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关注宋史

一元明清人眼中的宋代历史

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辽、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后，历经数朝诏修三史，却迟迟未能成书。除有经费问题、旧史多阙佚、史才不足等原因外，主要是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朝为正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丞相脱脱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遂使修纂辽、金、宋三史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观念，这也为明朝掀起重修宋史和研究宋史高潮，埋下了伏笔。

元朝史臣的《进宋史表》对有宋一代历史从两个方面做了基本评价。一方面是对程朱理学做了高度的肯定。所谓“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元史臣还在《宋史》道学传的序言中直陈：“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1315年，元代第一次开科取士，元统治者要求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科书，明清时代延续了这种模式。另一方面，元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元朝人刘岳申对此解释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刘岳申《申斋集》卷十五《策问三史》）元朝史臣对宋代历史的盖棺大致影响了明清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

《宋史》修纂成书没有几年，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明代对于宋代历史的认知除了继承《宋史》的看法以外，又有新的动向。其一，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汉族王朝，因而明统治者在承认华夏民族“天下一统”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加之元史臣仓促修宋史，使得《宋史》内容繁芜，颇受史家赀议，因而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据研究，有明一代，受社会政治、民族关系以及学术思潮衍变的影响，宋史研究空前高涨，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其二，与元统治者相同，朱元璋亦以程朱之学为明朝的统治思想，多次诏示天下士人“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因此科举、教育与经学进一步紧密结合，理学（道学）思想影响到明代的政坛、风俗、礼制的方方面面。其三，明朝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譬如，对宋词的成就有“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的高度赞扬；散文有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定评；诗歌有“宗唐崇宋”的不易之论；绘画则是由宋代士夫画至明代发展成为文人画等。其四，南宋时人郑樵和文天祥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以及“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等现象看到唐宋之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编撰《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势看到宋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他说：

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陈邦瞻指出宋的变革既不类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类以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因而宋三百年的文治主要表现在社会内部的稳定上，“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陈邦瞻还以为由宋代开启的历史变革至明朝仍然处在继续发展的阶段，“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陈邦瞻的这一看法得到编撰《宋元通鉴》的薛应旂的赞同：“回视宋元，世代不远，人情物态，大都相类。”

“宋学”一词在元明时代的含义大致包括宋朝的学术、文学和艺术，即所谓“凡百王诗书、礼乐相沿以为轨则者”。至明朝后期才将宋学特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治经方法至明末已入穷途，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清初统治者亦有意提倡理学。随着乾嘉考据学兴起，汉学与宋学之争成为清朝学界的一大景观。清统治者以文字狱等手段相逼，又以高官厚禄相诱，于是以考证方法读经发展成为学术主流，代替了以言心言性为主之宋学的传统地位。

清代对宋朝的积弱多所批评。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也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为王安石《周官新义》的提要说：“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评议宋的积弱：“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

二宋代近世说的“近世”指向

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

先看域外学者。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年）首先提出来的。1922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他的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内藤以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内藤提出的假说在“二战”结束前，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影响都不大，“二战”结束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20世纪下半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内藤湖南的学生发展宋代近世说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二是1950年10月，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近世》，宫崎在此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事，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两个突出共同点：（1）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颓，社会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学代兴；（2）城市和商业兴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农业社会。宫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2005年第11卷）

内藤的宋代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还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的，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

所以说要区分“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说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

当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将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奉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进行的东西比较一旦流于牵强，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乱的后果。美国学界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

尽管日本从晚清现实和西方近代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宋代历史的观点有附会之嫌，但是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对国际宋史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则是不容否认的，而且日美欧学者对宋代的历史地位均做出了很高评价。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日本学界对宋代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

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国史》第四册《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写道：“宋代中国在商品化与消费，在财政金融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其强大的信用市场和纸币制度的创立，在交通（马车、客船和配备有尾舵和水密舱的驳船）的发达程度，在陶瓷生产、铜铁矿的开采、纸张的生产、高品质的印刷和出版，以及在机械标准化和技术术语（这是进行高效及有利可图的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先决条件）等方面都走在了中世纪欧洲的前面。水车可以驱动杵槌，可以用来对水田进行灌溉，可以碾磨谷物以及对做工业用途的材料进行磨压。通过中亚一直连接到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路线和传播交流网络（在19世纪时被称为‘丝绸之路’）使中国的技术传播到了欧洲，而欧洲则在数个世纪后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期间，对东方的思想进行了仿制、吸收和改进。”不特如此，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激发之下，开始把宋代看作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维各个方面都有广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面貌。

再看国内学者的看法。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待宋代历史文化与他们所处近世（晚清社会）的关联，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里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宋辽金史》总论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几乎无一不与之相缘，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辽金史，实为治近代史之始基”。这些前贤的论述与前揭陈邦瞻、薛应旂的观点一脉相承，显然明清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虽然与日本学界的宋代近世说在时间概念上有相似处，但是与日本学界将中国近世的发展比附西方文明进程有本质的不同。也大致是这个原因，才有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从上述可知，中外学者在19世纪之交都把宋代历史看作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尽管所持的方法和视角不尽相同，但是观察晚清社会的诸多历史和现实特征都主要源自宋代则是殊途同归，只是其后日美学者偏向诸如城市、市镇、经济、交通、印刷、社会结构等方面宋至晚清的源流变化；而中国学者则主要总结了宋代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人心礼俗对晚清社会的形塑作用。

三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吗?

如前所述，当“二战”以后，日本有关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风靡美欧学界之时，却在中国本土遭到冷遇，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作的讨论论著。2006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更是未见大陆地区论著索引中有唐宋变革的条目。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以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20世纪前半叶内藤湖南的假说尚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加之中日民族矛盾空前高涨，而内藤的假说带有殖民色彩，故很难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二是当内藤的学生将宋代近世假说丰富系统化后发展总结为“唐宋变革论”之际，中日分处东西方“冷战”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不可能使中国大陆学者关注日本的唐宋变革论。

与日美欧学界对宋代历史高度评价相反的是，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呈现批评、贬抑为主的态势，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宋朝冠以“积贫积弱”。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 “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民国时期，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元明清人的议论概括为“积贫”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第一次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由于《国史大纲》和《中国史纲要》是大、中学教材，因而影响极大，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把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开始，即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五个社会形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宋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其落后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这两方面的认知，国内学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画等号。

那么怎样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得到一定的舒缓，南宋以后则一直是为摆脱财政危机苦苦挣扎，而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则是宋代财政史研究者取得的较大共识。“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客户，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部曲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汉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对于“积弱”说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目前学界公认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蒙古、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释。我个人以为若从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对于辽、西夏、金、蒙古、元的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发生在宋朝的主动进攻战上，而从防御战的角度来看，宋大多数时间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元的进攻，则宋军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如宋夏平夏城之战，宋金太原之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郾城之战、采石之战，宋蒙古钓鱼城之战，等等，因而应当改变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见。既然宋人能打仗，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我个人以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由于政治腐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金灭北宋和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特别是1273年后的元灭南宋战役，基本同属于击溃战，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蒙古、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必须指出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

那么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呢?这大致也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社会的价值取向有了与汉唐迥然相异的变化，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的世风所取代，北宋后期汪洙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说是对宋太宗以来形成的时代价值取向最为恰当的描述，因而宋朝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鉴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过去总结的“重文轻武”，宋朝重文是实，但并不轻武，宋的国防开支自宋仁宗以后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宋朝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朝的国策，即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养兵数十万乃至百万，募兵制下的养兵既不同于汉唐的兵役，也不同于现代的雇佣兵，宋朝人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骑兵部队。基于这四点，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族所建中原王朝放弃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国策的标志。由此逐渐形成“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等军政国策，故其武力一直积弱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可见，宋朝的积弱不仅仅是军事能力强弱、国势强弱的问题，而是带有多种综合历史因素的问题。

四 21世纪之交以来对宋代历史的新评价

世纪之交，日本、美欧都已有了充分讨论和基本定论的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却突然受到极大关注，一时间学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但是仔细观察国内学界所热衷的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只有少数学者从日美学界讨论的定义、范畴、范围讨论宋代问题，而大多数人，都是借用日本学界为宋代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国近世开端”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

那么为何在世纪之交以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民族历史地位的评价或者说对文明盛衰的评断，往往与国家的现实强盛与否分不开。20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国地位评判的缩影。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在反思中国被侵略欺凌的原因时，从反思船坚炮利、政治制度不如列强直至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因而20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面忽略，而特别强调宋朝“武备不振”“积弱”不强的一面，则不能不是仁人志士们主张与传统决裂，认为只有与传统决裂，才能救中国的时代反思在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折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进入21世纪，国际上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国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突出，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凸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国内研究宋代问题的学者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而日美欧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诸如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等，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充斥着各类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论著中。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热点话题的重要背景。

在公元960到1279年320年中形成的宋代历史内容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磨灭而固化的记忆，但不同时期研究宋代历史的人根据现实关怀和理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在变，从这个层面而言，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在不断地变化中，宋代历史的魅力也因之会持续存在。

（原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20日14版《史学》，有删节，此次收录回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