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金有景先生

马思周

一

1954年9月，我和金有景先生前后脚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我是从北大“语专”班分派来的，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

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是两位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所长是罗常培先生，副所长是吕叔湘先生。此外，还有十多位卓有成就的高、中级研究人员。总之，这里是语言科学研究人才集中的地方，它与传授书本知识的高等学府不同，讲求语言现象的收集分析和田野调查。

同年10月，语言所为我们这些还不能做实际研究工作的青年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延续北大“语专”，就叫“后语专”，除了每天都有知名的专家授课外，还有共同的俄语课。这时我和老金是同学，俄语程度平起平坐。可是转过年来，他与梁达先生在北京的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俄语音比较》，这一下子我们之间就有高低之分了。特别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各研究单位，是很在意著述等科研成果的；一年之间，即有成果，为人所瞩目。从此，与其说金有景先生高人一头，不如说压人一头，也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不唯如此，俄语期末考试成绩他是优秀者之一，渐渐地显出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高出青年群体的优等生。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此言不虚。比如，在1955年语言所全所总结大会上，他是青年工作者中被表扬的第一人，因为他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中央普通话进修班的前身）当辅导员，他根据汉字偏旁特点整理出能快捷地掌握普通话语音的一套办法，受到语言学大师丁声树教授的夸奖，并将他写成的材料油印下发，号召学员们掌握这套办法；鼓励其他辅导员学习金有景先生的钻研精神。后来，他的说法形成文章发表，名曰《怎样利用汉字声旁来辨认普通话的字音》（《语文学习》1956年7月号）和《对利用汉字偏旁记忆普通话字音的几点意见》（《中国语文》1960年第1期）。须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特别是矫正方音的入声部分，还不成模样呢。

此后，我在《语言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的俄语译文，介绍西方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小传）。那是我私下请他通顺了一下才得以成文。本人不才，处女译文得到老金的帮助，大概是一生中许多难以忘怀的事件之一吧。

1956年，丁声树先生到我宿舍里闲坐，当时金有景先生正和我聊天。丁先生问了我们许多学习方面的事，发现我们很缺乏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建议我们读一下《文选》。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娱乐活动，只有逛旧书摊。当天下午，我和金有景先生去了老“东安市场”。这里边有个在50年代小有名气的旧书摊，知识分子逛书店多是到这儿走走，它的名字叫“中原书店”。我跟黄盛璋先生买过十余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次，我买了本《文选》，影印，深蓝漆面，两个烫金大字。

过了几天，请丁先生给圈几篇必读文章；丁先生给圈了十来篇文章。

1957年知识分子的厄运来了，我也在劫难逃，因“右派—现反”被拘押在北京西四公安分局。语言所派一个叫“老魏”的工友给我送行李，他把行李打开叫我核对物品时，眼睛不敢看我，浑身似在发抖……许多东西都没有拿来，偏一本《文选》夹在枕头里；一把二胡裹在被子里。当时命都顾不得了，谁稀罕它！老魏脸儿煞白，喘着粗气，从嗓子里挤出模糊不清的三个字，指着书、琴说：金—有—景……我当时领会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老金叫他把这两件东西送来。

后来，《文选》被看守人员代为保管了，这把二胡整整陪伴我20年，躯壳虽遭千锤百炼，精神之痛总有琴音的抚摩。

20年后我跟老金提及此事，他似乎都忘了……迟疑一会儿说：精神的慰藉帮你活到现在。我想，当年在那么紧张的政治气氛下，敢于以琴相送，金有景先生尽朋友之道，到家了。

2005年我编的《东北方言词典》在吉林文史出版社再版，请王均先生写个序，序言有云：“听人说，‘马思周这小子混得还不错’”。事后，问王先生，听谁说？答曰：金有景。

二

1982年9月，我跟金有景先生有一次重要的会面，这次会面决定了我后半生的专业方向。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师从张世禄先生学“音韵学”，由周斌武师授课并做具体指导。结业后，由上海回东北，路过北京，免不了拜师、访友、会同学。事有凑巧，第一个碰见的就是20年前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老相识金有景先生。

那时，他虽称不起大家，但有多篇文章行世，却也在学界人尽皆知。这次见他，时隔20年，又经历了一场人性变异的“文化大革命”，他竟然相近如初，没架子，没癖习；朴素的衣着，坦率的言谈，关怀的问候，热情的接待，与初交时不贰；一下子挑开了久隔的生疏，变得嘻嘻哈哈起来。因为我要找的朋友分居各处，还有的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金有景先生带我整整跑了一个上午，最后由苗语专家王辅世先生请吃饭，在座的还有民族所科研组织处处长史凤耀先生等。

1954年语言研究所举办“后语专”班，由著名学者讲授几门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课，王先生讲“语音学”和“俄语”，金有景先生和我都是学员，因此，在座的都是师生关系。

王先生和我说，你离开我们20年，不知我们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我现在查资料、写文章也都用英语了……特别是金有景，他在语言调查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也有了丰富的经验。这么说吧，汉语语音的主体，从隋唐的《广韵》到现在的普通话，金有景已经心中有数了；这个主体的分支，至少是江浙话，比如义乌方言，他也搞清了；如今他要研究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这分明是想在构建前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上做点事，要是向更高层次走一步，就要构拟汉藏语系的母语了。金有景先生只是谦虚地连说“不行”。王先生又向我夸金有景先生说，他的基本功真棒，《方言调查字表》上的每个汉字的音韵地位都烂熟，他这可不是硬背的，是在工作中通过使用固定在脑子里的。经王先生这么一说，我觉得金有景先生，不只是比我，比我们同辈中的其他人也高了不少。

饭后，王先生带我们到他的研究室，在卷柜里找出好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资料送给我，包括他的油印的《汉苗语语音比较手册》。

我跟金有景先生商量我的专业发展方向。因为荒废了20年，不论做（语言学上的）什么，都是重新开始。想到王先生说金有景先生那段话，似在影射我的音韵学将无发展。因为年龄老大，已不可能再涉足方言研究和族语比较；又不甘心这一生只是将别人的成果在课堂上搬来搬去，因此请金先生出个主意，当个参谋。既是“重头做”，从语言学的哪一方面开头是捷径？

有景说，别那么灰心，讲音韵的基础知识也是年轻人需要的，不过是有点儿纸上谈兵罢了。要想在科研上有所表现，依你过去的基础，比如跟吕叔湘先生念了两三年语法史，还是捡一捡旧底子，快当些。而音韵作为一个学科，经历的时间最长，沾手的学者最多，其成就也最显眼，恐怕没有你插手的地方了。有了金有景先生这番话，又根据工作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能力，此后便倾心于对近代汉语词汇的探讨了。

我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后半生的身心所寄，不管从工作上说还是从兴趣上说，都赖于金先生的提示，但素日竟是浑然不觉。如今算起旧账，老金于余之助大矣！

三

1983年年初，我在北京见到金有景先生，想要他写的《上古韵部新探》一文的复印稿。因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上，这份刊物代表了当时国内学者对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当时我说，刊登在这样的刊物上是很不容易的时，他也不无自得地说：此文经过了六位专家的审查。从口气中得知此文之刊出非比寻常，说明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在诸家学说中独树一帜。

那时候，李方桂氏《上古音研究》已为国内学者领教，李氏虽被称作汉藏语系族语研究的大家，但在李文中通过族语与汉语的比较从而得出汉语上古语音系统的某些结论，还未着那么多的笔墨。其他几家新历史音韵研究者，还没有如今日之声势。金先生1982年提出的“以同系语言来论证古音”这个见解，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的议论，只不过多是限于口头那么一说；另外一些学者也曾用族语和汉语比较的方法论证了汉语语音史上的某个问题，但也未有涉及上古汉语语音系统。金先生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说“另找新路”，而且是抱着重建远古语音系统这个目标，在这条新路上迈出了自己的，甚至可以说是本学科的第一步。

金先生说此文的“古韵四分论”是个“假设”，有待于他人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人类语言的古音是个所谓“死无对证”的题目；再论者仍是“假设”，只要材料可靠，方法得当，仍不失其科学价值。现在我们回头去评20年前金先生的假设，它的结论固然可招致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但金先生的研究方法以及形成这种方法并把它付诸实践的创新精神，却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学术界最需要的一种带动力。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金有景先生在我们同辈的科研中成为领跑。

近几十年国内外对汉藏语系的研究，特别是同系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可以说盛为文章，系属圈划之广，涉及南岛；结论变更之甚，代汉藏以华澳。尽管这些比较以及通过这些比较得出的某些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可同系属诸多族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已成语言研究的大趋势。从这往回看，金有景先生是位能根据国内外研究水平和动态决定自己研究方向，选定自己研究课题的语言研究精英。比如，觉察汉藏语系研究的国际大潮流，他完成了《上古韵部新探》。根据国内普通话声母的讨论，他完成了《北京话日声母的音值和音标》（《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提出“日”母是个“准边擦音”，并为它设立了音标符号“lʐ”。

语言学界流传的所谓金有景先生有些“小聪明”，即指他除了研究方言和族语一些大项目外，还以小论著的形式参加当前的各类语言学活动，而且对问题的看法有精到处、创新处。

他借着上古汉语“声调的产生不能与复辅音共时”这一话题，向我解释了语言发展上的“补偿原则”。当远古较丰富的复辅音声母简化为单辅音后，削弱了语音对词语的区别作用，也就损坏了作为交际工具语言的交际功能，这种情况下产生声调，使词语间的区别足以健全语言的交际功能。因此，从现象上说，增加声调之音以补声母损失之音，“补偿”是对交际工具自身的修复；从实质上看，修复是手段，这种手段所要达到之目的，是对语言交际功能损失的补偿。

西方语言学家只把“补偿”看作以增音补失音的修复现象，因为他们不提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而交际功能也不是语言之所以存在于社会的唯一理由，也就没有在功能上的补偿一说。不仅如此，他们也把声音的修复看作自然发生的，好像语言在长期运用中自然损失了什么，是必然的，自然地补上些什么，以抵消损失，也是自然发生的。完全忽视了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人对语言的作用。其实，语言的创造，语言的损耗，语言的补偿，等等，都应归结为人。因而，“补偿”是人施用于语言的手段。

金先生说，“补偿原则”是一个大题目，只有把它跟语言的交际功能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简而言之，“补偿”的存在是使语言这个交际工具能永远满足语言社团需要。

我们翻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语言理论论著，把“补偿原则”阐述得如此精深者鲜见。可见金有景先生脑袋里装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今以此文怀念金有景先生，看似我个人的情感，实是对中国一位文化名人的祭奠，因为把金先生的著述总集为一体，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文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