伙子了。杨家虽是布衣之闾，但是家境富庶、人口众多，不仅有男女仆人，分工还挺细，甚至有专门负责种菜的园仆，足见家境之殷实。而且，杨家自身人丁兴旺。杨庭显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六子分别叫杨筹、杨篆、杨简、杨权卿（早夭）、杨篪、杨籍。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八月杨庭显去世时，已有孙子十二人，孙女九人，这真称得上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由于杨庭显非常注重以“德义训”，[14] 而且言传身授，因此，儿孙多有美德令闻，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三子杨简。杨简的母亲姓臧，也出生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儒者家庭，杨简在青年时期回忆，其母臧氏的祖父“为儒而通于黄帝岐伯之道”[15]，并将医术和医德传与子孙，其子孙亦“急于救物，不以贫富贵贱二其心”[16]，甚至经常免费施药给患者。他的外祖父名叫臧师文，“以文行升上舍，贡礼部”[17]，虽然没有做官，但也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杨简小时候，母亲常带他回家省亲，“诸舅环侍，朱紫满前”[18]，足见这是一个富裕而重礼教的儒者家庭。由于父母双方的家境和教养都很不错，这为杨简的成长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 士子求学的时期

杨简幼时，便显现出与一般儿童不同的禀赋和个性特点，或许这正是日后学有所成的天赋基础。据门人钱时的《行状》记载：

（先生）入小学，便俨立若成人。书堂去巷陌，隔牖间一纸，凡遨戏事呼噪过门，听若无。朔望例得假，群儿数日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凝静几门，如常日课，未尝投足户外。[19]

这段记述表明，杨简幼时性格特别沉静，像成人一般。在私塾念书时，书堂离街巷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外面往来的车水马龙和玩耍孩童的大呼小叫，明显会干扰室内学童的注意力，但是对杨简而言，听而不闻，就像不存在一样。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是私塾放假的时间，别的孩子几天前就盼着假期的到来，一到放假之时，便你追我赶，一哄而散，跑到外面玩去了。但是，杨简却依然凝静地待在家中，像往常一样读书自学，几乎足不出户。杨简的这一性格，很像其师陆九渊小的时候，“幼不戏弄，静重如成人”[20]，“立于门，过者驻望称叹，以其端庄雍容异常儿也”[21]，难怪后来二人均成为一代大儒。

杨简读书如此认真，成年后自然容易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选拔，二十一岁时，他考入设在都城临安的太学。进入太学后，杨简依然发愤用功，而且成绩优异，“每试辄魁”[22]。在此，门人钱时不便写出的是，在科举之路上，杨简并非一帆风顺，他“为文清润峻整，务明圣经，不肯规时好，作俗下语”[23]，尽管文章写得颇好，但在文辞上不能符合科举考试的样式，因此，杨简从二十一岁入太学，直至二十九岁才考中进士。而同时代的朱熹（1130—1200年）十八岁贡于乡，十九岁登进士第[24]，比起杨简来，朱熹实在太擅长应试。好在经过科场的不断磨炼，到了乾道五年（1169年），杨简终于“以一经冠南宫，选登乙科”[25]，获得了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进士功名，此时他已经二十九岁[26]了。

三 幕僚佐政的时期

杨简考中进士之后，被授予富阳县主簿的职务。在富阳期间，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便是劝民向学，导化风俗。史载：

先生之至富阳也，阅两月，无一士来见。怪问之左右，对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为士，故相观望，莫之习也。”先生恻然，即日诣白宰，谓：“兹壮邑于今为赤县，而土俗尔陋。学道爱人，宰其职矣。且僚佐系衔，例主学事，无以风动教化之，弦歌吾邑子。坐靡禀稍，效尤俗吏，束湿程赋，役事笞棰，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补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27]

杨简初到富阳任职时，过了两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读书人来和他交谈。他感到非常惊讶，问左右属吏，属吏告诉他说：富阳此地崇尚经商，以此发家致富，并不看重读书求学的道路。杨简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天找到知县，陈述了一番应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话，知县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于是增加县学生员的供给，扩充其名额。随后，杨简发挥自己所长，每天都到县学中登坛讲课。虽然史籍没有明文记载，我们仍然可以想见杨简的教学风格是何等的生动活泼、深入人心，因为他的讲学活动很快在全县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秀民自是欣奋，恨读书晚”（同上）。关于杨简在富阳等地的教育活动及其成效，笔者将在第四章“杨简的心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详细论述。

淳熙元年（1174年）春，杨母臧氏去世，杨简回家居丧丁忧。淳熙三年（1176年），丁忧结束后[28]，三十六岁的杨简重回官府报到，被授予绍兴府司理之职，这是一个主管讼狱的职务。杨简审理案件时，“公平无颇，惟理之从”[29]，甚至不怕得罪安抚使这样的封疆大员。《行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二府吏触怒帅，送狱勘之。先生白：“无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过渠能免？若今日则实无罪也，必摘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帅大怒，先生叹曰：“是尚可为乎？”归取告身纳之，争愈力。帅知不可屈，遂已。[30]

这段话讲的是：两个府吏不慎惹怒了安抚使（又称“镇帅”），被下了大狱。镇帅命令杨简查勘其过后予以定罪。杨简回答说：“此二人无罪。”镇帅又命令调查一下他们平日的过错，杨简说：“小吏办差，谁能一点过错都没有？但像今天这种情况，这两人确实没有过错。大帅非要让我找出他们以往的过错来治罪，我不敢从命。”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司理竟然敢如此违抗上司命令，惹得镇帅大怒。对此，杨简感叹说：“这样的官还怎么做下去啊？”于是取来自己的委任状（告身）交还给上司，表明自己宁愿罢官也不屈己枉法的态度，面对镇帅争执得更加有力。没想到，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反而让镇帅气馁，于是收回了成命。所幸的是，事后杨简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报复。对于上司的不当决定，杨简敢于犯颜抗辩，这表明了杨简是一个奉法的循吏和真诚的儒者，然而，这种拒绝圆滑、不肯奉迎的性格也决定了杨简日后仕途的曲折坎坷。

由于为官正直、能力出众，杨简开始得到一些上层官员的重视和举荐。淳熙八年（1181年），理学家朱熹正好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闻杨简之令名，特意向朝廷举荐，说他“学能治己，材可及人”（同上）。同年，卸任宰相、太师史浩也向朝廷一次举荐了十五位贤士作为储备人才，其中，杨简名列第二。史浩在荐举的奏章中称赞杨简说：“性学通明，辞华条达。孝友之行，阃内化之。施于有政，其民心敬而爱之。”（同上）《宋史》曾言“（史）浩喜荐人才”[31]，他以故相的身份荐举人才，朝廷当然不能不予以重视，于是，“诏都堂审察”（同上），意即交由吏部进行考核、筛选，然后加以任用。但是，按照官场的提拔程序，需原职三年任满之后才能提拔，淳熙十一年（1184年），四十四岁的杨简被任命为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简称“浙西抚干”），驻地就在临安，虽然职务升了一级，但仍是一个幕僚的身份。此时的浙西安抚使张枃礼贤下士，“雅敬先生”，因此，在张枃的幕下，杨简日子过得比较惬意。为回报张枃的厚待与信任，杨简“亦渠渠与之尽”[32]，努力发挥治事之长，尽力辅佐好这位上司。由于张枃对他“多所委赖，吏牍日相衔在庭”（同上），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公事文案中，杨简展现了出色的治事能力，据《行状》记载：“天府（吏牍）澔穰，类多戾契聱牙，不易可办。先生雍容立决，的中腠会，莫不服为神明。”（同上）

淳熙十五年（1188年），杨简终于摆脱久为幕僚的命运，被授以浙江嵊县知县的实职，可望有所作为了。不料此时，他的父亲杨庭显突然病故，杨简再次回家奔丧，并没有前往嵊县任职。丧礼结束后，遵照古制，杨简仍在家乡丁忧守孝，成为赋闲之人。在此期间，杨简开始了比较活跃的讲学活动。这一段生活，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有关，那就是致仕宰相史浩。史浩是浙江鄞县人，和杨简是事实上的同乡。据清代学者全祖望记述：

文元之讲学于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馆沈端宪于竹洲，又延文元于碧沚。袁正献时亦来预。湖上四桥，游人如云，木铎之声相闻。竹洲在南，碧沚在北。[33]（杨简逝世后，追谥“文元”。）

史浩去世后，被朝廷“追封越王，改谥忠定”[34]，此人是一个文化素养较高且为人宽厚豁达的封建官僚。退休在家，他先后修建了竹洲、碧沚两处讲学之所，聘请杨简（谥文元）、沈焕（谥端宪）、袁燮（谥正献）等名儒来讲学，督促史家子侄专心听讲于其中。因此，在《慈湖学案》中，记载了杨简的知名弟子六十人，有很多是史氏家族的子弟或姻亲，例如：史弥忠、史弥巩、史弥远、史弥坚、史弥林、史守之、史定之、陈埙（史浩外孙），等等。除了史弥远之外，这些门人构成了日后以杨简为代表的浙东心学的主力阵容。这一时期的讲学活动，使得杨简在儒林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成为象山心学有力的后劲。按规定，丁忧期只有二十七个月，杨简在“服除”之后，本应返回朝廷销假复职，但是他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在家讲学长达四年（1188—1192年）之久。看来，这种闲适而充实的讲学生活令他很满足，因而不稀罕回去当那种有职无权的幕僚。

四 初为知县

杨简丁忧期间，六十八岁的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禅位给太子，是为宋光宗，第二年改元绍熙。绍熙三年（1192年），杨简被任命为江西乐平知县，这时他已经五十二岁，终于获得了一个“百里侯”式的实职。据杨简自述：“绍熙三年二月闰朔，某始领邑事”[35]，到任之后，他发现“故学宫逼陋甚危，朽（木）相枝柱”[36]，于是“思撤而新之”[37]，由于“县计大匮”（同上），财政困难，于是，他发出号召，属吏和县中百姓纷纷响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第二年，终于建成一座崭新的学宫。此时，杨简已富有讲学经验，他亲登讲坛，把自己的心学思想传授给当地的士子百姓，其大意是：

人性至善，人性至灵。……是谓仁义之心，是谓良心，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顾为庸庸逐逐，贪利禄、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38]

由于杨简讲学“坦易明白，听之者人人可晓”（同上），许多士子百姓发现：原来圣人之学并不深奥复杂，“圣贤与我同心，日用平常无非大道”（同上），由此萌发了立志成圣的心愿。一些士子听了杨简的讲学，“有泣下者”（同上），看来此时的杨简已经非常擅长点化人心了。对于教化士子百姓，杨简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以一种忘我的精神投入，“入（学）斋，舍昼夜，忘寝食，远近为之风动”（同上），真正体现出一个儒者化民成俗的热情。

除了积极讲学、导民为善外，杨简还注重以德刑并用的方式来管理地方治安。当地有两名恶少，一姓杨，一姓石，专门把持诉讼，为非作歹，杨简予以严厉惩戒。随后，他亲入牢狱之中，对二人谆谆教诲，“喻以祸福利害”（同上），杨、石二人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知县，终于唤醒了内在的良知，“咸感悟，愿终自赎”（同上），从此，杨简在乐平县再推广什么政务或教化，就容易多了。不久，“邑人衔化，以讼为耻。夜无盗警，路不拾遗”（同上），颇有一点当年孔子相鲁、三月大治的气象。对此，杨简多年之后有一段回忆，他说：

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乐平，政事大略如常，间有施行，而人心率向于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化。若先谓民顽不可化，则必无可化之理。[39]

乐平的执政经验对于杨简的政治哲学具有直接的促成作用，由此他形成了德刑兼施、以德教为主的治世理念，无疑，这是典型的儒家治世观。

杨简在乐平任职不到三年，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国子监博士的诏令，时在绍熙五年（1194年），宋宁宗刚刚即位，尚未改元之际。当他离开乐平时，业已改过自新的杨、石二人，率领许多百姓前来送别，“众相随出境外，呼先生杨父，泣拜，恋恋不忍离”[40]，这一场景表明，杨简在乐平的执政颇有成效，广大百姓视之如父母和师长，把他当成百年难遇的清官循吏。

五 庆元党禁与奉祠生涯

杨简来到都城临安后，在国子监中担任教职，主讲《易》学。他面对众多士子，充分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发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庆幸”。[41] 此时朝中的右丞相是赵汝愚，此人本是宋太宗之后裔，属于皇族宗室，正是他和外戚韩侂胄一起，逼迫宋光宗禅位给嘉王赵扩，是为宋宁宗。赵汝愚拜相之后，颇有振兴朝纲的打算，但是，性情疏阔的他没有料到，“自以有定策功”[42]的外戚韩侂胄暗地里对他中伤陷害，在勾结了李沐等一批台谏之臣后，上奏宋宁宗：“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43] 这些谗言切中宋宁宗的隐忧，于是，庆元元年（1195年），宋宁宗颁诏，将赵汝愚罢相外贬。次年正月，赵汝愚“至衡州病作”[44]，暴毙于贬谪途中，“天下闻而冤之”。（同上）

面对韩侂胄陷害忠良的卑鄙行径，杨简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拼一死耳”（同上），不顾官职卑微，上书直言朝政，他说：

臣与汝愚义合者也，汝愚岂每事尽善？至被不韪以出，则举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变骇，不可具道，军民将溃乱，社稷将倾，陛下所亲见。汝愚冒万死，转危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辩。臣为祭酒属，日（以）义训诸生，若见利忘义，畏害忘义，臣耻之。汝愚往矣，不当复来。今日之言，不为汝愚发，为义而发。[45]

由于宋宁宗暗弱无能、不掌握实权，而此时的韩侂胄权倾朝野，肆无忌惮地对赵汝愚一党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他下令将赵汝愚、朱熹、李祥、杨简、吕祖俭、彭龟年等五十九人列入“伪学逆党籍”，实施政治迫害。如前文所述，由于宋朝遵循太祖以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国策，除赵汝愚病死于贬谪途中外，其他的“伪学逆党”人士虽然遭到贬职、编管之类的迫害，但是并无性命之忧。杨简受到的最终处分是：落职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即罢去某个官员的实职，给他一个主管某某宫观的名义，仍发给基本的俸禄（时称“祠禄”），实际上是罢官去职，归里赋闲。

庆元党禁是杨简政治生涯中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从此他罢归乡里，赋闲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1195—1208年）。不过，杨简素以为“忠信即道”[46]，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丝毫没有把个人的进退得失放在心上。回到家乡后，他专心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史载：

其归自胄监也，家食者十四载。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馆四方学子于熙光咏春之间而启迪之。于是始传《诗》、《易》、《春秋》，传《曾子》，始取先圣大训间见诸杂说中者，刊讹剔诬，萃六卷，而为之解。[47]

据清代学者冯可镛的《慈湖先生年谱》记载：嘉泰[48]年间，明州人沈文彪，字明大，自号清遐居士，“尝筑亭馆石鱼之麓，名曰槃隐，招文元讲道其中”[49]，于是，杨简和沈文彪成为忘年交。由于喜欢石鱼山一带的风光，杨简自己也建起一栋竹楼，名为石鱼竹房（简称“石鱼楼”），安心居于其中。冯可镛引述《慈溪县志》（雍正年间编撰）说：“石鱼山在县西三里，有石如鱼形，今山麓有灵岩庵，相传为石鱼楼旧址，《石鱼偶记》一书当著于此。《遗书》登石鱼楼诗三首，当亦是时作”。[50] 虽然遭到罢职的处分，杨简丝毫没有介意，而是住在慈湖故里和石鱼竹房里，讲学著述，心中依然惬意如常，这一点，从他关于石鱼楼的诗作中便可窥见一斑，仅举《登石鱼楼》一诗的前半阕为例，诗曰：

楼栏倚碧空，绿树正摇风。我独来从容，笑歌于其中。微凉吹我衣，碧袂纱玲珑。诗成自长吟，宛转音和融。此意无人会，只许清风同。……[51]

由此诗可见，杨简的心胸十分豁达，在石鱼楼中依然过着从容笑歌的生活。除了讲学之外，他还针对程朱理学一派攻击象山心学“不读书，不穷理，专事打坐”[52] 之类的非议，一改象山心学“不立文字”的传统，认真地做了一些纯文本的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古代儒家经典进行心学化的诠释。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慈湖诗传》《杨氏易传》《慈湖春秋解》《先圣大训》等纷纷问世，成为慈湖心学能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