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整理研究

第一节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整理

随着西夏王朝的建立、档案机构的设置和档案工作制度的健全，西夏档案工作逐渐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并最终完善。文书档案的种类及相关的要求也被西夏统治者写进了综合性法典，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各官府衙门共同遵守执行的准则。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或官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规范格式、保存备查价值的文字材料。西夏官府文书档案数量比较庞大，是西夏全部档案的主体，除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的西夏文书外，其余都是大量的西夏故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等档案。《俄藏》西夏文社会文书就有1500多件，“自1993年中国、俄国开始共同整理出版《俄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文献做了又一次整理和加工。其中一项收获是我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新发现了约1500件西夏文社会文书”。[1] 这些西夏文社会文书现已收录在《俄藏》第十二至十四册中，供西夏学界的专家学者考释、翻译和利用。除此之外，《俄藏》其他各册、《中藏》《英藏》《日藏》等也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西夏故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西夏档案。这些西夏档案既有官府文书，又有契约、土地税账册、户籍、律法档案、书信、各类账簿等专门档案。本章只对官府文书档案进行整理与研究，即符合公文体式的文书，“公文体式是一篇公文外在形式特征所能体现出来的全部内容，包括公文种类、公文用语及称谓、公文的格式和公文载体等”。[2]

西夏《天盛律令》对官府文书档案的种类有较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矫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其余未奏而谓已奏，然后矫传行圣旨及先矫传行圣旨者，一律绞杀，有官可与官当。”[3] 还规定：“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书、恩敕等损毁、盗隐、亡失等之罪，依所定判断。”“……有言予信物、受迎遣法头项文书，及两国间写牒敕、誓文……”[4]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官府文书档案的种类有圣旨、制、诏书、牒敕、牒、誓文等。此外，从汉文西夏史籍的记载[5]及西夏故地出土文书档案可知，还有“禀帖”“表”“奏”“告牒”“呈状”等种类。现对西夏官府文书档案进行全面的整理与研究。

一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的种类及数量

根据西夏《天盛律令》及西夏故地出土的实物文书和汉文西夏史籍的记载，西夏官府文书档案共有27个种类，保留下来实物档案约1000件，其中汉文档案94件，汉藏文合璧档案1件，汉夏文合璧档案2件，西夏文档案约900件。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的数量比较庞大，为了便于了解和掌握，我们从官府文书档案的种类入手，对其进行简要分类整理。

（一）圣旨

古代将封建皇帝的旨意、命令统称为圣旨。这个名称在汉代就已出现，如东汉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有“臣伏读圣旨”[6] 句，这是较早称皇帝命令为圣旨的记载。后来，各朝代都有圣旨的记载，但只有元代保留下来了圣旨实物档案。《天盛律令》中多次出现圣旨一词，如卷十一《矫误门》有“矫传行圣旨”句。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官府文书档案中也有圣旨一词，如《三司设立法度文书》两次出现圣旨。[7] 但目前还未见到西夏圣旨这一档案实物。

（二）制

又称制书，是皇命文书的一种，其用途主要是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颁布重要法令、任命重要官员。秦始皇时改命为制，历代沿袭。史载：“天子之言，一曰制书，谓为制度之命也。”“唐世，大赏罚、赦宥、虑囚及大除授，则用制书……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罢免大臣亦用之。其词宣读于庭，皆用俪语，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万邦’‘诞扬休命’‘诞扬赞册’‘诞扬丕号’等语。其余庶职，则但用诰而已。是知以制命官，盖唐宋之制也。”[8] 这一文书种类一直沿用到清代。西夏法律中虽然也出现“制”词，“矫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9] 但目前未见实物。

（三）诏书

诏书为历代皇帝颁发的命令文告，多数为皇帝对臣下的训示。史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诏，于是诏兴焉。汉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诏，后世因之。”又说：“诏者，昭也，告也。”[10] 西夏法典中也记载有“诏书”，“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书、恩敕等损毁、盗隐、亡失等之罪，依所定判断”。[11] 目前未见实物。

（四）敕书

敕书最早于汉代使用，后各朝沿袭。西夏敕书是指皇帝对臣下训诫、授任、封赠、晓谕等所用的皇命文种，其适用范围为：“上次中三等大人、承旨、习判、下等司正等当赐敕，依文武次第，由中书、枢密所管事处分别办理。”[12] 目前所见西夏敕书，只有仁孝的汉藏文合璧敕《告黑水河诸神敕》[13] 1篇。

（五）令

令于上古使用，后历朝沿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到“命”的起源和流变时指出：“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14]“令，即命也。七国之时并称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称令。”[15] 西夏时，令为皇帝专用的下行文书，其功用为皇帝颁布要求臣民必须执行的具体政事。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令均为汉文，且只有2 篇，即元昊在建国前发布的《秃发令》、[16] 仁孝于夏大庆四年（1143）发布的《地震灾区救助令》。[17]

（六）御札子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载：“天子之札称御札，尊之也。古无此体，至宋而后有之。”[18] 由上可知，御札在五代时已经出现，但大量使用是在宋代及以后各朝。西夏御札子主要用于皇帝颁发重大军政命令时，特别是中书省代替皇帝颁发的布告、登封、改元、郊祀、宗祀及大号令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文书，如《三司设立法度文书》[19] 中多次提到“御札子”一词，但目前并未见到其实物。

（七）榜

古代用木牌悬挂揭示，类似于今天的通告、布告等告知类文书。目前所见只有1篇汉文榜文，即元昊《购宋夏竦榜》。[20]

（八）署牒

署牒始创于西夏。西夏官府，特别是军事机关，在边境战事紧急或讨伐敌方时，用于点阅兵马、派遣将领时所发的任命书。史载，“部族兵，虽然仍是以部落兵为基础，仍是平时生产，战时当兵，但由于经常性的‘点阅兵马’，并有了正式的任命书‘署牒’，逐步形成了若干‘精兵’‘锐士’……”[21]目前未见署牒实物档案。

（九）头子

或称头字，其用途比较广泛，但多用于碎小的事项。西夏法典中多次出现“头子（字）”一词，“下等司承旨、末等司大人等当赐头子”，[22]“案头司吏推寻，头子当同时行，若□□□头子先行时，十杖。其中立即追究，言于大人处过问，则允许头子先行之罪勿治”。[23]《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也有“头子”[24] 一词。《俄藏》收录的文书中也多次出现“头子”一词，例如汉文俄ИНB.No.315《南边榷场使呈状》、俄ИНB.No.354《南边榷场使呈状》[25] 等中都提到了“头子”。目前未见头子实物档案。

（十）露布

史载：“露布之作始于魏晋。”[26] 它是魏晋及之后各朝的一种捷报，或讨伐或威敌等的紧急文书。目前所见西夏露布一篇，汉文，即张元代景宗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撰写的《露布》。[27]

（十一）布告

布告是一种公开告众性文书。“布告”一词在西夏汉文文书中多次出现，如夏仁宗仁孝《报吴璘遣使檄夏国书》中有“布告庶邦”[28] 之语。但目前所见布告仅1篇，且残损甚多，即中藏G21.023 汉文《布告残页》。[29]

（十二）告牒

告牒乃西夏独创的一个文书档案种类。告牒在西夏是一种使用范围广、频率高的告众性文种。目前发现的告牒数量较多，共有177个编号计440多件西夏文告牒。[30] 其中，《中藏》收录有4个编号4件西夏文告牒；《俄藏》收录有160个编号424件西夏文告牒；《英藏》收录有12个编号14件西夏文告牒（有部分为残片）。现依次将图版编号、档案名称、版本、纸质、字体、书写文字、档案出处等信息列表整理如下。

（十三）白札子

白札子也称札子，宋代首创，既可下行，又可上行。作为下行文的札子，在宋代主要用于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等发往下级属司执行的命令，也称为省札、堂札。宋代的札子这一文书种类依然被西夏学习和借鉴，成为西夏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等使用的下行文书。目前并未见到直接称“札子”等的官府文书档案，但可间接得知西夏存在札子档案，如俄ИНB.No.2208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推官文书》中就有“右札付三司芭里你令布”等语[31]。

（十四）凭由

凭由作为文书档案种类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唐穆宗时期颁布的《禁乘驿官格外征马诏》称：“如闻官驿递马，死损转多，欲令提举所由，悉又推注中使。邮驿称不见券，则随所索尽供。既无凭由，岂有定数，方将革弊，贵在息词。自今已后，中使乘递，如不见券，及券外索马，所由辄不得供。”[32] 后周将租佃给客户的系省庄田、桑土、舍宇等作为永业，并由县司颁发凭由作为凭据，因此，凭由在五代时期已经具有官方凭据的作用。与此同时，凭由还被用作僧人出家的凭证，“应合剃头受戒人等，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33] 宋代凭由使用的范围更加广泛，北宋在内侍省置“合同凭由司”，三司也设置了“凭由司”作为子司，“凡传宣取库物，令内臣自赍合同凭由送逐处已，乃缴奏下三司出破帖”。[34] 内臣只有持合同凭由司出具的凭由，并得到三司审批后，方可于诸库支取钱物。不仅如此，凭由还普遍应用于州县的税收、和买、抽丁、任官等领域，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十三日，两浙路转运副使李邦献言：“人户合纳夏税，乞令州县将人户名下正绢若干、和买若干出给凭由，散付人户收执，永远照应输纳。如人户物业有进退，合分明开具改给，不得暗有增敷。”[35] 宋代各种类型的凭由，主要用于财物与身份的证明。宋代在榷货务中也使用凭由，开宝三年（970）八月，宋廷诏建安军榷货务：“应博易自今客旅将到金、银、钱、物等折博茶货及诸般物色，并止于扬州纳下，给付客旅博买色件数目凭由，令就建安军请领，令监榷务、职方郎中边栩赴扬州，与本州岛同共于城内起置榷货务。……”[36] 由上可知，这显然和西夏榷场贸易文书中出现的作为监榷务验认客商买卖货物种类、数量的凭由职能相似。西夏则由榷场管理官吏依据银牌安排官颁发给商户凭由，用来检验商户是否有榷场进行贸易的资质和有无携带违禁货物。例如，俄ИНB.No.316《呈状》中就有“囗前来者，依准凭由将……”[37]但目前并未见到西夏凭由实物档案。

（十五）表

表是大臣向皇帝陈述政事、表达想法及衷情的一种上行文书。表主要收录于汉文西夏史籍中，并未发现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或汉文或其他文字的表文。从汉文西夏史籍的收录情况来看，有30篇汉文表文。现依次将作者或拟作者、档案名称、撰写时间、书写文字、档案出处等相关信息列表整理如下。

（十六）誓表

誓表也称“誓辞”或“誓文”，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文书种类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有《甘誓》《汤誓》《秦誓》等。它主要用于记载表示决心和信诺的誓言。西夏誓表主要收录于汉文西夏史籍中，并未发现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汉文或其他文字的誓表。从汉文西夏史籍的收录情况来看，有5篇汉文誓表。现按撰写时间先后顺序，简单列示如下。

1.李德明于宋景德二年（1005）作的《上宋誓表》。[38]

2.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作的《遣使如宋上誓表》。[39]

3.谅祚于夏拱化五年（1067）作的《乞宋颁誓诏表》。[40]

4.乾顺于夏永安元年（1098）作的《再上宋誓表》。[41]

5.乾顺于夏元德六年（1124）作的《遣使诣金上誓表》。[42]

（十七）奏

奏是古代大臣向皇帝陈述、批评、建议或对某事、某官进行弹劾时所用的一种上行文书。汉文西夏史籍和《俄藏》中收录有汉、夏文奏文各1篇，计2篇。列示如下。

1.仁孝于夏天盛十六年（1164）作的汉文《使诣金贺万寿节附奏》。[43]

2.俄ИНB.No.6990西夏文《应天丙寅元年奏折》。[44]

（十八）疏

疏是古代大臣向皇帝陈述政见或看法，或有所匡谏时所用的上行文书。西夏疏主要收录于汉文西夏史籍中，并未发现出土文献中有西夏文或汉文或其他文字的疏文。从汉文西夏史籍的收录情况来看，有10 篇汉文疏文。现按撰写时间先后列示如下。

1.薛元礼于夏贞观元年（1101）作的《请重汉学疏》。[45]

2.谋宁克任于夏贞观十二年（1112）作的《陈得失疏》。[46]

3.李讹于夏雍宁元年（1114）作的《遗统军梁哆书》。[47]

4.苏执义于夏大庆四年（1143）作的《恤民疏》。[48]

5.苏执礼于夏大庆四年（1143）作的《赈恤灾民疏》。

6.热辣公济于夏人庆四年（1147）作的《谏阻权臣任得敬入朝疏》。

7.任得敬于夏天盛十二年（1160）作的《请废学校疏》。

8.热辣公济于夏天盛二十一年（1169）作的《请罢任得敬官疏》。

9.梁德懿于夏光定十三年（1223）作的《言得失疏》。

10.张公辅于夏乾定三年（1226）作的《陈经国七事疏》。[49]

（十九）呈状

呈状是西夏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呈请具体事项的上行文书。《天盛律令》规定：“前内侍、閤门等有袭抄者时，当与管事人上奏呈状。”[50] 呈状是西夏各官府上行文书的主要类别，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现根据《中藏》《俄藏》《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等文献收录的呈状，共有14 个编号计14篇汉文呈状档案。现依次将图版编号、档案名称、版本、纸质、字体、书写文字、档案出处等相关信息列表，见表3—3。

（二十）申状

申状，简称状，是古代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陈言、请示问题的文书文种。状在西夏广泛使用于各级官府之间，数量较大，根据《中藏》《俄藏》《英藏》等收录的申状，共有10个编号计11件汉文申状。[51] 现依次将图版编号、档案名称、版本、纸质、字体、书写文字、档案出处等相关信息列表（见表3—4）。

（二十一）禀帖

西夏借鉴了中原“禀”的文书名称，创造性地设置了禀帖文书种类，是指下级官吏向上级官府或官吏陈述事情或请求事项时所用的一种上行文书。目前所能见到的禀帖仅有1件，即俄ИHB.No.2736西夏文《黑水守将告近禀帖》。[52]

（二十二）上书

上书是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陈述事情或请求办理某一具体事项时所使用的上行文书。目前所见仅有1篇，即俄ИHB.No.8185西夏文《黑水副将上书》。[53]

（二十三）牒

牒在西夏主要用于内外不相统摄的官府之间就某事进行协商、讨论或安排等往还平行文书。西夏法典中多次出现“牒”一词，《天盛律令》有“上等中书、枢密自相传牒，语尾依牒前同至请等当有，官下当手记，而后各司上当置，在末尾当说，并记上日期”。[54] 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牒文仅有5篇，其中汉文2篇。现列示如下。

1.李德明于宋景德三年（1006）作的《请蕃部指挥使色木结皆以等还本道牒》[55]。

2.乾顺于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作的《于保安军请和牒》。[56]

3.中藏G21·007西夏文《光定午年告牒残页》。

4.中藏G21·008西夏文《光定己年告牒残页》。[57]

5.中藏G11·118（正、背）西夏文《沙州麻则金刚王牒残页》。[58]

（二十四）移

移，也称移文、移牒、移书，用于不相隶属的各衙署之间往来文书。西夏移文所见数量不多，只有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有1篇，即禹藏花麻《移文熙州请讨夏国母子》。[59]

（二十五）书

西夏也称嫚书。书或嫚书是平行或不相隶属的各司署之间协商解决某项事情时所用的一种平行文书。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的5篇汉文书体档案。现列示如下。

1.李德明于宋景德元年（1004）作的《回鄜延路钤辖张崇贵书》。[60]

2.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作的《使贺九言赍宋嫚书》。[61]

3.元昊于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作的《覆庞籍议和书》。[62]

4.昴星嵬名济于夏大安八年（1081）作的《西南都统遗卢秉书》。[63]

5.乾顺于夏天祐民安七年（1096）作的《破宋金明寨遗宋经略使书》。[64]

（二十六）檄书

檄书为军事性文告，古代主要用于军旅之前，为讨伐敌方、揭露其罪行的一种文书，有时也可用于征调和晓谕、劝导民众，其目的是为即将进行的战争作舆论准备。檄之功用，在西夏仍用于平行或不相隶属的司署衙门之间。目前保留下来的西夏檄书数量有限，只有3篇汉文檄书。现列示如下。

1.乾顺于夏正德二年（1128）作的《檄延安府文》。[65]

2.仁孝于夏天盛十三年（1161）作的《回宋刘琦等檄书》。[66]

3.仁孝于夏天盛十三年（1161）作的《报吴璘遣使檄夏国书》。[67]

（二十七）其他官府文书档案

这部分档案指的是残损过甚或无法暂时识读而只以“文书”或“文书残页”等命名的官府文书，既有汉文，又有西夏文，且数量比较庞大，共有241个编号计462件档案（部分为残片）。其中，有232 个编号计453 件西夏文档案，9 个编号计9件汉文档案。具体分布如下：《中藏》有66个编号计114件档案（部分为残片），其中汉文5个编号计5件档案；《俄藏》有西夏文档案109 个编号计278件档案（部分为残片）；《英藏》收录有68 个编号计70 件档案（部分为残片），其中有4 个编号计4 件汉文档案。现依次将图版编号、档案名称、版本、纸质、字体、书写文字、档案出处等相关信息列表（见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