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词学文献的构成
日本词学文献种类多样、体量庞大，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可以划分为日本国内词学文献与东传词学文献两大类。要全面了解它的面貌，必须对这一庞大的“词学资料库”进行分解，从不同侧面分析其构成、了解其规模。
一 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的构成
松尾肇子编《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初稿》收录了日本明治元年（1868）以来在日本刊行的词学相关文献，将日本国内词学文献分为专著和论文两个部分，专著部分又细分为总记、译注、索引、词籍复刊、日本填词等类别；论文部分又划分为总论和各论。[3]这一分类方法是结合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的实际而进行的大致分类，并非按照统一的标准。例如，译注、日本填词、论文中的各论等是依照内容进行的划分，而词籍复刊却是根据文本形态。同时这份目录仅涉及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明治维新以前则付诸阙如。我们对日本国内词学文献进行分解，必须在时间上延伸至日本填词的开端之时，在分类方法上，也应该结合不同的分类标准进行分析。
（一）按文献来源
日本国内词学文献按文献来源划分，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日本国内产生的，即词学文献的产生之地是在日本，其中一大部分是日本人在日本的词学创作，《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目录》中所载，除了日本人在海外的词学创作，都可以归入这一类。此外，还应该包括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产生的由日本人创作的词学文献，如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日下部梦香的《梦香词》等。另一类是日本人在海外进行的填词或者在日本以外出版的词学著作。前者如竹添井井在中国的填词、金井秋苹在德国的填词，后者如北京今关研究室出版的今关天彭《清代及现代的诗余骈文界》等。这两类词学文献的创作主体是日本人，因此可以说，日本国内词学文献是由日本人创作的词学相关文献。
（二）按语言形式
按语言形式将日本词学文献进行划分是一种便捷的分类方式。以汉字进行的填词与日语书写的词论可以说构成了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的大部分。传统日本文人的汉学素养很高，他们往往都能以汉字进行创作。日本历代的填词，都是以汉字书写的。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文体，它的唯一表现形式就是汉文字，因此全日本词都是以汉字进行的填词，从嵯峨天皇及宫廷文人的《渔歌子》唱和直至当代日本的填词，汉字形式是不变的。另一方面，以日语书写的词论也是重要的词学文献。尤其要注意，日语也有古代日语与现代日语之分，但这是日语书写系统的内部变化，古代日语的词论与现代日语学术论文都属于这一类型。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是汉字与日语结合的典型，序言、凡例、词例是加有训读符号的汉语原文，但填词总论却是日语。[4]
二 东传词学文献的构成
现存于日本的词学文献中，有极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东传词学文献。与日本国内词学文献相比，这一类文献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文献都是以汉字书写的。无论是古代的填词、词论还是现当代的词学研究著作，都是以汉语形式呈现给日本受众的，因此精通汉语的文人是第一批读者。为向日本民众普及，再将此类汉语文献译注成日语，扩大词学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另一方面，文献的源头是中国。不能否认有部分词学文献是朝鲜刊本，之后流传至日本。如朝鲜刊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附有词作，但这一刊本源头仍是中国刻本。除了要区分日本国内词学文献与东传词学文献，还要注意东传词学文献与日本产生的非日本人创作的词学文献，二者的区别是文献是否有东传之途径与过程。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赴日文人在日本的填词或撰写的相关词学文献，如孙点在日本所作词、孙伯醇为花崎采琰《新译漱玉词》所撰序言等，这既不属于日本国内词学文献，也不能称之为东传词学文献。这类文献存量不多，也与日本国内词学文献、东传词学文献疏离。
东传词学文献属于中国词学文献，因此它的分类与国内词学文献的划分方法一致，可以按照词学门类进行划分，如词集、词谱、词韵、词乐、词话等。除了按照内容划分外，日本文人还常常按照词学文献形式进行分类，这里以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中田勇次郎“词学文库”为例，就其中的东传词学文献的分类作一说明。
中田勇次郎（1905—1998）是日本词学大家，也是藏书家。晚年他将自己搜集到的词学文献以及自己的词学研究手稿存于立命馆大学，成为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的来源。1996年，芳村弘道、萩原正树、嘉濑达男三人将这批书编目成《词学文库分类目录》[5]。该书首先按照古籍（含和刻本）与印刷本（附期刊）分类。古籍按传统的四库分类法，在集部“词曲类”下按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词学编排。可以看出，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比，在“词谱词韵”上增加了“词学”。[6]再翻阅《词学文库分类目录》，可知增加的词学类书目有两种，即近人童斐的《中乐寻源》与近人梁启勋的《词学》。[7]在印刷本类，分为“词集·词人研究”“词选·词选研究”“词话·词话研究”“词谱·词韵·词学”。其中“词学”类有梁启勋《词学铨衡》、胡云翼《宋词研究》、任中敏《词曲通义》、刘毓盘《词史》、俞平伯《读词偶得》，等等。梁启勋《词学》列入古籍，而其《词学铨衡》却列入印刷本，可知书籍的版本形式成为分类的参考。
按照文本形式，东传词学文献还可分为单独刊行的词籍与附录于他书或与他书合刊的词学文献两类。仍以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为例，词籍的古籍部分主要集中于集部“词曲类”，印刷本主要是词学研究著作。合刊的词学文献主要是诗词合刊、词曲合刊，如清许增编《榆园丛刻》本《白石道人诗词合刻》、近人王易的《词曲史》等。附录有词学文献的典籍则纷繁复杂，覆盖总集、别集、杂书等，如清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姜白石集》、明吴琯校本《教坊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附录有词学资料的各类文献纷繁复杂，难以一一考录。仅《全宋词》“引用书目”就覆盖史部、子部、话本小说、杂书、释道、别集、总集、曲类等[8]，附录明词、清词以及词评的文献也颇为丰富。其中的任何文献若东传至日本，就应当纳入东传词学文献的范畴。但本书关注的仅仅是对日本词坛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词学资料，管中窥豹也势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