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

对存在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我把它归纳为四点：粗放、滞后、无序和危机。党的十八大以后，虽然上述问题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但仍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1.粗放

所谓粗放指的是经济增长模式长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无非两种类型——集约型和粗放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表现形式为“三高一低”。“三高”一是高投入，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直到2015年才实现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以消费为主拉动的转折，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达66.4 % [10]。二是高消耗，2015年我国单位 GDP 用水量和能耗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和2.5倍[11]。三是高排放，尽管在减排上我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直到今天我国单位GDP的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排放强度仍然很高。“一低”即低效益，毋庸置疑，有“三高”必有“一低”。低效益就是效益不好，效益好与不好要由两点来衡量，一是投入与产出之比，能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就叫效益好，否则就叫效益不好。这一点我们自己与自己比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发达国家比则仍有差距。二是产品的市场转化率，转化率越高效益就越好，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无人问津，全堆在仓库里，效益就不好，就会亏损。关于库存率国际上有一个5%的标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库存的东西要控制在当年GDP总量的5 %以内，否则效益就会出问题。我国的库存率一度大大地超出了这个标准，否则供给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也不会把去库存当成重要任务之一。2016年10月曾有媒体报道，我国仅住房一项库存便达120亿平方米，可住4亿人[12]。库存之状况与产能过剩当然是内在关联的，背后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怵目惊心。以“三高一低”为表现形式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原因很多，其中至少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结构不佳——产业结构不佳；第二个原因是能力不强——产业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所以要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在调整结构、提升能力上下功夫。

2.滞后

所谓滞后指的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显得相对滞后。

至少表现在贫富分化加剧、地区间差距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加深以及民生状态有忧四个方面。

①贫富分化加剧

首先，从基尼系数上来说明。基尼系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性，基尼系数0.4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线，0.6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危险线。我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 20世纪80年代为0.28, 1995年为0.38, 2000年为0.42，一路攀升并越过警戒线。进入21世纪，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03年至2015年的13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0.479, 2004年0.473, 2005年0.485, 2006年0.487, 2007年0.484, 2008年0.491, 2009年0.490, 2010年0.481, 2011年0.477, 2012年0.474, 2013年0.473, 2014年0.469, 2015年0.462[13]。从数据可见，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逐步提升的，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逐年降低，2015年已下降到0.462，但仍然超过0.4的警戒线。下面是2012年部分国家基尼系数（%）的一览表（见下页表）。

一览表列出了基尼系数超过40的24个国家，其中既有低收入国家，如海地、乌干达、刚果，也有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国家，也有高收入国家，如美国。如果将我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与一览表相比较，我国在一览表国家中排第十，在世界上属于基尼系数较高国家。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以2010年为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81，而由西南财经大学甘黎教授主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的数据则为0.61。

另据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一份数据报告称，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两个数字之比，中国为10.7倍，美国为8.4倍，俄罗斯为4.5倍，印度为4.9倍，日本为3.4倍。

其次，从金融资产的占有上来说明。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手持现金、有价证券等。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2013年5月13日发布的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是银行存款，占比高达75.25%，而家庭存款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占全年储蓄总额的74.9%。另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称，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1%左右。[14]

当我国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党中央、国务院就一直强调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严重的贫富分化便是一个大大的陷阱，再加上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动荡等，就会导致经济畸形、徘徊不前或衰退。中等收入陷阱曾在拉美一些国家表现得十分典型，故又被称为拉美陷阱。韩少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十月》2016年第2期上，名为“守住秘密的舞蹈”，用生动而又深刻的笔调对拉美国家现代都市中的贫民窟及贫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描写，对这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了反思，特录两段，与大家分享。

我们由轻轨转乘缆车，很快就腾空而起，越过屋顶和市区，进入了麦德林楼群天际线的那一边，恍若天塌地陷，轰的一声，浩如烟海的棚户区突然在眼前炸开，顺着山坡呼啦啦狂泻而下，放大成脚底下清晰可见的贫民窟，一窝又一窝，一堆又一堆，一片又一片，似乎永无尽头，永无尽头。砖头压住的铁皮棚盖，偏偏欲倒的杂货店，戏耍街头的泥娃子，扭成乱麻的墙头电线，三五成群的无业者，还有随处可见的污水与垃圾……梅斯蒂索（混血群体）的妖娆脸型和挺拔身姿，就是高鼻、鬈发、翘臀、长腿的那种，出入这一片垃圾场，注解了欧洲血脉的另一种命运，足以让许多中国人恍惚莫名，也惊讶不已。

据联合国机构估计，超过1/4的拉美城市居民住在这种建筑的“矮丛林”，构成了包围一座座城市的贫困海洋，其中以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的巨大规模最为壮观。照理说，巴西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强国被许多拉美人一直视为“次等帝国主义”，二鬼子似的角色，够风光的，够牛气的，它们尚且如此，麦德林这一角又算得了什么？连阿根廷这个“二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十强之一，拉美的白富美和高大帅，也野蛮的逆生长，从一个发达国家一路打拼成发展中国家，一度下探年人均产值2000多美元（2002），麦德林又能怎样？

显而易见的是，失败的农业政策抛出了失地农民大潮，虚弱的工业体系又无法将其吸纳，只能把他们冷冷地阻挡在此。各种相关改革半途而废。说好的“涓滴效应”并未显灵，利润并未自动得到扩散和分享，至少未能越过城市群楼的天际线。都市资产阶级这匹小马，还未发育就已经衰老，怎么也拉不动贫民窟郊区这辆大车……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最先用来描述拉美的流行概念，这种含糊的说法常把板子打在穷国自己身上，只说其一不说其二，似乎并未揭破事情的最大真相。很多拉美人不会忘记，获过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自豪地宣告“我拿到了运河”！引来美国听众们的如潮欢呼。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大哥伦比亚，实现了巴拿马的分离，获得了一条连接两大洋的战略通道，作为对受害国的补偿，美国只是支付了2500万美元……[15]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拉美的教训是惨痛的，拉美的教训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加以认真吸取的。

②地区间差距拉大

首先，从宏观上看。在宏观上，我国将地区划分为四大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10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6个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个省市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3个省，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宏观上的地区差距在拉大主要指东部与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尤其是与西部的差距在拉大。为说明这一点，我们提供如下几组数据。2015年，全国GDP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的省份共4个，分别是广东7.28万亿人民币，江苏7.06万亿人民币，山东6.3万亿人民币，浙江4.3万亿人民币，全在东部。2015年全国GDP排名后10位的省区，一个在东北（吉林），一个在东部（海南），一个在中部（山西）, 7个在西部，排在最后三位的均在西部——西藏、青海和宁夏，GDP加在一起0.63万亿人民币，还不到广东和江苏的一成。2015年全国有10个省市区人均GDP过了6万多人民币或1万美元，一个在西部（内蒙古），一个在东北（辽宁）, 8个在东部，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和山东，而排在最后三位的甘肃、云南和贵州分别为2.99万人民币，2.91万人民币和2.6万人民币，均不到上述10个省市区的1/2。2015年，全国有10个城市的GDP达万亿人民币，西部2个（成都和重庆），中部1个（武汉），其他全在东部，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苏州和杭州，如果除去直辖市，2015年GDP 排前10名的城市中，一个在西部（成都），两个在中部（武汉和长沙），其他7个在东部，分别是广州、深圳、苏州、杭州、南京、青岛和无锡。再补充两个数据，2014年东部国土经济密度分别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2.81倍、18.80倍和5.34倍；2014年，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1.75倍、1.79倍和1.28倍[16]。

其次，从中观上看。以湖南省为例。2015年湖南省GDP为2.9万亿元，人均GDP为4.31万元。GDP排名前三位的市是长沙、岳阳和常德，分别为0.85万亿元、0.29万亿元和0.27万亿元，三市加在一起为1.41万亿元，占全省14个市州近半壁江山，排名第一的长沙占全省近1/3，而排名倒数后三位的邵阳、湘西州和张家界GDP 加在一起为0.23万亿元，仅为长沙市的27.4%。人均GDP只有5个市达4.31万元以上，长沙市人均GDP为11.64万元，而人均GDP排名最后的湘西州为1.89万元，仅为长沙市的16%左右。不妨再做一个动态比较：2005年长沙市GDP占全省23.4%, 2013年长沙市GDP占全省26.1%, 2015年长沙市GDP占全省近30%; 2013年长沙、岳阳、常德 GDP 之和占全省43.4%, 2015年占全省近50%。如此一比较，地区差距在扩大的情况就更加清楚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便体现在地区差距拉大上，上面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还体现在社会发展上，例如教育发展上。在“双一流大学”建设实施之前，“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被视为中国优质高等教育的代名词，它们的区域分布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据统计数据，在39所“985工程院校”和112所“211工程大学”中，东部地区“985工程院校”和“211工程院校”分别为26所和71所，占比分别为66.7%和63.4%；中部分别为6所和17所，占比分别为15.4%和15.2%；西部分别为7所和24所，占比分别为17.9%和21.4%，呈现东部密集，中西部稀疏格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高等教育如此，基础教育亦如此。从基础教育上学机会的均等性上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解决了适龄儿童有学上的问题，这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国不同地区的差距是很大的，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离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愿望还有很大差距。

③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加深

最能全面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发展情况的，其实并不是它的中心城市，而是乡村，对中国而言，不是它的一线城市，也不是它的二线城市……而是它中西部的乡村。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一大批城市已堪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比肩，虽然乡村也在变化，甚至一些地方的乡村变化很大，但与城市变化的日新月异相比较，广大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广大乡村的变化显得十分缓慢和苍白。君不见，一切积极的资源要素都在向城市流动，农村连青壮劳动力都日益稀缺，在很多地方剩下的只有老人和残疾人。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农村的空壳化问题严重，这种空壳化，既表现为产业空壳化，也表现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龄化和居民非农化等现象[17]。一边是城市的大厦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一边是乡村的人去屋空、冷清败落，农村生活难、农民务农穷、农业十分脆弱依然是我国三农的现实写照。

以上所述都是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碰到的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追问：谁在乡村？为谁振兴？谁去振兴？如何振兴？振兴哪些乡村？这些问题不搞清，简单地经济投入是不会产生预期结果的。[18]

我国不平衡的发展亦体现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们的目标，但却任重道远。仅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便可证明这一点。

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一年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虽由上年的2.73下降为2.72，但仍然很不平衡。

2016年在统计的28个省份中，有9个省份的城乡收入比大于2.72的全国平均水平，这9个省份都在西部，尤其是贵州、云南、青海和陕西的城乡收入比超过了3，贵州为3.31，全国之最。数据还显示，全国有6个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足1万元，分别是贵州、青海、云南、西藏、陕西和宁夏。与西部比，中、东部城乡人均收入的不平衡要小很多，最小的是浙江，但也达2.07。[19]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居高不下，2001年为2.90 ∶1，从2002年起直到2013年平均在2倍以上[20]，把时间跨度再拉大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1.86∶1扩大到2015年的2.73∶1[21]。

④民生状态堪忧

所谓民生状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福利实现的状况。这里涉及两大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即每个人能够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底线问题以及和它相关的生计来源问题，生计来源问题对于城乡居民而言分别主要指就业问题和土地问题。其次是生活质量问题，包括衣食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高度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发展民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国的民生状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民生状态堪忧，他们中不少人的生存与生活艰难，不但温饱难、出行难、看病难、养老难，甚至连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放心的水、呼吸上无害的空气都难，这种难，那种难，真是处处难、百般难。举几个例子吧。首先温饱难，2015年时我国尚有7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城市的低保人口亦在2000万左右。其次出行难，出行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交通拥堵，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和节假日时，我想很多的中国百姓都有被拥堵在路上的感受，真能把人急死，把人憋死。再次住房难，这些年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房地产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住房问题尤其突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比得上中国人更关注住房问题。由于商品房房价上涨很快，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买不起房，再加上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需缺口较大，城市里蚁居和蜗居现象越来越普遍，俗话说得好，安居乐业，可是很多人连宜居的安身之处都没有。最后看病难，有人把中国的看病难归纳为三难，一是难在心仪的医院排队挂号；二是难在医务人员的脸色不好看；三是难在费用太高。正因为如此，有数据显示，中国有近50%的居民有病不就医，近30%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

3.无序

所谓无序即在精神与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

表现形式有很多，在这里我们举出两个方面的表现。

①浮躁。浮躁作为一种个人心理表现为心神不宁、焦灼不安、盲动冒险、做事无恒心、见异思迁、总想投机取巧，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则表现为目光短视、急功近利，做事求一蹴而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全盘考虑；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缺乏长远打算。多少年中中国不仅商界浮躁、政界浮躁，而且教育与学术界也浮躁，全民浮躁。有人调侃，中国何止一个浮躁，还有浮夸——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浮肿——机构不断膨胀，所以才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精简机构；浮华——讲排场、讲规格、讲档次，炫富比阔，铺张浪费渐成风气，针对于此才有前些年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四风”的整治，“四风”之中便有两风——享乐主义之风和奢靡之风与浮华直接相关。

②腐败。关于腐败的案例不断地被媒体报道，打老虎拍苍蝇，下至村党支部书记，上至政治局常委，官位越来越高、类型越来越全、金额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五花八门、举不胜举。关于腐败这里我讲六个观点：

一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便为腐败。这是对腐败的定性。腐败虽有程度不同——违纪、违法和犯罪，但只要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可统统定性为腐败。公共权力不仅涉及行政权力，也涉及学术权力，为了预防腐败，不但要规范行政权力，而且要规范学术权力，两种权力都必须在阳光下运行。

二是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为什么是一定而非是可能？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人不是神，人性是有弱点的；第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刺激多多、诱惑多多，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三是不合理的审批程序是腐败之源。不合理的审批程序为审批者提供了寻租的温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所以将下放与简化行政审批权力与程序视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道理就在这里。

四是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谓吏治的腐败就是买官卖官。有买官者必存卖官者，反之亦然。要跑官，因为卖官者不会主动上门服务，“资源”稀缺并带有垄断性，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以前有一个段子“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入木三分。后来有人对这个段子做了补充性说明，他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一个“跑”字，左为足，右为包，意指跑的时候得带上包，至于包里装的是什么，天知道！但对于结果至关重要。送金还是送银，提拔重用的速度快慢与岗位选择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五是学术的腐败是最后的腐败。学术高尚而神圣，本应一方净土，然而却也在不断地被侵蚀与玷污，在我们的学者队伍中不少人把学术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骗取挪用科研教学经费者有之，考试命题、项目审核、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成果鉴定、学位答辩中权钱、权色交易者有之……如果一个国家连学术都腐败了，恐怕就没有干净之地了。

六是反腐败要依法依规。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即腐败可恶，反腐败天经地义，但反腐败也不能不择手段。例如，有些人超越于法规之外，通过擅自采用跟踪、窃听、录音、偷拍等手段侵犯他人隐私的方式获取“腐败者”之腐败的证据就是如此。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法治的藐视。诸如此类的做法绝对不能姑息，更不能拍手称快、推波助澜，否则便会陷入“霍布斯丛林”，导致人人自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以恶制恶会导致更大更普遍的恶。

党的十九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反腐败还在路上！中国的反腐败如何看？中国的反腐败如何做到标本兼治？对这些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加以正确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反腐败的成败。

4.危机

所谓危机即自然生态开始出现危机。党的十七大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党的十八大指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代价过大到什么程度？约束加剧到什么程度？质言之，到了自然生态开始出现危机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州大地上从黄河断流、长江洪水、淮河污染、沙尘暴肆虐再到雾霾频发，无不在向我们发出生态危机形势严峻的警告，任其发展下去，将直接威胁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命脉，直接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安全。

黄河断流始于1972年，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河段。在1972年至1996年的25年间，黄河有19年出现河干断流，平均4年3次断流。从1987年后，黄河几乎连年出现断流，且断流时间月份不断提前，断流范围不断扩大，断流频次不断加快且历时越来越长。1996年黄河断流河长创历史之最，断流河长延至河南开封市以下的陈桥村附近，长度达683公里，山东境内几乎无水。1997年黄河断流历时创历史之最，达226天。李白诗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啊黄河，为何雄风不再！

继1931年和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之后，1998年长江又发生了一次全流域特大洪水，为世界瞩目。连续59多天居高不下的水位，洪峰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两岸的堤坝，造成部分主要围垸倒塌，给沿岸各省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事实上，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长江流域是小雨小涝，大雨大涝，流域内各地几乎年年抗洪。1998年长江洪水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降雨大是自然因素，同时亦与长江流域森林砍伐过量造成水土流失，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导致湖泊的洪水调蓄能力和河道行洪能力降低脱不了干系。[22]天灾加人祸，人祸甚于天灾。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流域的洪灾减少了，减轻了，这当然与三峡大坝的建成有关，但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例如中下游水流量大幅减少，干流与不少支流枯水期连创历史最低水位，得失利弊相权，如何评判？只能交给时间老人了！

我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约3万余条，被称大江大河的只有7条：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与珠江。淮河作为大江大河之一，流经河南、安徽、湖北、山东和江苏等省，全长1000公里，拥有120多条一级支流和470多条二级支流。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50多年前这首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歌，不但歌词充满诗意，而且旋律婉转优美，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至今我还能完整记住。经考证，歌词中的那条大河就是淮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沿淮膏腴，富甲天下。而就是这条淮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曾被全流域污染的大江大河。“淮”“坏”同音，每逢汛期它便脓血夹下，血就是洪水，脓就是污染。何谓全流域污染？顾名思义，指的便是彻头彻尾的污染。20世纪有一首民谣道出了淮河儿女心头之痛：“50年代淘米做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23]

1994年，由国务院牵头，启动了淮河流域水体污染治理工程。随后，1995年8月8日，国务院签发了江河流域污染治理的第一部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并于同年颁发了我国第一个流域污染治理规划——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九五”规划，于是一场以根治淮河污染为目标的2000年“淮河水体变清”行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淮河流域全面展开。结果如何？2004年7月20—27日，淮河流域突然暴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污染团如同硕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充斥河面，全长133公里，总量达到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向洪泽湖，同年同月的29日，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就这次污染在北京发表讲话，他说，淮河水资源利用高于50%，远远超过国际上内陆河流合理开发利用程度30%的平均水平，河道基本丧失生态基流，已不能简单称之为河流。枯水季节，死水一潭；洪水季节，毒浪滔天，近万座坝闸的修建导致河流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剧。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彻底改变，淮河几乎丧失了自净能力。从1994年至2004年，治淮10年，耗资数百亿不但未达预期，反而越治理污染越厉害，创下了污染治理之痒的空前尴尬[24]。淮河的污染与污染治理，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条河流污染容易，治理好难啊！

沙尘暴是沙暴与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由强风将地面大量沙尘物质吹起并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天气现象，是和大风、扬尘、浮尘现象并称的一种天气现象。

世界上有四大沙尘暴多发区，分别为北美、大洋洲、中亚和中东地区。我国有两大沙尘暴多发区，一个是西北地区，主要集中在三片，即塔里木盆地周边，吐鲁番—哈密盆地经河西走廊、宁夏平原至陕北一线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一个是华北、赤峰张家口一带，直接对北京产生影响。

从20世纪最后10年起，沙尘暴这个词汇频频出现在大众传媒上，每逢沙尘暴起，沙尘铺天盖地，一片昏黄，令人窒息，对公众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进入21世纪后，2002年3月，一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围最广、程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暴天气过程袭击了我国北方14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影响人口达1.3亿多，北京两次受其袭击，一次是3月15日，持续时间达49个小时；一次是3月20日，持续时间51个小时，这次沙尘暴北京总降沙量高达3万吨，人均两公斤。

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尤其是PM2.5（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和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元凶。雾霾天气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通常是各种污染源混合作用形成的，诸如工业排放、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垃圾秸秆焚烧、夏季制冷冬季供暖等。

2013年，雾霾成为中国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1月份，4次雾霾过程笼罩几十个省市自治区，首都北京只有5天不是雾霾天。有报告显示，中国排前的50个城市，一度只有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7个在中国。2014年1月4日，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首次将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情进行通报。2015年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后引发全国热议，褒贬不一，各种看法都有。曾有人问我对纪录片所受批评的看法，我说，批评者对纪录片的批评无非三点，其一，作者自己开大排量车，她没有资格以救世主的面孔对雾霾说三道四；其二，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有复杂的国际背景，隐藏着利益集团的阴谋；其三，纪录片引用的不少事例与数据不真实、不全面。这些批评是否中肯？我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但且不论作者自己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得如何，亦不论作者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动机如何以及她引用的事例与数据有多少不真实，但从客观上看，该纪录片唤起了民众对雾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有积极意义的。国际经验已证明，没有民众的觉醒与主动参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要想得到有效治理根本不可能。2016年我国共出现8次大范围、持续性中到重度雾霾天气过程[25], 2017年1月18日，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发布“2016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雾霾问题榜上有名”[26]。总之雾霾已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代名词，已成为中国民心之痛、民声之怨。

为进一步防治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污染，国务院2013年便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为实现上述目标，该行动计划确定了十条措施，称“大气十条”。2017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实施的收官之年，各项数据表明，大气污染行动计划的实施已初见成效。只有同心协力，真抓实干，我们的目标才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