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夏档案整理研究现状_西夏档案及其管理制度研究-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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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夏档案整理研究现状

西夏档案的整理研究正如中国古代其他王朝档案的整理研究一样，处于一个比较薄弱的状态，所以，更应该注重西夏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因为这是西夏前后两百多年里形成的历史原始记录，它成为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具有很高的档案凭证和参考利用等价值，这应该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西夏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自西夏时期、明清起，至现当代，近千年的时间，通过若干代有志于西夏档案文献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整理编纂了一些有关西夏档案的书籍和丛书，特别是20世纪后期的1996年以来的时间里，编纂整理并出版了一些大型的西夏文献丛书和有关西夏的研究论著。虽然这些整理成果并不是十分系统和完整，有关纯粹的西夏档案研究成果也不多，且较为分散，但这些整理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西夏档案提供了十分扎实的实物基础和理论方法，这些曾经埋藏于地下几百年的文化财富，在今天的西夏研究和宣传宁夏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西夏档案编纂整理现状

（一）西夏汉文档案的编纂整理

西夏汉文档案的编纂始于宋代，但真正比较大规模地编纂整理汉文档案则始于清代后期，这时期已经有学者注意收集整理宋朝及元、明、清前期传世的汉文史籍中的西夏文书档案。代表性的编纂整理西夏汉文档案的著作有以下五部。

1.宋代佚名编《宋大诏令集》。[21] 这部书可以说是佚名为全方位反映宋朝皇帝对宋朝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事务的统治、决策、立场和态度而编纂保留下来的一部皇帝诏令文集，其中套叙了部分西夏汉文文书档案。该书是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八朝皇帝百余年所发的各种诏令文书档案的汇编之作，共有240卷3568篇。其中，第233卷到236卷的《政事门·四裔·西夏》中共辑录北宋皇帝降给西夏的各种诏令档案66篇。从时间跨度上看，最早的一篇诏令是北宋太宗皇帝淳化二年（991）七月丙午所降《赵保吉赐姓名除银州观察使诏》，最晚的一篇是哲宗元符三年（1100）所降《赐夏国主历日诏》。这些诏令档案就内容而言，涵盖赐官、赐物、赐佛经、质问、诫饬等多方面，这些档案多取材于各朝官私所修政书及相关档案。而该书中的西夏档案则被套引在宋所降西夏的诏令文书开头，以“省表具悉”的形式保留下来，数量很有限，其原始性也很强，是研究宋夏关系最为直接和可靠的档案史料。

2.清张澍撰《西夏姓氏录》[22] 1卷，西夏谱牒档案，有清雪堂丛刻本。这是张澍据《续长编》《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续通志》等历史文献，共整理出西夏姓氏162种。该谱牒档案的显著特点是对整理出的姓氏都注明史料出处，并摘抄原文，有的甚至加上按语，说明其他文献中的不同音译名。

张澍在《西夏姓氏录》的按语中介绍了西夏姓氏的来龙去脉：“西夏之先托跋氏名思恭，唐僖宗时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与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至元昊始称帝，时附辽附宋，亦时附金。其时臣下姓氏亦有与中国同者，其异者皆蕃语，不得其受氏之原也。今撮录之，附于辽、金、元之后，以备考览。”[23] 从中可以看出，该姓氏类谱牒对研究西夏姓氏发展演变的价值。

3.清王仁俊编《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西夏文缀》2卷是目前留存下来的我国最早专门整理西夏文书档案的成果，是一部有关西夏汉文文书档案的汇编之作，这部书有首开辑录西夏文书档案资料之功。从《西夏文缀》正文的取材来看，主要从《宋史》《金史》《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朔方新志》等史书和其他的如《松漠纪闻》《容斋三笔》等笔记中辑取材料，共辑出27篇（首）档案史料。该书对辑录的每篇档案都注明出处，有的还注明作者和撰写年代。此外，《西夏文缀》卷二之后还附有《西夏文逸目考》，这部分文书属有目无文者，据《西夏文缀·述例》载：“西夏文字有仅存《逸目》者，辑之以备搜考。”[24]《西夏文逸目考》共辑录38篇文书档案的篇名，其中，见于《宋史》者24篇，见于《辽史》者5篇，见于《金史》者7篇，《宋元通鉴》和《东都事略》者各1篇。

王仁俊编《西夏文缀》，虽说有许多汉文西夏档案漏辑，而且辑录的部分档案所依据的版本并非最好，但《西夏文缀》是中国第一本辑录西夏汉文档案的选本。

当然，《西夏文缀》作为辑录之作，本身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漏辑太多；二是辑录的文书有部分是节选，这对研究者和利用者不便。[25]

4.罗福颐编《西夏文存》1 卷，外编1 卷，共30 篇，有罗氏1937年石印本。《西夏文存》卷首就该书所辑文书来源给予说明：“颐既集辽文续拾，乃搜求西夏遗文，厘为一卷。……有之自吴县王氏仁俊《西夏文缀》始。文缀得文凡二十篇，今此编据王氏书为之增辑于《续长编》《三朝北盟会编》《甘肃通志》《欧阳文忠集》补文四篇。又近年发见之《掌中珠序》《施经发愿文》二篇及《西夏纪事本末》所载诸文，王氏失录者四篇，凡补文十，总得文三十篇。”不仅如此，而且该书还对《西夏文缀》辑录的节选之文进行了校证补足，“又王氏于《德明乞谕边臣遵诏约表》《元昊乞颁誓诏表》《秉常贡宋表》及《乾顺再上宋誓表》均据《宋史》，其文不全，今据《通鉴长编》为之校补。《乾顺谢罪表》《通鉴长编》有全文，而王氏录《西夏纪事本末》节文，今悉一一为之校正”。该书还对《西夏文缀》部分未注明出处的文书加以补全，“至清浦吴氏广成《西夏书事》中有文八篇为王录所无而不著所自出，其中若《回刘锜等檄书》曾见《三朝北盟会编》，而《书事》所录全与之异殊，不可解此八文。既不审出自何书，爰别为《外编》”。[26] 由此可见，该书不仅辑录了西夏文书档案，还进行了校补，其贡献可谓大矣。罗福颐编《西夏文存》，虽然属于西夏文书档案整理的第二手资料，但它使西夏档案的整理有了比较明晰的内容和标准。在黑水城等西夏故地西夏档案出土前，它是西夏档案整理的重要成果之一，也为今天研究西夏档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5.韩阴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27] 共3 卷9 册，约500 万字。这部书“收录了隋初至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方志、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的资料，考其来源，正其讹误，然后按年代汇编，它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28] 这是一部收录西夏汉文档案比较齐全的史籍，有很重要的档案价值。

（二）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编纂整理

进入20世纪，西夏考古有了新的重大发现，黑水城文书档案的发掘及宁夏、甘肃和陕西、青海等西夏故地档案的出土，丰富了西夏档案的种类和数量。但西夏的这些档案分散在世界各地，给利用者带来很多不便。因此，西夏学界从1996年到2015年，将考古出土的西夏档案陆续编纂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种书籍资料。

1.史金波、魏同贤、[俄] 克恰诺夫主编《俄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15年出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多方努力，中俄两国达成了共同编辑出版《俄藏》的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1996年至2015年6月，已出版25巨册。在《俄藏》中，既有汉文，又有西夏文，以西夏文为大宗。《俄藏》的内容十分丰富，种类相当齐全，是研究西夏档案最为全面且原始的资料。

2.谢玉杰、吴芳思主编《英藏》1—4册和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2005年、2010年出版。《英藏》也包含大量的西夏文、汉文西夏原始档案。

3.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藏》，分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新疆、中国台湾、金石共8 编17 卷20 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出版。《中藏》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国内西夏文献集成，在整个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2007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十五”期间人文社科基础研究领域重大标志性成果。《中藏》的整理出版，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西夏文献收藏与研究中的地位，并对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佛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聂鸿音《西夏遗文录》，收录在杜建录主编的《西夏学》第2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西夏遗文录》从宋元史籍及出土文物、文献中辑录西夏一朝的汉文、西夏文、藏文文章（含残句）凡94篇。所录文章为西夏人写的散文和骈文，包括写给比邻诸王朝的表章、公私书信、书籍序跋、发愿文、内容明确的题记、金石铭刻等。所录文章以时间先后次第排序并提供原始出处。聂鸿音已将《西夏遗文录》中的西夏文或其他文字档案对照翻译成汉文，这一成果更方便了利用者的翻检，大大促进了西夏档案的研究。

5.塔拉、杜建录、高国祥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全10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书共收录原始文献4213件，其中社会文献3980件，宗教文献233件。分为农政、钱粮、俸禄与分例、律令与辞讼、军政与站赤、票据、契约、卷宗、书信等类别。这些文书主要是1983年和1984年两次考古发掘所获及1962—1979年各文博部门采集的少量汉文文书。该书全面、系统、科学地收录了国内现藏珍贵的黑水城汉文原始文献，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填补了国内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出版的空白。

此外，学界还于近年整理出版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日藏》等与西夏档案有关的大型文献丛书。

二西夏档案研究现状

西夏档案的研究虽然比较零散、粗糙，也不成系统，但总归已经有一些成果问世，这是令人兴奋的。为此，我们简单地对西夏档案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以期了解和掌握西夏档案的研究现状，从而更好地为将来深入、系统地研究西夏档案提供线索。

（一）中国境内西夏档案的研究

1.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的研究主要针对传统典籍中收录的汉文西夏文书档案和考古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文书档案。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的成果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而且比较分散，不成体系。有许多研究西夏史和西夏社会现象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西夏档案，并进行一些简单的考释和研究。研究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的论文也是就某一个问题或专题进行探讨的。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西夏官府档案的研究现状，区分著作和论文，这里进行主要介绍。

（1）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著作

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涉及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29] 一书专列四章来探讨西夏文书档案，即第三章“西夏的碑刻”、第六章“西夏的民间契约和官府文书”、第七章“西夏的医方、历书、卜辞和佛经”和第十一章“《西夏地形图》初探”等，作者就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官府文书档案、民间私人档案和专门档案进行了整理和初步研究，虽然数量不多，研究也不是特别的深入，但这也是中国西夏学专家较早进行研究西夏档案的著作。

史金波《西夏文化》[30] 一书在第四章“繁荣的文学艺术”、第五章“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第六章“蕃汉兼备的风俗习惯”等章节中都涉及西夏档案的研究，对后世和研究者提供了借鉴。史金波《西夏社会》[31] 一书在第二章“农业”、第五章“商业和借贷”、第七章“法律”、第八章“职官”、第九章“军队”、第十章“文化教育”、第十二章“科学技术”、第十三章“宗教信仰”、第二十一章“丧葬”和第二十二章“礼仪风俗”等章节中，不仅利用汉文西夏史籍中的文书档案，同时大量利用出土的西夏汉、夏文文书，对西夏的农业、商业与借贷、法律、职官、军队、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丧葬、礼仪风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西夏的“商业和借贷”“科学技术”进行了尤为深入和具体的探讨，使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进入专题化范畴。

张迎胜《西夏文化概论》[32] 一书在第四章“西夏文学（下）”、第七章“西夏民俗”和第九章“西夏科学技术”等章节中设置了公牍文、碑志文、丧葬、天文历法、医药、印刷等内容，利用西夏汉文史籍中收录的文书档案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研究。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33] 分上、下两篇，上篇对《俄藏》《中藏》《英藏》《日藏》等文献中的西夏文书进行专题研究，如对材植文书和榷场文书进行研究的《西夏乾祐二年材植文书考释》《西夏榷场文书考释》，对西夏契约及其制度研究的《西夏买卖借贷与扑买文书考释》《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对户籍和农业租税研究的《西夏户籍初探——四件西夏文草书户籍译释研究》《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研究》，对西夏军籍档案研究的《西夏军抄文书初探》，等等；还有对文书涉及的其他方面内容研究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西夏验伤单、报功状等文书考释》；下篇将《俄藏》《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英藏》《中藏》《日藏》等文献中的西夏汉文文书辑录整理而附在该书后面，分借贷租赁文书、榷场文书、赋税劳役文书、钱物账、军政制度及其他相关文书等五部分，共收录83篇西夏汉文文书。该书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大大方便了学者对西夏原始档案的利用。

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上中下）、《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上下）[34]等著作，对《俄藏》《英藏》《中藏》《日藏》及《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等丛书中收录的所有西夏汉文文献进行了整理，整理时参照《吐鲁番出土文书》规则定名。这些著作不仅整理了部分西夏档案，还对部分出土的西夏汉文档案的内容或性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数量构成及经济类文献价值》《南边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出口商品边检制度试探》《黑水城所出〈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川绢、河北绢问题补释》《俄藏黑水城TK205 号文书年代性质辨析——西夏乾祐年间材植文书再研究之一》《俄藏黑水城西夏光定十三年杀人状再探》《关于两件黑水城西夏汉文文书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不仅对西夏文书档案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作用，还对西夏档案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赵彦龙《西夏文书档案研究》是一部专门研究西夏文书档案制度、内容性质等的著作，分西夏文书综合研究、西夏文书制度研究、西夏文书写作研究、西夏档案研究、夏宋文书比较研究、西夏官吏研究六辑，共37 篇论文，结合现有材料对西夏文书档案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35]；赵彦龙《西夏公文写作研究》[36] 分西夏公文概述、西夏公文撰制管理机构与官吏、西夏公文种类与体式、西夏公文内容和撰写技巧、西夏公文制度五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该书之附录收有76篇西夏公文，既有汉文西夏公文，又有出土考释并翻译成汉文的西夏公文。这些西夏公文按年代顺序排列，并对同一件公文收录在不同文献的状况也进行了说明，无法知道年代的公文依次排列在之后，这样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大大方便了西夏学者在利用时进行翻检和考证，其文献价值可谓明显矣。

此外，俄国孟列夫著《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37]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38] 第十二章“北宋与西夏交聘”、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39] 中“碑刻研究”、王天顺《西夏学概论》[40] 第六章“西夏文物与考古”之第二节“碑刻、文书与官印”、杜建录《西夏经济史》[41] 第八章“通货流通与高利借贷”、束锡红《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42] 第四章“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举要”、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43] 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44] 中“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等著作中都设有专节探讨西夏文书档案，有的对出土西夏文书进行整理并叙录，有的对传世外交文书进行研究，有的考释和研究出土的西夏文文书，有的对西夏文书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说明，等等，这一切的探讨、考释、研究等，都对西夏档案的研究有启发和奠基作用。

（2）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的论文

西夏文书档案研究论文数量较多，现进行主要归纳和总结。

第一，有关西夏文书档案综述的论文。主要有：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45] 作者借助于西夏文文书的原文和克恰诺夫的译文再次进行了翻译和考释，并对克恰诺夫译文中的不足给予了纠正；聂鸿音《西夏文学史料说略》（上下）[46] 对汉文西夏史籍及考古出土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档案进行了考释和汇编；杜建录《黑水城汉文文献综述》，[47]该文分门别类地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俄军《甘肃省博物馆馆藏西夏文献述略》，[48]该文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西夏文献进行了归类介绍。此外，还有孙继民《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数量构成及经济类文献的价值》，[49]尚世东《加强西夏文书档案史的研究》，[50] 赵彦龙《20世纪西夏文书档案史研究综述》《略论西夏上奏文书》《西夏官府文书档案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夏档案的遗存及特点》，刘晔、赵彦龙、孙小倩《西夏榷场贸易档案中计量单位探讨》，[51] 胡若飞《英藏黑水城文献概述》，[52] 许生根《英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述略》[53] 等论文，对西夏文书档案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和综论。

第二，有关西夏文书档案种类和文书史架构的研究。主要有：赵彦龙《西夏文书种类探析》《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一》《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二》[54] 等。

第三，有关西夏文书档案版本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赵彦龙《西夏版书籍刻工名表初探》《试述西夏文书档案的版本状况》[55] 等。

第四，有关西夏文书档案制度的研究。主要有：陈炳应《西夏的印章制度初探》、[56] 韩小忙《西夏避讳制度初探》、韩小忙和李彤《西夏官印略说》、[57] 尚世东《西夏文书工作制度》《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档案的类型和管理》《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西夏文书的制作与保护》、[58] 赵彦龙《西夏文书传递制度初探》《浅谈西夏文书行文制度》《西夏文书用印制度》《西夏文书立卷制度管窥》《西夏文书清退、销毁、归档制度》《西夏档案的保管制度》《西夏文书管理制度探微》《西夏档案机构及管理制度探索》《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59]等。从论文的数量来看，这部分研究最多，也较为透彻、系统和全面。

第五，有关夏、宋文书档案制度比较的研究。主要有：赵彦龙《夏、宋文书档案保密制度探析》《夏、宋文书归档制度研究》[60] 等。

第六，有关西夏文书档案的考释。主要有：史金波《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61] 聂鸿音《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62] 胡玉冰《〈西夏文缀〉〈西夏文存〉〈宋大诏令集〉论略》、[63] 彭向前《〈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系年考》、[64] 杜建录《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考释》《黑城出土的几件汉文西夏文书考释》《英藏黑水城马匹草料文书考释》《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65] 潘洁《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初探》、[66] 杨富学和陈爱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67] 许会玲《黑水城所出西夏汉文榷场文书考释》、[68] 孙继民《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孙继民和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69]杜立晖《关于两件黑水城西夏汉文文书的初步研究》、[70]《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71]陈瑞青《略论西夏的三司与榷场——以俄藏ИНB.No.48号文书为中心的考察》《黑水城所出西夏马料文书补释》[72]等。

2.西夏专门档案研究

（1）西夏律法档案研究。律法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天盛律令》和《贞观玉镜统》，辅之于考释和研究西夏其他的律法档案。

首先，西夏律法档案研究专著。王天顺主编的《西夏天盛律令研究》，[73]该书共分八章：第一章追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修律的概况，以界定《天盛律令》在法律史上的特殊地位，兼考《律令》纂定年代；第二章用了较多的篇幅简介《天盛律令》各卷内容，并比较唐、宋律及其特点；第三章阐述《天盛律令》产生和适用的社会基本条件，并点明《天盛律令》的性质；第四章论述《天盛律令》的主要组成部分——刑法；第五至第七章分别论述《天盛律令》中所反映的经济状况、宗教与婚姻状况及其相关法规，还有军事行政法规的部分内容；第八章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了《天盛律令》的版本、体例及其价值。

杜建录《〈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74] 一书共分十章，除第一章探讨《天盛律令》的内容框架与成书年代、第十章探讨《天盛律令》的特点和历史文献价值外，其余八章分别以《天盛律令》中的刑法、民法、经济法、财政法、军事法、行政法、宗教与禁卫法、司法制度为专题，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各种法律的奖惩规定等；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75] 对西夏的军事和军律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书后还附有影印件及汉译和注释。

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76] 一书借助西夏故地出土的档案对西夏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如《西夏乾祐五年验伤单》《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等。

孙继民等《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77] 一书的“研究编”中收录《俄藏黑水城西夏光定十三年杀人状再探》，该文对西夏末期社会下层庶民的身份地位及官制特点等内容进行了再次挖掘和研究，反映出此时西夏社会法律的混乱状况。

于光建《〈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78] 分上篇“文献译释”和下篇“专题研究”两部分内容，对西夏文典当、借贷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译释，并结合相关档案对典当、借贷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此外，还有杨积堂、姜歆、邵方等学者对西夏法律进行研究的著作。[79]

其次，西夏律法档案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不同层面和角度对西夏律法档案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第一，有关《瓜州审判案》档案的研究。主要有：1932年1月，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四卷三号），中、俄、日三国学者共同撰稿，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专号《引论》中对西夏文《瓜州审判案》进行了译释；后来，还有一些学者（如陈炳应等）都相继对《瓜州审判案》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80]

第二，有关西夏妇女法律地位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探讨。主要有：韩小忙《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妇女的法律地位》《〈天盛律令〉与西夏婚姻制度》、[81]邵方《略论西夏法律对于党项社会婚姻制度的规定》《西夏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82] 陈如衡《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婚姻法》[83] 等论文。

第三，有关西夏法律专项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姜歆《论西夏法典中的刑事法律制度》《论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法医学》《论西夏的审判制度》《论西夏的起诉制度》、[84] 王元林《西夏军事法律制度研究》、[85] 魏淑霞和孙颖慧《西夏官吏司法审判的职责权限及对其职务犯罪的惩处》、[86] 邵方《西夏的宗教法》、[87] 王颖《黑水城出土西夏法律文献中的贿赂犯罪述略》[88]等论文，都涉及西夏专项法律制度。

第四，有关西夏律法档案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聂鸿音《俄藏6965 号〈天盛律令〉残卷考》、[89] 杜建录《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西夏〈天盛律令〉的历史文献价值》、[90] 孟庆霞和刘庆国《简论西夏法典对买卖契约的规制》、[91] 于光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典当借贷条文整理研究》、[92] 赵彦龙《西夏律法档案整理与研究》、[93] 王晓萌《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法典的创新与作用》[94] 等。

（2）西夏契约档案研究。主要针对出土的西夏汉、西夏文契约进行考释和研究，分著作和论文两部分。

西夏契约档案研究的著作有：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95] 一书在第六章“西夏的民间契约和官府文书”中的第一部分“民间契约”主要考释和探讨了《天盛年卖地契》《天庆年间典当契》两份契约，将西夏契约的探讨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史金波《西夏社会》[96] 一书在第五章“商业和借贷”中，借助西夏故地出土的契约档案，对各种买卖、典当、借贷现象进行了研究，使西夏契约档案的研究向纵深迈进了一步；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97] 一书在上篇第四专题“西夏买卖借贷与扑买文书考释”中，借助西夏故地出土档案《嵬名法宝达卖地文契》《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西夏光定十二年正月李春狗等扑买房契》等，对西夏的买卖、典当、借贷、租赁等经济活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释和研究。

有关西夏契约档案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陈国灿《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98]一文，介绍并复原了天庆十一年（1204）五月用汉文书写的15 件裴松寿的典当契约底账，并对“残契中的剥削率抵押品估价、天庆典当文契反映出的问题”等进行比较深刻的研究；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99] 根据西夏原文对《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进行了再次翻译和考释；史金波连续发表《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西夏文卖畜契和雇畜契研究》《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人口契研究》[100] 等论文，对西夏粮食借贷、土地买卖、牲畜买卖、人口买卖的社会现状、政治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彦龙连续发表《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西夏契约成立的要素》《论西夏契约及其制度》《西夏契约研究》《西夏契约再研究》《从黑水城出土典工档案看西夏典工制度》《西夏契约参与人及其签字画押特点》[101] 等论文，对西夏契约档案的种类、构成要素、法律制度、签字画押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还有，如王元林《〈西夏光定未年借谷物契〉考释》、[102] 李晓明、张建强《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一件契约文书考释》、[103] 韩伟《民间法视野下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兼与汉文卖地契的比较》、[104] 马玲玲《西夏契约档案整理与研究》，[105] 于光建《西夏文〈乾定戌年罨斡善典驴契约草稿〉初探》[106] 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内容。

（3）西夏金石档案研究。西夏金属档案的研究主要针对印章、钱币、牌符等形状、尺寸、功用，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107] 相关的论文有牛达生《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108]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109]史金波《西夏官印姓氏考》，[110]韩小忙、李彤《西夏官印略说》，[111] 杜建录《试论西夏的牌符》[112] 及赵彦龙《西夏时期的金属档案》[113]，等等。

西夏石刻档案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源于“西夏碑”的发现，或者说“西夏碑”的发现是打开西夏学研究之门的钥匙，从此，西夏学研究才正式诞生。石刻档案的研究主要涉及党项、西夏及其遗民保留下来的碑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都涉及党项、西夏及其遗民的一些事情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关于石刻档案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关西夏石刻档案研究的著作。西夏学专家学者在研究中涉及石刻档案的代表性著作有：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14]。该书选择了两座帝陵和两座陪葬墓残碑中文字较多的拓片，加以考释、缀合并进行释文，可以说这是较早专门对西夏石刻档案进行考释研究的著作；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15] 专列西夏碑刻，对党项与西夏的石刻档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张迎胜《西夏文化概论》[116] 一书专设“碑志文”一节，对西夏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黑河建桥敕碑》等碑石进行了研究；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117] 一书分上篇“专题研究”和下篇“碑石整理”两部分，对党项西夏石刻档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为全面、系统的西夏石刻档案研究的著作。

第二，有关西夏石刻档案研究的论文。关于西夏石刻档案研究可以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门研究两类。

一是综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118]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碑刻题记卷综述》、[119] 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120]（收录有《西夏碑刻浅述》《与西夏有关的宋、金碑刻浅述》）、陈永耘《西夏碑（石）刻述要》、[121] 赵彦龙和乔娟《论西夏的石刻档案》、[122] 乔娟《西夏石刻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123] 等。

二是专门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郑绍宗和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和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124]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125] 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126] 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127] 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128] 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中收录有《〈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张澍、刘青园与“凉州碑”》《拓跋思恭卒年考——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一》《夏州政权建立者拔跋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二》、[129] 梁松涛《〈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考释》、[130]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拔跋守寂墓志考释》、[131]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132]、《党项夏州政权建立前后的重要记录——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考释》、[133]《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考释》、[134]杜建录等《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135]陈玮《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136]等，以上论文考释和研究了在西夏石刻档案中反映出来的政治、军事、族属、仕宦、人物生卒年代等相关问题。

（4）西夏科技档案研究。西夏科技档案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体现在著作和论文两方面。

首先，西夏科技档案研究的著作颇丰。

一是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37] 该书第七章“西夏的医方、历书、卜辞和佛经”专列医方、历书、卜辞，第十一章“西夏地形图初探”设置地图的来源、版本、绘制地图的时代和其价值等，对西夏的科技档案进行了探讨。

二是史金波《西夏社会》，[138] 该书第十二章“科学技术”之第一节《天文和历法》、第二节《印刷术》、第三节《纸、笔、墨、砚的制作》结合出土西夏档案，对西夏的天文历法、印刷、造纸等技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第二十章“生育和医疗保健”之第二节《医疗和药方》借助于出土医药档案，探讨了西夏的医疗技术、药方的功用和特点及保管的情况等。

三是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139] 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140] 等书籍，利用出土档案对西夏的出版、印刷技术进行了专题研究。

四是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141] 中的“印刷术、书籍装帧与造纸术研究”、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142] 中的“西夏天文学初探”、张迎胜《西夏文化概论》[143] 中的“西夏的科学技术”等章节，同样利用丰富的出土档案对西夏科学技术，如出版印刷、造纸技术和纸品及天文历法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其次，西夏科技档案研究的论文也不少。

一是有关西夏科技档案综合研究的论文：如赵彦龙和杨绮《试论西夏的科技档案》、[144] 杨绮《西夏科技档案研究》[145] 等论文，对西夏天文历法、医药档案、地图档案、印刷业技术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二是有关印刷术研究的论文：如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西夏文——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146] 孙昌盛《西夏印刷业初探》、[147] 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中收录有《西夏对我国印刷术发展的突出贡献》《西夏造纸技术初探——西夏造纸研究之一》《丰富多彩的西夏纸品——西夏造纸研究之二》[148] 等系列论文，对西夏的造纸、印刷术等内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证明了西夏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了。

三是关于西夏医学的研究论文：如吕科《从西夏辞书和出土医方看西夏医药文化》、[149] 苏冠文《西夏的医学思想》、[150]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从药名异译论西夏药方的性质》、[151] 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医方初探》[152]等。另外，梁松涛连续发表约20篇有关西夏医药档案研究的论文，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价值刍议》《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非计量单位的考察》《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三则治疗肠风泻血方考述》《黑水城出土4384（9—8）与4894缀合西夏文医方考释》《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五倍丸方”考释》《黑水城出土二则齿科病方考述》等[153]，还有如肖萍《西夏民族医学漫谈》等，[154] 吴国圣《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药方〈三棱煎丸〉之解读考释》，[155]赵彦龙、杨绮《西夏医药档案整理与研究》[156]，等等，这些论文研究了西夏医药发展的成就、医药档案文献的功用及所反映出来的各方面价值。

四是关于西夏天文历法研究的论文：如史金波《西夏的历法和历书》、[157]韦兵《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158]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概述》、[159]杜建录、彭向前《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大轮七年星占书〉考释》[160]《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161] 赵小明《略论西夏的占卜信仰》、[162] 荣智涧《西夏文〈瑾算〉所载图例初探》、[163] 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占卜》、[164] 赵彦龙《西夏星占档案整理研究》、[165] 彭向前《几件黑水城出土残历日新考》、[166] 陈娉《西夏星占、历法档案钩沉》[167] 等。

五是有关西夏其他科技档案研究的论文：如刘菊湘《西夏地理学初探》[168] 等。

（5）西夏户籍档案研究。目前并未见到涉及西夏户籍档案研究的专著，但有关西夏户口、户籍研究的论文已见诸期刊。例如，李虎《西夏人口问题琐谈》、[169]赵斌和张睿丽《西夏开国人口考论》、[170]杜建录《论西夏的人口》、[171]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 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172]赵彦龙《试论西夏的户籍文书——西夏账籍文书研究之一》、[173]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户籍租税账册文书初探》、[174]张煜坤《西夏户籍档案整理与研究》[175]等。

（6）西夏土地税账册档案研究。史金波《西夏社会》《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176]等论文借助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对西夏土地租税的缴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赵彦龙《论西夏土地税账册文书——西夏账籍文书研究之二》、[177] 梁继红《武威藏西夏文乾定酉年增纳草捆文书初探》[178] 等论文也探讨了西夏农业租税的相关问题。

（7）西夏军籍档案研究。对西夏军籍档案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只有史金波进行了一些研究，如史金波《西夏社会》在第九章“军队”中结合汉文西夏史籍的记载和出土军籍档案对西夏军队建制、兵种、数量、军抄、武器装备等进行了研究；[179] 史金波《西夏文军籍文书考略——以俄藏黑水城出土军籍文书为例》《西夏军抄文书初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军籍文书考释》《西夏军抄的组成、分合及除减续补》[180] 等论文，结合黑水城出土军籍档案，对西夏军队建置、军人身份等进行了深入挖掘。

（8）其他档案的研究。一是对西夏谱牒档案的研究，主要论著如下：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81] 一书单列西夏姓氏录，依据俄国聂历山编著的一部未完成的西夏文字典中收录的两百多个“党项姓”进行辑录翻译，提供给学界参考；佟建荣《西夏蕃姓补正（一）》《西夏蕃姓订正》《西夏番姓汉译再研究》[182] 等书，根据黑水城出土的一份僧人名单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书，对西夏部分蕃姓进行了校点、补正和订正；汤开建《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党项姓氏丛录》[183] 对清代著名姓氏学大师张澍的姓氏五书之一《西夏姓氏录》进行了订正和辑录；《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世次嬗递考》[184] 一文，利用出土的石刻档案对隋唐五代宋初党项拓跋部的世次进行了再次考证和排列。

二是对西夏丧葬和祭祀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185] 孙寿岭《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186] 穆旋、赵彦龙、刘晔《西夏丧葬文书整理研究》，[187] 张雯《略论党项民族葬俗在西夏建国后的延续与演化——闽宁村西夏墓地与西夏陵的比较研究》，[188] 孔德翊《西夏社稷祭祀探析》[189]，等等。

三是根据西夏故地出土的档案对西夏官吏请假制度进行了探讨，主要论文有：赵彦龙、穆旋《从出土档案看西夏官吏请假制度》[190] 等。

四是根据西夏故地出土的档案对西夏账册档案进行了探讨，主要论文有：董昊宇《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官库的收支》、[191] 孙继民《黑水城所出西夏汉文入库账复原研究》、[192] 赵彦龙《种类齐全价值珍贵——西夏账册档案研究之三》[193] 等。

五是有关西夏会款档案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众会条约（社条）研究》、[194] 孙小倩和赵彦龙《西夏民间“会款”现象探析》[195] 等。

（二）外国学者有关西夏档案的研究

1.俄罗斯学者的西夏档案研究

俄罗斯学者利用从中国黑水城盗掘走的大量西夏资料，最早对西夏档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研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伊凤阁、聂历山，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克恰诺夫、戈尔巴切娃、孟列夫、卡坦斯基、克平等，相继完成多种西夏文献研究，如戈尔巴切娃与克恰诺夫合编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刊本与写本目录》、孟列夫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卡坦期基的《西夏国的书籍业》、克恰诺夫的《1170年的西夏文书——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与《黑水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等等。”[196] 目前所能见到的俄罗斯学者的论著主要有：克恰诺夫著、霍升平译、杨秀琴校《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典押借贷文书》[197]；克恰诺夫著、韩潇锐译《俄藏第8203号西夏文书考释》；[198] 克恰诺夫著、王培培译《黑水城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199]；克恰诺夫著、唐克秀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200]；克恰诺夫著、王颖译《“他山之石”：11—12世纪远东国家使节交往的文献资料——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1] 等论文；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202] 一书，除对佛、道、儒学典籍、文学、历史著作等进行整理、分类、编目和叙录外，还对文书、历书、医书、占卜书等档案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分类、编目和叙录。

2.日本学者的西夏档案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始，日本学者也热衷于西夏档案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冈崎精郎在1953年《历史学家》上发表有《关于西夏法典》《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203] 等论文，探讨西夏法律制度；仁井田升著《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中国文书与马伯乐的研究——以法律经济资料为中心》[204] 一书，对英藏西夏借贷文书进行了简单的研究；野村博（后更名松泽博）发表了多篇有关西夏借贷文书和官府文书研究的论文，如《西夏文·谷物贷借文书》、[205]《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的书式》（1）（2）、《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之我见》（1）（2）（3）、《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余滴》（1）（2）（3）、[206]《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207] 等论文。进入21 世纪后，日本年轻学者也专注于西夏档案的研究，如佐藤贵保《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研究——以西夏榷场使关连汉文文书群为中心》、[208]《西夏末期黑水城的状况——从两件西夏文文书谈起》、[209]《未刊俄藏西夏文〈天盛律令〉印本残片》[210] 等论文。

3.法国学者的西夏档案研究

法国学者伯希和于1914年发表在《亚细亚杂志》（11卷3期）的《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所得汉文文书》、[211] 马伯乐于1953年撰写并由伦敦出版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212] 等论著，都对西夏档案有所涉及。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关于西夏档案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目前发现英国学者研究西夏档案的论著只有一篇，即由格林斯坦德著、杜海译《大英博物馆藏西夏文残卷》。[213]

三结论

综上所论，无论是中国的西夏档案研究还是国外的西夏档案研究，总体上来看是有成绩的，也是可喜可贺的，对西夏档案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仔细考察目前的西夏档案研究，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是西夏档案整体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二是有的西夏档案研究是专题性的，对这一专题的内容和相关问题探讨比较全面和深刻，但只是探究了某一个方面的内容，有各自为政、单打独斗之嫌；三是大部分西夏档案的研究还处在个案的介绍、考释及简单研究的层面上，并未完全深入、全面、系统地进行探讨和研究；四是缺乏档案工作制度的探讨和研究。档案制度则是档案工作能够及时、安全、完整地保管和利用的保证，缺乏这一部分内容，使查考利用者感觉不到档案工作的完整性，更无法了解档案工作的具体状况等。这也正是本书需要解决和亟待完成的任务。

[1]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2页。

[2]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宋）王稱：《二十五别史·东都事略》洪迈序，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页。

[4]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5]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6]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3页。

[7]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9]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9页。

[10]白滨、史金波：《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1]白滨：《被遗忘的旷世奇珍——黑水城与西夏遗书》，《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51期。

[12]白滨、史金波：《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