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外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分析

一 英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分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相对同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农地制度变革和农业现代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英国工业化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分工、机器和蒸汽动力为三大推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30年代初步完成。受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的影响，以农村人口大规模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开始，滞后于工业化完成[2]。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家，其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十分典型的特征。

对英国人口城市化与农地利用关系的梳理，要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开始。圈地运动（Enclosure）的本质是清理公地和荒地上的土地公共产权，使土地所有者或者承租者成为该土地上唯一的排他使用人，从而形成私有产权[3]。因此，圈地运动事实上在主流文献记载的时间之前就一直存在于英国农业社会，而且累计规模非常可观[4]。在主流文献中，英国的圈地运动起始于16世纪，当时英国处于都铎王朝统治之下[5]。起初，社会各界反对这种将农民及其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强制分离的行为，所以当时仅约有2%的国土面积土地被圈占[6]。到了17世纪，社会舆论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圈地的反对声音随着农地资产特征的显现日益变小。这一时期，圈地主要以农民之间进行土地置换、合并以及垦荒的形式进行，相对比较温和。然而这一阶段，圈地的规模却得到极大的扩张，约24%的国土面积土地被圈占[7]。在这一时期中，圈地运动使土地规模经济初显，土地经营者可以自主确定经营形式，自耕农[8]阶层兴起，农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提高[9]。但这一时期，工业革命还未开始，农业革命还处于起步阶段，农地改良方式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投入为主。因此，尽管很多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沦为佃农，但农村并没有产生剩余劳动力，也未对城市化进程产生影响。

到17世纪末，圈地运动得到了政府立法的支持，使得该项土地占有和集中的运动得以持续到19世纪末，伴随着英国整个城市化进程，如图2-2所示。需要强调的是，圈地运动是需要修建交通、水利设施等成本投入的，加上当时农业技术更新较慢，圈地运动早期的规模经济不可持续，甚至出现土地综合产出下降的现象[10]。18世纪初，英国国会开始圈地，圈地运动变成一种政府行为。此时，英国货币利率大幅下降，使得土地资本投入的成本大大降低，加上其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投入成本，圈地运动变为一项土地收益率特别高的行为，进程大大加快[11]。同时，农业生产结构从原来精耕细作的种植业向畜牧业和种植业相结合的方向调整，使得农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降低，出现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圈地运动的快速推动，很多缺乏土地生产资料的农民（主要是佃农）为了谋生被迫流向城市，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此时进入起步期。此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从图2-2可以看到，该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处于一个较快的增长期。彼时的英国并不存在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并无限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户籍等迁移的限制，即使不存在工业化，农地利用改革也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影响较小。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开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生产的农业机械和肥料、灌溉设施等农业生产资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转移到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逐步走上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工业革命前，对圈地运动的大力投资，在随后的时间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农地产量大幅增加，并有力地支撑了之后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13]。从英国的初期城市化进程来看，农业技术革命和圈地运动（农地改革）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圈地运动有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这一论点却得到充分的证明。虽然短期的效益不高，但因其投资作用的长期性，其长期收益却很高[14]。在农业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劳动力价格日益增长的时代，这对我国目前大力推行的土地整理工作、农地三权分置和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这一阶段，英国农地利用效率得到较大的提升，农场规模也得到极大地扩张，从18世纪初平均的65英亩[15]上升到18世纪末的145英亩[16]。而且，农村劳动力虽然是因失去土地被动转移到城市，但仍属于剩余阶段，其转移并未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反而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非剩余农村劳动力在工农业部门工资差距的吸引下，也产生了城市化转移的动力。加上19世纪英国殖民运动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农地规模、农场经营管理模式不断调整，农业技术也逐步提高，以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化。到19世纪中叶，逐步形成了以雇用劳动为基础，地主—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级层次的雇用型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和结构，如表2-1所示。同时，随着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开拓，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趋势愈加显著，进一步促进了农业资本投资和大农场的发展。雇用型大农场也因其具有相对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市场交易优势，暂时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农场，成为英国农地经营的基本模式[17]。整个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的加速期，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和农民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伴随着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作为农地利用重要的投入要素，其转移在这一城市化加速期并没有对农地利用产生负向影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19世纪末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英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但在第三产业的推动下，仍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增长，直到20世纪中叶趋向稳定。19世纪60年代，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小规模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现象，但与农业吸引无关，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在80%的水平浮动。此外，19世纪末期，英国农地经营发生了令人深思的转变，雇用型农场制度衰落了，家庭农场又重返历史舞台，成为主要的农地经营方式。很多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比较有名的是以恰亚诺夫（Chayanov A.）、斯科特（Scott J.）为代表的实体主义学派，以及以舒尔茨（Schurz T.W.）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19]。实体主义学派认为家庭式农场可以在农地利用利润很低的情况下，依靠更多的劳动投入意愿、较低的劳动报酬可承受水平来维持农场的生存[20]。而形式主义学派认为家庭式经营农场中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并且因为规模适度，经营灵活，具备能力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21]。国内学者也结合雇用型大农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相关探讨，如谢玉军、文礼朋、孙柳等[22]，归结起来主要观点有：①城市化后期，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枯竭，使雇用型大农场农地劳动投入成本上升；②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与别国相比不具有生产优势的粮食价格下降，精耕细作型农业兴起，使雇用型大农场劳动监督成本上升，大规模生产优势减弱；③农业机械技术小型化，雇用型大农场农业机械规模经济降低；④农业科研技术服务站、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兴起，这些方面均增强了家庭型农场的相对优势。

从英国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①英国的农地利用影响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造成农村人口的被动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起步；②人口城市化也影响了农地利用，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第二、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促进了农地的规模经营和劳动替代要素（机械、肥料、农药等）的投入，提高了农地利用效率；③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只要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迁徙自由的情况下城市化就可能发生；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与农业技术的改进与推广、农地利用改革（经营方式、规模等）相适应，农地利用的效率才有提升的可能性；⑤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农业生产在时空上的广泛分离使得分工合作的劳动必要性大大降低，雇用型、租赁型大农场虽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并不一定比家庭农场更具优越性和竞争性。总之，英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并且是随着农业部门实现现代化、机械化和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以上这些启示，对本书分析我国农村人口转移与农地利用效率的关系，以及农村人口迁移动力和农地制度改革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美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分析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英国（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但在城市化进程和农地利用关系方面却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农业现代化[23]。不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美国城市化进程在政治历史背景、土地资源禀赋、人口迁移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与英国有不同之处，具有其独特的城市化进程和农地利用制度特征。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4]，美国顺利实现城市化和农地利用协调发展与同步转型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我国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农地的合理利用，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独立革命战争（1776—1783年）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期。在这段时期，人口迁移的路径多种多样，既有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也有移民进入的单向流动。此时，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英国殖民地，现代资产阶级的因素尚在孕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较小，城市的职能主要是农产品及货物交易或贸易的集散地，农地大部分还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因此，城市处于弱势阶段，并无吸纳农业人口或移民的能力；同时，农村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开拓[25]。而此时，英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一部分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美国大陆之后更倾向于流入农村，去开垦和占有农地。同时期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吸力”和“农村推力”在美国大陆上正好是反向的，变成了“城市推力”和“农村吸力”。从这一角度来讲，农地利用反而是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阻力”。

美国独立革命战争胜利后至南北战争期间，是其领土大规模向西扩张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的起步期。城市化率从最初的3%上升到1960年的19.8%。在此期间，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法令，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土地出售、分配制度，如表2-2所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和生产者的良好结合。然而，成功的土地改革总是同资本、农业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改变相联系的[26]。在美国政治稳定之后，移民带来的技术与耕作方法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使其农业生产综合了非洲田园化和欧洲农场化经营的特点，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美国国内外航运、铁路运输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欧洲市场，尤其是对航运有强大控制力的英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欧洲市场的需求调动了美国农场主生产的积极性，塑造了美国初期的农业生产格局。此外，1840年以后，翻耕播种联合机、联合收割机、脱粒机等大规模投入农业生产，在与土地规模经营相结合的条件下，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农业生产率。美国商业性农业逐渐形成，并拉动了食品加工、纺织、钢铁等相关工业市场的起步与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在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化伴随着移民和农业人口的同步流入，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并不明显。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美国领土大规模扩张，人均土地资源较多，人口流动的趋势是西部开发。农村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和工业生产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来自移民、奴隶和人口自然增长[27]。总之，该阶段城市化表现出对农地利用的依赖特征，农村人口迁移对农地利用的影响由于规模较小，并不显著。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期，如图2-3所示，至20世纪中叶城市化率达到70%之后开始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丰富的经济机会和自由民主的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年轻劳动力，尤其是饱受战乱、政治分裂等状态的欧洲移民[28]。这段时期，美国农村和城市人口都有显著的增加，但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规模超过了农村，城市化进入发展的黄金期[29]。此外，美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和城市化相互促进，共同支撑美国的现代化进程[30]。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吸纳农村劳动力和移民，为农业生产提供投入的材料、机械、肥料和技术；另一方面其大规模兴起和发展又产生大量的农产品需求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和工业出口[31]。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其变革产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条件，而提供的农产品又进一步支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农业现代化既是美国城市化的动力，也是其助力。这段时期，美国的农地获得方式由原来的售卖转变为多元化分配的制度，形成了农地占有的基本格局。家庭农场在美国农地经营中占由重要的地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组成单位。至1945年，农地约85%由个人以家庭农场的方式占有，如表2-3所示。农场的平均规模也由1910年的138.13英亩，扩大至1945年的199.96英亩[32]。农场规模的调整，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要素减少的适应，与该调整相关的还有农业机械化水平、技术及其他替代要素。工业化的发展为大型农业机械、化肥与种子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础。据统计，美国农场平均机械与设备市场价值为6.66万美元，为世界最高水平；农场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较高：棉花达到80%以上、蔬菜达到88%以上、大田作物达到82%以上。此外，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加大农业灌溉设施、改善农业运输条件，创办农学院和建立农业试验站，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的提升和推广应用，使其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也使其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农业人口的减少并没有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现实情况是只有提高农地生产率，同时减少农业的从业人员数，农场工作者的收入才能逐步提高，即农业人口的减少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33]。

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同时期的城市化进程类似，美国也出现了短期的小规模的“逆城市化”现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工厂的集聚地，是工业革命的载体，吸引农村人口的流入。然而，城市土地价格的上升、环境的恶化，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等使很多工厂迁移至城市郊区和乡镇，也使得从郊区和乡镇到城市的通勤成本降低，从而带动人口流动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但这种“逆城市化”并不是以农业人口非农就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的对立面，而是仅包括城市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和乡镇的流动，并不包括城市人口由非农就业向农业方向的规模转移。这种“逆城市化”给美国农地利用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综合影响。不同于英国“逆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城市郊区，美国的“逆城市化”还发生在乡镇，而乡镇在农民可接受的通勤范围内[35]。乡镇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非农兼业的机会增加，一方面使农民缩短了对农地的投入时间；另一方面非农业收入成为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36]，又使农民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农地改良以及农业现代化生产上。这些直接或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绝对投入弹性，进一步地则取决于农地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和规模变化对投入需求的影响[37]。这种“逆城市化”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20世纪末期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使得通勤成本提升，加上城市中心金融和信息产业的兴起，迁移到郊区的城市从业人员又有迁回城市中心的趋势，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2015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81.6%[38]。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独有的特征。伴随着领土扩张的城市化，其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移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美国廉价劳动力这一“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化与农地利用关系中的角色，相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要弱小和单一。通观美国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①农业发展推动了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起步。综合了非洲田园化和欧洲农场化双重优势的农业，其发展和繁荣带动了食品加工、纺织等相关工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起步。②内外部需求因素的共同作用、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交通运输系统和技术的完善发展，推动了美国农业的繁荣。欧洲市场以及国内城市化对美国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其农业发展的格局。在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推动下，农地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产量大规模增加。改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和技术，使农产品可以在更广的空间上、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贸易和交易。③同英国相似，农业现代化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又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良性互动。④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具有较弱的相关性。在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市化进程可能快速推进。美国城市化加速期与领土扩张期重合阶段，土地垦殖和拓荒的需求，使得农村几乎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反而存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需求。而移民在推动城市化和农地开发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则发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⑤美国农村人口的迁移，几乎不受土地的束缚。因此，农村人口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单向性，不同于中国农民转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栖性。美国农场生产、农业现代化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停地调整，以适应农村人口的单向迁移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在“逆城市化”中，乡镇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兼业机会增加，对农地的影响变得复杂。这与我国农民城镇化迁移双栖性特征产生的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复杂性，具有相似之处。可以得出，美国城市化进程和农地利用关系对本书探讨农村人口迁移对农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其发展乡镇工业的做法也为本书探索农地改革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可靠的经验借鉴。

三 日本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分析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晚于英国和美国，始于明治维新之后[39]，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英美国家基于商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本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及其协调发展的国家，其在社会文化、农地传统经营方式方面与我国有着历史渊源，在人地关系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其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对我国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日本历经一个世纪所面对的问题，可能在我国具有重叠性与压缩性，更加综合和复杂，需要我们以更加智慧和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而且，不同于英国和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雇用型和家庭农场式的发展，日本主要是在“小农经营”[40]体制下完成其农业现代化的，并通过这种体制支撑了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这对因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同样具有“小农经营”特征的我国农地利用现代化，及其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协调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仍处于封建社会幕藩统治体制之下，是一个将军拥有最高的领地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农业社会。以石高制和贡米制为经济基础[41]，日本形成了以本百姓制（江户时代登记在册的，拥有土地使用权并承担地租及各种劳役的农民）为特征的封建小农经济生产经营方式[42]。此时，居民以士、农、工、商的四个等级划分居住地点，区域之间人口流动尤其是农业人口流动处于抑制状态[43]。明治维新对社会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变革，废除了这种分等居住的制度，赋予了“四民”自由流动的权利。在土地改革方面于1873年公布了《地租改革法》。该法废除了贡米制和石高制，建立了基于地价调查征收货币的地租制度[44]。不久，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农村佃农和处于城乡之间的杂业层[45]成为产业革命劳动力供给的源泉流入城市。但此时，劳动力流入的类型以个体的暂时性转移为主，而且转移人口中女性占多数，永久转移和家庭转移则属于少数。这一情况推动了日本城市化进程的缓慢起步，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内，工业资本与地主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矛盾还未显化。地主依靠高地租、工业资本依靠低工资对劳动力进行剥削。这种依靠剥削农业完成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并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农业现代化还未起步，佃农和杂业层人员的城乡流动和转移基本上未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人口城市化率由1920年的18.0%增加到1940年的37.9%，国内城市增加到168个[46]。但此时，农业社会仍占据很大的比重，如表2-4所示。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逐步城市化，带有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不符合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纠纷不断、矛盾日益升级，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此外，这一阶段中后期，日本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军事重工业所占工业比重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类型和规模。离村定居型和大规模转移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该时期内，人口大规模迅速地在城市集聚，对农产品产生了大量需求，产生了农产品商业性生产和交易的需要。而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水平滞后的现实，加上地主所有制这一落后土地制度的制约，以及与工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农地利用产生了瓦解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变迁动力[47]。由于向重工业化的发展倾斜，工业化对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影响较小，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的互动尚未形成。但日本农地利用逐渐走上了商业生产的道路，为战后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剩余劳动力，其转移亦并未对农业利用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工业发展进一步向军事重工业倾斜。战争需求使军事重工业大规模扩张，其结果是推动了工厂的分散分布和工业城市的兴起，从而为其周围的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大量的工作和兼业机会。而且，男性劳动力逐渐成为转移人口的主力。工资收入和农业收入一样，成为很多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维持战争对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应对农村人口外流、征兵、离农等劳动力不足的压力，节约劳动型的机械、有机化肥在农业上逐渐普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然而，这些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的努力，不能弥补战争整体上对农地利用生产力的破坏。战时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综合生产指数由1942年的100下降到1945年的60[49]，农业发展进入低迷期。战争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虽然有重工业发展的推动，但城市化率却并未沿着原来的趋势发展。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其城市化率后退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如图2-4所示。该时期，工业化的重工业趋向，使其并未带动农业的发展；战争也削弱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农地利用受到劳动力流失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并非由城市化引起。需要强调的是，此时工厂的分布模式和农户兼业的兴起对日本战后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短暂的时间内，日本社会经济实现了恢复和调整，步入经济发展的腾飞期[50]。1950—1975年，日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迅速地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37.7%上升至1975年的75.7%。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也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要从战后农地制度的改革说起。从1945年《农地改革纲要》（第一次农地改革方案）到1946年《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法案》和《农地调整法改正案》（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以低价转让给佃农的方式释放的农地所有权，其预定面积从90万公顷（占所有租佃地的38%）增加到200万公顷（占80%）。日本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使超过600万的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制度改革之后，以农地为生产手段的小规模自耕农（初期经营面积3公顷以下）成为日本农民的主要阶层和农业劳动力的基础供给者，如表2-5所示[51]。农地制度改革为战后经济的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自耕农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以次子、三子和女儿为核心的、富有潜力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52]，使战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日本经济飞速增长所依靠的农村劳动力，其转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离村离农的永久性转移，到1965年逐渐转变为在村通勤型的“半转移”方式。这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逐步向郊区和农村周边转移密切相关，为农户提供了大量的兼业机会。农户兼业在平衡日本工农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3]。这一转移过程中，自耕农阶层产生了分化，农地的自由流转使得农户经营规模随着劳动力的变化适度扩大。自耕农投入到提高农地生产力和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的活动中，日本农业生产走上现代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农户兼业在日本农村社会经济中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农户兼业既满足了农业的劳动力需求，又满足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需求。这一阶段，城市化和农地利用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

1975年之后，日本的城市化逐渐进入稳定期，城市化和农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的负面影响显现。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农村老龄化，尤其是以山区、丘陵等为代表的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土地荒废的现象。而且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城市土地价格攀升迫使很多工厂迁移到农村寻找价格相对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农村出现了就地城市化的现象。但是，兼业的发展使农户收入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家庭收入水平，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然而，兼业的负面作用在于使得很多零散、小规模经营的农户留在了农村，在其保有土地的情况下，不利于农业机械化规模经济的发挥。在规模经营和非规模经营效益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兼业农户逐渐发现出租自身的土地给农业大户，对专业兼业的方式更有利。而农业大户也意识到，以租用的形式从零散农户那里租赁土地，扩大自身经营规模的方式也更有利[54]。农户之间土地流转日益增多，兼业农户逐渐成为仅保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机械化综合生产体系的确立，与土地整理带来的田块大规模化和集中化相结合，促进了农民阶层的分化，出现农业大户和兼业农户两极化的现象[55]。该阶段，城市化转变为以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就业转移为主要特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减缓，农村人口减少对农地利用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土地流转下的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经营所内部化。

战后日本农地利用与制度变革，及其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对我国的启示在于：①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必然发生的，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制度支撑。农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明晰稳定的产权制度，解放剩余农村劳动力，从而形成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这充分证实了我国当前农地确权颁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然而农地确权颁证工作一直滞后，使得资本进入农地困难重重，限制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同步推进。②日本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经历了以“离村离农为主的永久性转移”到以“驻村离农为主的兼业性转移”、从“异地城市化”到“就地城市化”的转变。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工厂的引进，使农民兼业机会增多，一方面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工农收入差距，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这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和工业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城乡割裂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户具有“以半离村半离农为主的转移”特征，加上我国农村人口的规模庞大，这种城镇化模式对农户家庭、村落、社会、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城市土地价格高昂和劳动力成本飞升，有没有可能在交通网络和集装箱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积极发展乡镇和村镇工业，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③“小农经营方式”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并不矛盾。日本在小农经营模式下，依靠现代化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完成了农业现代化。日本人多地少，这和我国农地的基本国情类似。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和兼业农户成为普遍情况的条件下，日本通过土地自由流转实现了农地机械化经营的规模经济，促进了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农地“自立经营”。而且英美国家的经验也表明，自耕农\ 家庭农场经营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对我国在因家庭联产承包制而极度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下，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路径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启示，对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弱势地位的我国农业发展、对滞后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我国农村发展和农地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 巴西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分析

巴西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56]，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五位。作为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57]的成员国之一，巴西也是较早实现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类似，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猛发展，并很快超过英美，城市化率在2015年达到85.7%。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巴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伴随着滞后的农业发展和不当的农业现代化模式，造成农业人口被过早地挤出农业生产、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社会发展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尴尬局面，而且一度步入“拉美陷阱”的困局。这种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的畸形关系，其根源在于巴西的农地利用制度——大地产制，土地过度集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农地利用过度单一化，造成了不当的农地利用模式。巴西农地利用的这一教训对我国当前大力倡导的农地规模经营，以及大力推进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性。此外，在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转移的动力也为本书分析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地区的城镇化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巴西在1500年被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Cabral,P.A.）发现之后，很快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并且由其作为宗主国进行了长达300年的统治[58]。巴西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畸形关系的根源——大地产制，正是发源于这一时期。巴西承袭了葡萄牙土地分封制这一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而且，在土地制度形成之初，其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并不明显。整个农业是以蔗糖、咖啡等初级经济农作物的出口作为发展导向。土地大规模占有成为统治阶层通往财富的主要渠道。这种以大规模土地集中和占有为特征的大地产制，在巴西1822年以非暴力形式完成独立，1888年废除奴隶制等社会重大变革之后，并没有得以瓦解，反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制度改革，在巴西并没有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发挥制度变迁的力量，这与英、美、日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制度的彻底变革以及社会经济因此而获得制度推动力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尤其是19世纪，劳动力短缺一直伴随着巴西农地利用[59]。欧洲移民以及非洲奴隶成为巴西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也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农业出口的需要使沿海以及靠近农作物产区的城市得以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和交易中心。随后，矿产开发的推动使得城市发展向内陆转移，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些小城镇的发展。巴西城市的这些发展，主要表现为其贸易和政治功能的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巴西未来城市化的分布。这一时期形成的土地制度、依赖农产品、工业原材料出口的经济背景，对巴西后来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起了重要作用。

巴西的城市化起始于19世纪末期。咖啡经济的兴起，推动了巴西城市发展向经济中心的转变，中心城市与小城镇的职能得到进一步发展[60]。1888年，奴隶制被废除之后，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大量涌入的欧洲移民，带动了巴西城市化进程的起步。这一点，巴西具有与美国相似的特征，即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多数国家被卷入战争。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其对巴西的咖啡、蔗糖、橡胶等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其对巴西原本主要依赖进口的基础消费品的供给减少，使巴西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61]。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巴西的咖啡经济、蔗糖经济等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削弱了农业出口的经济地位，使巴西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析出的农村劳动力以及欧洲移民流入城市，带动了巴西的经济复苏和城市化发展。1933—1939年，巴西的经济保持8.7%的年均增长率，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则达到13.4%[62]。城市化率也开始增加，到1940年达到26.35%，接近30%的纳瑟姆曲线拐点，如图2-5所示。

1940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的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城市化也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巴西迅速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城市化率也在1964年达到50.1%，比重首次超过农村。到2015年则达到85.7%，达到和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巴西的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而农地制度在这一进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巴西出口导向性的农业，使农地的种植更加向咖啡、大豆等经济作物倾斜，粮食则主要依靠进口。这种更加专业的农业发展结构虽然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却使农地利用越来越单一化，而且使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大量的雇用农越来越难维持生计，被迫离开农村。可以说，大地产制对巴西城市化的迅速提高起了正向的推动作用。然而，与英、美、日国家农地制度改革产生大量自然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支撑不同，巴西的农地制度则产生了大量被迫离开农村的劳动力，这种城市化是过度的城市化，超过了工业和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63]。这些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超过了城市的容纳力，使巴西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Fevela）[64]。巴西也进行了无数次改革大地产制的尝试。仅1947—1962年，各种政治力量曾提出45个关于土地改革的提案[65]。然而，改革遇到了来自统治阶级内部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层层阻力。很多相关提案不能通过。通过的提案（如1964年颁布的《土地章程》）在执行中也大打折扣而不能有效地实施。因此，大地产制仍然存在，而且农地集中的现象进一步加剧。2003年，43.67%的农地被1.61%的农户占有，而58.10%的农户仅占有6.33%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贫富差距悬殊，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农户处于赤贫状态。而正是贫穷，推动了巴西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城市化[66]。

巴西农地利用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技术和资本的限制，农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靠开发未利用土地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20世纪70年代之后，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使农业现代化得到快速发展，加上巴西原本土地规模化程度就较高，有利于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目前，巴西已经具备了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但农业现代化并未能改善巴西农村贫穷和落后的状况：一方面农地利用专业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很多农民失去了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了农地规模的集中，在规模经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被迫放弃农地[68]。因此，在土地制度未能科学安排的情况下，农业现代化反而不利于农村发展，甚至造成农村衰落和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转出农业、进入城市的意愿非常强烈。而且，这种流动的特征属于单向型，一旦进入城市就不可能回流。在社会保障尚未完善和经济吸纳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贫民窟大量涌现，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内卷化”特征的社会难题。由于农村长久的贫困，贫民窟的条件稍微改善，马上就有很多新的农民涌入，进入恶性循环发展并逐渐成为巴西社会发展的顽疾。此外，农村的贫困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使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少而单一，而且农村不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充裕的粮食、原料等，导致巴西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较弱，从而使巴西的经济进入“拉美陷阱”。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基本上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和教育水平，工业化的吸纳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多数进入第三产业或非正规部门就业。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方面，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关系在地区之间呈现很大的差异，农地生产效率在有的地方提高了，在有的地方却降低了，甚至出现土地闲置的情况[69]。

从巴西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①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农业的支撑，并且只有在合适的农地制度安排下，三者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离开农业支撑与农村充分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也能进入快速发展的进程，但却是不健康的、充满社会矛盾的发展。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重新审视和定位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大力促进农业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基于农业充分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健康化、协调化进程。此外，还需要非常重视农地制度改革的作用，不断地调整政策来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的需求。②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带动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的充分条件，在农地高度集中，农民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农村的衰落、农民的日益贫困。我国的农业生产属于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以小农经营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地利用规模化程度较低、成本较高，而且农业生产还具有一定的自给自足性，商业化程度低。农村土地对农民具有重要的社保功能。因此，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的制度改革，需要非常注意推进的方式，不能剥夺农地作为农民城乡两栖的保障作用权利。③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既可是来自城市的“拉力”，也可能是来自农村的“推力”。一些地区可能并不存在“刘易斯拐点”，不存在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短缺状态的转换，是农村的贫穷、农民地位的低下，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宁愿住在贫民窟里，也不愿回到农村可以看出来自农村的推力对巴西城市化的重要推动作用。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可能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却可能很庞大。巴西的教训对我们认识城镇化动力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④巴西贫民窟是在农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其中，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是催生城市贫民窟的主要原因。因此，城市化与农地利用的良性循环需要土地制度的支撑。这种大地产制与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家庭生产和小农经营的农地制度支撑，才使得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即使放开城市户籍，也不会出现大批贫民窟的情况。因为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对农地交易的限制下和城市生活高成本的压力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经营方式，对农村家庭提供了生活和就业的基本保障，从而决定了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不彻底性和双向性，不会出现大批贫民窟的情况。⑤农业现代化和农地利用效率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需要各种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农地利用过度的专业化和单一化，可能有利于规模化和机械化经营，但如果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造成了农地的闲置，农业现代化此时是失灵的，农地利用的效率反而可能是降低的。因此，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发展/农地利用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需要基于一定的条件。由此引发本书对我国提高农地利用的效率路径的深思，我国需探索一条适合本国的、与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相互促进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五 国外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关系小结

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关系可谓错综复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国家之间在城市化和农地利用的关系方面既存在共性，又因本身特点、发展阶段的不同存在差异性。一般认为，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业发展和逐步现代化作为支撑，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又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和现代化。英、美、日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进程也证实了这一传统论点。然而，随着国家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上依靠本国农业提供粮食、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来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城市化发展可能伴随着农业的衰落和农村的贫困。当农产品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的情况下，城市可以依靠进口来解决居民生存问题，从而使本国的农业更加衰落。事实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衰落和农村的贫困迫使农村人口过度转移，带来快速的城市化，超过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吸纳能力，产生大量的贫困城市。农村人口过度流失也使农业现代化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高的机制失灵。当然，后一种情况只是部分国家出现的现象，或者是一个国家部分地区的问题。总之，对国外城市化进程与农地利用及其制度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梳理我国的城镇化与农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比英、美、日、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和农地利用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初步的判断[70]。

（一）城市化与农地利用关系的发展需要与本国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协调

农地利用在城市化早期的作用主要是城市化起步的推动力，而工业化是推动二者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英、美、日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在相对正面的农地制度改革下起步的，并在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化需求结合的情况下加速发展。英国虽然在城市化水平处于10%以下时的发展受圈地运动的推动，但工业化为其完成从10%到30%的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巴西则比较特殊，属于农地利用规模集中和农地生产资料分配失衡在这种负面农地制度推动下的城市化起步。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需要与农地利用规模经营、现代化发展逐步协调。在城市化早于农地规模经营，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不能被技术、机械替代，则农地利用效率就会降低，农业发展受到影响。农地规模经营早于城市化，即农地集中早于城市化的情况下，农村尚存在大量的人口，而农地集中使农村财富分配不均，农民产生分化，超过农村社会的承受能力后，农村人口就会大规模流失，产生过度的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也会在一些地区失去意义。而后者正是巴西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英国、美国、日本的农地利用规模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则是总体上经历了由“过度集中—分散—适度集中”的逐步调整过程，农地利用效率也实现了总体的提高。

（二）城市化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时空差异性

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这意味着对农地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发生了变化。在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受到要素替代关系作用的影响。英、美、日和巴西的农地利用，在城市化进程中，都注意了农业技术、机械、肥料等的调整，前三者更是注重了农业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调整，使要素替代关系得以发挥，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充分转移，并且弥补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

（三）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城市的“吸力”和农村的“推力”

英国早期的城市化发展和巴西的城市化进程都表明了农村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性在于，即使城市不存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吸力时，农村人口依然不会选择留在农村，而是流向城市。传统的城市化动力观点认为，城市的吸力促使农村剩余人口来到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农村的推力则是处于从属地位[71]。本书的梳理则表明，来自农村的推力——农村的贫困和农业的衰落，也会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四）科学的农地制度安排对促进城市化和农地利用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英、美、日国家的城市化与农地利用的关系都表明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调适农地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农地制度安排是促进城市化与农地利用关系发展与本国历史发展阶段相协调的基本制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农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制度保障。而且，科学的农地制度安排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意义。巴西的教训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科学安排农地制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