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技术资本化”何以起源于英国？

根据上文以及“导论”部分图1.5“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机制”和图1.6“三维坐标系中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历史进程逻辑框架图”，研究发现，蒸汽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科技和资本的联姻，“科学技术资本化”起源于英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以蒸汽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英国？

这些新发明在问世初期，清一色都与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匹配，也就是说，一旦离开英国就会立马丧失功效。待这些发明几经改良步入成熟阶段之后，使用范围也会大幅扩展，在英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就都可以大显神威了。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种改良的过程，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才开始向欧洲大陆、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扩散。这样一个由青涩到成熟的演变周期大约耗费了一个半世纪，待工业革命的成就扩散到世界各地之后，自然也就标志着“革命”的过程宣告结束。[30]

图2.1“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形成机制”揭示：17世纪以来英国形成了有助于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它促成了“科学技术资本化”，这是“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0版本”即“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期”，是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量变时期”的第一阶段。反过来，“科学技术资本化”又进一步强化和改造着英国社会，使其“社会生态环境”更适宜资本和科学技术的联姻——为“资本三大本性”——逐利本性、竞争本性和创新本性的进一步彰显和方兴未艾的科技产业革命的相互促进创造新的条件。“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形成和17世纪以来英国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关系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规律。

受上述环境的滋养，“资本三大本性”与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相互激发，相互成就，即“资本三大本性”促成了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与此同时，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也助长了“资本三大本性”淋漓尽致的展露。其必然结果是：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初步联姻，最终促成了“科学技术资本化”。与之相伴，蒸汽革命时期，促成英国“科学技术资本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有：（1）社会经济因素。（2）人力资源因素。（3）社会文化因素。（4）逐利的货币资本和富有眼光的风险投资群体。（5）“成功者效应”。（6）严格保护专利和机器工业的法律制度。据此，以下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一：社会经济因素即蒸汽革命时期英国的高工资水平和低廉的燃料价格，背后是高度发达的煤炭工业

在蒸汽革命之前的16世纪，“欧洲公民的财富发生着剧烈的分化。1525年，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佛罗伦萨的非熟练工人日薪大概是3克白银。一个世纪以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工人的薪酬增长到7克白银。而佛罗伦萨和维也纳工人的薪酬停留在4.5 克白银。到1725年，欧洲南方和北方工人的薪酬差距继续拉大，伦敦工人的平均日薪大约11.5克白银，阿姆斯特丹工人日薪平均9克白银，而维也纳和佛罗伦萨工人的日薪降到了大约3.5克白银。到了18世纪，南欧的工人很难挣到维持日常生活的薪酬，而英格兰的工人可以赚到等于自己日常消费3—4倍的薪酬。英国人的工资水平位居世界第一。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英国人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民”[31]。国和民皆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创造更多的财富、追求更好的生活成为社会共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资本的充裕、社会整体购买力的增强等，都如涓涓细流汇聚为17世纪各项发明创造喷涌而出。

英国在18世纪逐步定型的一种极为奇特的工资水平和与之对应的特定产品的价格水平：那就是工资水平高得惊人，而能源（特指燃料）的价格却极为便宜。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新发明、新工艺，包括蒸汽机、水力织布机、珍妮纺纱机、焦炭冶铁技术等等，这些新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对煤炭的消耗量极大，且造价偏高，但对人力的耗费却不大。于是这些新式机械和设备和新技术在英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因为英国恰好是一个煤炭价格相对低廉而人力成本颇为昂贵的国家，而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情形正好相反——人力成本便宜而煤炭价格不菲，结果上述新发明得不到推广。简而言之，工业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那是因为英国恰好为这项革命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在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由于类似的环境条件并不具备，也就意味着即使完全相同的发明成果也不能获利。一项发明能够获利取决于当时英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生产要素价格水平，而一个独特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是推动其在1500年后初现端倪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握有制胜筹码的关键因素，由此也就可以将英国工业革命视为经济全球化最初阶段的产物。[32]

较西欧诸国高昂得多的人工费用对英国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形成了高工资的“刚性约束”，所有的企业主都要想方设法少雇用工人而多使用机器。发明机器、发明更多更好的机器成为企业主和优秀工匠（工程师）们的共同心愿。而蒸汽机诞生的煤炭行业则是16—17世纪的英国自然禀赋最优异、竞争力超强的行业，它使得蒸汽机研发成本的燃料成本构成出奇地低廉。

如前所述，在17世纪末的英国，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茅舍农和农民”，只要是居住在煤矿附近，他们也用得起每顿售价在4—5 先令的煤。英国16—18世纪煤炭产量如表2.1所示：

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审视英国煤炭工业的早期发展史就会发现，当时英国市场能源（燃料）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成功摸索出巧妙而又高效地开发利用这些能源的办法，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而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也使英国有别于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几个盛行高工资经济的国家。”煤炭是支撑英国工业革命的中流砥柱。“英国之所以能够充当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就是因为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是英国独有的一项自然禀赋，而非基于其他人为捏造出来的理由。有效地开发丰富的煤炭资源的确是推动近代早期的英国走向成功的诸多要素之一。中世纪经济维持正常运转所依靠的动力主要是畜力、人力、水力和风力。”[33]

廉价到几乎不费分文的煤炭为纽卡门蒸汽机投入各大煤矿大规模用于抽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这在当时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如前所述，纽卡门蒸汽机的高能耗特性使其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煤矿，只有在那里它才可以无限量使用难以出售的劣质煤。任何伟大的科技发明都是万事开头难。这是因为：“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加以实际应用的技术手段往往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过程，唯有在英国这样煤炭工业规模庞大的国家才会对先进的煤矿排水技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也唯有英国能做到无限量免费供应充当机器燃料的煤炭。这样一来，科学发现转化为实用技术的昂贵代价就只剩英国可以承受了。多亏英国的工资水平和物价结构与欧洲大陆国家截然不同，否则相关的研发成果就会变得无利可图。如果英国的情况和欧洲大陆国家雷同，牛顿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多大贡献，就像伽利略纵然足智多谋，却无法造福于意大利经济发展一样。”[34]

总之，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煤炭价格高昂，纽卡门蒸汽机抽水效率再高也没人用得起。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促使蒸汽机在英国大行其道的重要因素是：18世纪的英国拥有全欧洲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煤炭工业，哪怕“纽卡门蒸汽机”只能用于抽水，它在英国也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虽然当时欧洲邻国从英国进口蒸汽机的零配件不成问题，但是，“蒸汽机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却非常少见”。对此现象，历史学家如是解释：

假如蒸汽机的市场前景非常黯淡，就意味着研发人员甭指望能获得多少收益来抵偿昔日的研发费用。比利时的煤炭工业规模仅次于英国，原本最有希望发展成为蒸汽机的大买家。可是在1800年前后，比利时的煤炭产量仅为英国的13%，投入运营的蒸汽机数量更是少得可怜，仅及英国的4%。……当时只有英国能够为此类发明成果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因而蒸汽机只可能诞生在英国，而绝不可能诞生在法国、德国、中国，甚至连比利时的市场容量也同英国相差甚远，因而不具备孕育此类发明成果的条件。[35]

显然，高度发达的煤炭工业为蒸汽机的发明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当时最先进、研发成本高昂的科技发明能够顺利地转化为适销对路的商品，这也是科技与资本能够联姻的最重要条件。

（二）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二：人力资源因素即蒸汽革命时期英国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

作为16世纪以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英国为工业革命所提供的人力资源素质也是最高的，首要表现就是英国人的教育水平雄冠欧洲。

公众文化水平不断提供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商业活动日趋繁荣，民众手中的财富也有所增加，这就使他们有条件去接受教育，或者掏钱去学习实用知识或技能。在英国，1500年只有6%的人口能够亲笔写出自己的名字，而到1800年这一比例已经飙升到53%。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在总人口中竟然占据了如此庞大的比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由此引发的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民众思考问题的方式开始发生改变，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世纪，而是一直拖延到18世纪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到18世纪时人力资源的质量已经通过上述途径得到大幅提升。[36]

在工业革命前后，从欧洲主要国家成人识字率的差异可知英国国民素质状况，见表2.2：

1700年，英国成年男性识字率在45%，成年女性在25%。分阶层统计，贵族、绅士、教士、商人、律师和政府官员为100%；伦敦的店主、制造业者为90%；乡村的店主和制造业者为60%；农场主（含自耕农）为75%。[37]

在蒸汽革命开花结果的19世纪20年代和电力革命开始发力的19世纪70年代，比较欧洲各主要国家的识字率，也可以看出英国的这一指标继续名列前茅。见表2.3：

1820年和1870年英国国民的识字率在9个欧洲国家中均排名第4，而且从1820年的53%上升到1870年的76%。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英国科技产业革命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

显然，较高的教育水平使得英国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远高于同期欧洲其他国家国民，上夜校、接受各种技术培训大大提高了英国民众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甚至听各种科普讲座也成为工人和市民阶层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总之，工业革命需要一支庞大的、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大军，英国恰恰提供了这个条件。

（三）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三：社会文化因素即蒸汽革命时期英国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工业启蒙运动”

近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历史学家莫凯尔（Mokyr，2002，2009）曾大力宣扬过一阵颇有影响的文化支配论，他认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把科学引上了工业化之路。

所谓工业启蒙运动（Industrial Enlightenment），是一种强调将科学知识和试验方法应用到实用技术开发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基本指导思想源于坚信受自然法驾驭的宇宙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求索，就能认识和掌握其中奥秘，其预期目标是通过才有科学的来探索自然界、改良应用技术、最终改变人的生活。“工业启蒙运动”这一提法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或荷兰？”莫凯尔特别指出，有两个因素产生的功效极为突出，注定了工业革命必然首先发生在英国。第一个因素：工业启蒙运动在英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育，而欧洲大陆在这方面则显得相形见绌。在英国，改革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与不同行业的制造业者之间交流极为便利，无形中也就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一种新发明投入工业运用以后，在英国显然能够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这也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英国能够胜出的原因所在。第二个因素是：英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熟练机械操作工人和技师队伍，由此工程师们头脑中的设计构想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成活生生的实体机械，这一点也是令法国人望尘莫及的。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涉及人力资源质量的比较问题，尽管论人口总量英国仍不及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但18世纪的英国的确拥有更适合于开展工业革命的人口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英国的个人和技师们已经普遍接受了牛顿提出的那一套世界观而产生的结果。雅各布和莫凯尔的研究发现，作为上层建筑的科学知识是通过地方性的“科学协会”“科学研究会”“共济会讲座”“咖啡屋演讲”等类似机构或其举办的宣讲活动，逐渐播撒到基层社会的民众头脑当中。[38]

“工业启蒙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的平易近人，众多平民百姓积极参与。

在18世纪的英国，现场聆听各类科技讲座已是民众司空见惯的一项消遣；此外，讲述牛顿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家伟大成就的通俗读物也颇为流行。这样一来，社会公众逐渐接受和领悟了这些伟大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的真实含义，随即在他们的头脑中构建起一种新的充满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使他们学会了通过对日常现象加以抽象分析和系统研究来获取知识，以及采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不同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世界观一旦形成，就注定会对技术的改良产生有益的影响。[39]

毫无疑问，蒸汽革命期间的很多发明创新都和“工业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这场深入人心的思想文化运动使得科学理性得到全面普及，并且在科学家和工厂主、工匠和商人之间搭建了一座科技发明信息缤纷普及科技知识的桥梁。这类“‘桥梁’可以有很多表现形式，包括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会议、讲座等等。最高级别的学习交流机构为英国皇家学会。不过大多数人是通过参加各种地方性的‘科学协会’来交流资讯，例如伯明翰月亮协会（Birmingham's Lunar Society）就是一个名气颇大的地方性科学协会”[40]。瓦特和博尔顿等就是其会员。在此氛围下，不再只关注书斋里的学问，他们和文化不高但时间经验丰富的工匠们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交，科学家的理论设想迫切需要能工巧匠将其变为现实。“制造商通过与相关专家建立其私人性质的友好关系，并保持通信往来，极有利于他们迅速获得当时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詹姆斯·瓦特和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两人平时私交甚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1] 布莱克是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38 岁就被爱丁堡大学聘为终生教授，他也被众多工厂主聘请充当技术顾问，他还成为瓦特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并向瓦特引荐了独具慧眼的企业家罗巴克。

（四）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四：资本与科技联姻即蒸汽革命时期英国新的金融体系形成，发明家和企业家之间组成利益共同体

蒸汽革命不仅仅是依靠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们天才般创造力来推动的，而且最不能忽略的是资本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资本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它像猎狗一样能够从纷乱环境的各种气味中捕捉到商机，并抓住机会奔向最有前途的投资领域。

我们应该记住，英国的发达是因为像博尔顿、阿克莱特、威尔金森和韦奇伍德这样的企业家可以把工业和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以工业化的规模生产出商品。一项发明从起初的专利到一个可用于生产、可获利的机器或流程需要一套新的技术和经验，以及一套新的、成规模的金融体系。例如：长网造纸机的原型在法国发明，1801年在英格兰申请了专利；发明或制造一台样机需要46000 英镑，在1808年开始生产之前，这台样机又花费12000 英镑用于改进。这台机器是后来200年中所有造纸机的基础，但是前期的投入让它的几位投资者最终破产。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当然很多昂贵的投资结出了果实，并给它的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回报。瓦特的蒸汽机在1769年获得了专利，尽管在1790年代它才开始回报马修·博尔顿的投资，但在后来很长时间里，蒸汽机让两人都发了财。[42]

18世纪的英国，银行主要集中在伦敦，其客户首先是皇室和政府，其次才是有信誉的大商人。然而，英国的工业却集中在远离伦敦的米德兰和苏格兰北部，这超出伦敦银行的服务范围，而新兴工厂主和发明家们显然没有值得信赖的信用记录。好在热衷于新机器研发的英国人没有被难倒。传统银行体系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但新的银行体系却应运而生，其最大价值在于：它集聚了富裕起来的英国民众手里的资金并源源不断地输往工业领域。

一个事实上的全国银行系统开始发展。到1760年代，这种类型的私人投资银行已经十分普遍，它们不是出自离开伦敦外出冒险的金融家，而是出自本地的商人，如金匠、制衣匠、畜生贩子和毛纺商，他们给同业的商人提供银行服务。泰勒斯和劳埃德——伯明翰戴尔区教友派制铁商人——投入了银行业，并且在1765年给存款的客户付利息（利息来自贷款方）。特鲁罗煤矿银行建立于1759年，紧随其后的是普雷德康沃尔银行。接着又有几十家银行开始接受存款、发行货币、支付利息、收手续费并发放贷款。根据贝里（Bailey）的《英国年鉴》，伦敦之外的银行数量从1784年的119家，增加到1797年的230家，再增加到1808年的800 家。乡村银行通过给需要的地方和企业提供资金，促进了北部和米德兰地区工业的集中。乡村银行在收获季节之后可以从农场主手中接受现金存款，然后将存款输送到与之有关联的伦敦的银行，然后再循环到年底急需资金付账的工业中心。银行数量的增长和传播范围的扩大解决了货币的流通问题，使企业之间可以通过银行汇票支付大量现金。同时，银行的存款凭证也通过乡村银行发行到储户手中，并作为一种代用货币开始流通，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实物货币。1826年，在又一次银行倒闭风潮之后，国会才同意建立股份制银行，由有限责任的股东所有。此后拥有巨额存款的大型银行才在工业城市出现，例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地区银行公司（Manchester and Liverpool District Banking Company）。这个过程的顶点是1854年，股份制银行成立了票据交换所，允许支票在银行之间兑换。由此，“新的”以工业为基础的银行，例如劳埃德行取代了“旧的”伦敦银行，创造了全国的组织结构。工业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技术和工业领域，工业家用资本主义作为金融和组织的方式；迫使金融体系做出改变，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创立了自己需要的银行系统；而且他们将这些不同的因素整合到一个商业金融和工业体系当中，并将这个体系传播到世界。[43]

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等重要的是，在致力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家、发明家、工匠甚至科学家群体之间，以发明新机器为纽带，以资本为黏合剂，以清晰的私有产权为保障，以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结合为形式的、有序的民间投资形成热潮。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的投资都是通过家庭、社会和宗教网络进行的。主要的金融资本唯一例外的来源就是工业家群体。例如，理查德·阿克莱特就曾经被诺丁汉银行拒绝，取而代之的是他与工业家萨缪尔·尼德和杰迪戴亚·斯特拉结成商业伙伴，这两个人从事袜子的生意，并赚了不少钱。还有一个例子，伯明翰月球协会（Birmingham Lunar Society）的成员之间的通信显示了马修·博尔顿、詹姆斯·基尔、韦奇伍德和约翰·鲁巴克之间，他们互相投资于各自的企业，也进行更深入的投资。所谓商业资本的使用传播得更加广泛，商人和工业资本家都投资于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例如，靠茶叶赚取利润的商人在南威尔士的煤矿和铁厂当中有大量的投资。[44]

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同时也是财富。1671年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尔（Robert Boyle）就曾断言：“每当特定的需求产生时，就会有天资聪颖之人进行相应的发明创造，采用大量机械代替人手劳作，这样就给工匠们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甚至可以借机发家致富。”[45] 在上述最早的风险投资家当中，他们看中的是发明创造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如前所述，给瓦特投资的三个合伙人最具代表性，他们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教授，既是工厂主也是发明家的约翰·罗巴克，以及在英国制造业界名气更大的马修·博尔顿——他和瓦特的合作堪称天作之合，是资本和科学技术联姻的典范，这个漫长且成功的合作使得他们相互成就并实现了更大的财富梦想，他们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也载入史册。

（五）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五：“成功者效应”即工匠（工程师）和发明家成为“社会明星”，享有高收入且能够依靠发明而致富

在18世纪的英国，数以千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制造、维护和改进了蒸汽机，建造了道路、桥梁、港口和运河，并建造了矿井的工程设备。由于工程师可以从事多种工作，工程建设开始被认为是一门职业。在英国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工程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个时代工程师源于工匠阶层，最杰出的工程师来源于完全不同的背景。[46]

18世纪的英国工匠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阶层，这不仅仅在于他们因各种重大发明创造而受人瞩目，其对社会公众最直观、最富吸引力的地方在于，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技艺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极高收入，远超英国社会平均水平甚至是有产者阶层。见表2.4：

以蒸汽革命第一工匠瓦特为例，如前所述，他在1769年到1772年担任运河勘测员，从事芒克兰到格拉斯哥的运河修建工作，年收入为200英镑。而1775年，瓦特的专利得以延期后，博尔顿为了促成瓦特专心致志从事新型的蒸汽机的研发和推广，甚至支付给他300 英镑的年薪。拿瓦特1769—1772年的收入和上表英国社会几个收入较高阶层的收入对比发现，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假设在1760—1770年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5%），瓦特200 英镑的年收入也属于高水平，其年收入仅次于乡绅和零售商，而高于师傅级制造商和教士，见表2.5：

在博尔顿的运作下，瓦特的蒸汽机专利在1775年得以延期25年，1776年博尔顿-瓦特公司开始产生经济效益，瓦特为此奋斗了十余年。到1818年瓦特去世，他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从一个至多是中产阶级的工匠变成一名拥有6万英镑巨额财产的富翁。

（六）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六：严密的法律制度即专利制度促成“专利权资本化”，与此同时通过严刑峻法对机器大工业实施保护

蒸汽革命时期的英国通过专利制度保护发明者权益，它吸引了以逐利为至高目标的投资者（货币资本家）敏锐的眼光，他们洞悉专利技术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发明家（专利持有人）和资本家（投资者）一拍即合，“专利权资本化”得以实现：专利持有人通过将“专利权资本”投入社会生产以获得经济收益。而严格的专利保护则促使竞争者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方能获利。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严苛的法律保护机器大工业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不被反对它的社会力量破坏同样成为“科学技术资本化”的“保护伞”。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最早构建了最有助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壮大的法律制度，专利制度即“专利权资本化”成为促进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专利权资本化”是“科学技术资本化”时期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最好的制度安排，它既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大发展。

英国完整意义的近代专利法的形成与发展，大约自17世纪初产业革命开始至19世纪中叶止。1624年，英国威廉国王强调保护发明人，由国会制定了一部《独占条约》（Statute of Monopoly），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近代专利法的鼻祖。这部法规在1852年经过了一次大的修改。它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为其他国家的专利法树立了典范，形成了近代专利制度的基础。这些原则包括：把专利授予这种最早的发明人；专利权持有人有在国内独占制造和使用发明的物品或方法的权利；专利权不得用于抬高物价、阻碍正常交易等违法行为或损耗股价利益的行为；专利权应有一定的时效限制。英国《独占条例》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它直接孕育、生产和保护了成为产业革命重要因素的许多发明，诸如瓦特蒸汽机（1765）、阿克莱特的动力纺棉机（1767）、斯蒂文森的蒸汽机车（1814）等。继英国之后，世界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陆续颁布了各自的专利法。如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荷兰于1817年、西班牙于1820年、俄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都颁布了专利法。世界范围内专利法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革命和科技进步，使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财富急速增加[47]。

在蒸汽革命的全过程，英国的专利制度很好地保护了创新和发明，为发明者的权益顺利转化为经济收益构筑了坚实的“篱笆”。某些专利案例貌似有“保护过当”的嫌疑，以至于压制了后来者的推陈出新并损害其利益，这大概也是资本主义专利制度在发展早期避免不了的缺点。但是，总体而言，长期来看，英国的专利保护制度为科技创新和发明营造了当时最好的制度环境，成就了工业革命的奇迹。

如前所述，发明蒸汽泵的萨维利于1698年获得了一份“在火力的推动下将水抬高”的保护期长达14年的专利。次年，该专利又被延长21年。萨维利的专利保护使得此后伟大的发明家纽卡门只能委曲求全从萨维利那里分一杯羹，虽然纽卡门蒸汽机是一个真正投入使用的机器。从技术创新到付诸实践，英国的专利保护制度通过保护发明者的利益也为后续的技术储备赢得了时间，一俟前人的专利保护期满，后人的新发明则必定超越前者。因此，1733年萨维利的专利到期后，经过30余年的技术积淀，1769年瓦特的“万能蒸汽机”得以问世。在长达31年期限的专利制度保护下（1769—1800），瓦特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来改进他的蒸汽机，并使其成为加工制造领域所有机器的动力来源。甚至，英国人发明的专利制度还走出国门“出口”到法国，在更广的地域保护本国发明家的利益。经过瓦特蒸汽机30 余年的技术积累，在发明家瓦特、投资人博尔顿利用卓越发明创造巨额财富形成示范效应的强力感召下，1800年以后，被瓦特蒸汽机的专利权“压抑”数十年的新一轮创新发明如巨浪决堤，势不可当。特雷维克西在瓦特蒸汽机的专利到期后仅仅2年（1802年）就推出能够用于轨道和公路运输的新型蒸汽机而再次超越前人，并将人类社会带入蒸汽机车和蒸汽轮船的时代，使得17世纪末开始的蒸汽革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终于在18世纪30年代开花结果。在排他性极强的专利制度下：

很多参与蒸汽机改良工作的工程师都会为自己的研发成果申请专利。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研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也会在无形中减慢其他参与者的研发进度，因为大家都须设法规避“侵犯他人专利权”这种风险。在这方面，瓦特就曾大肆利用自己的专利权来打击别人，在当时造成影响非常恶劣。[48]

当然，貌似不合理的“过度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其他发明家必须推陈出新并另辟蹊径，用更新更好的发明来参与竞争并赢得自己的经济利益。保护发明者的权益同时也促进创新大抵是专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业革命的奇迹，显然离不开英国专利保护制度营造的重要的“生态环境”。可以认为，专利保护制度如同在流速平缓的河道筑起一道“高高的堤坝”，它有效地把流量有限的河水慢慢积蓄并成功地储存了河水的力量，待水位涨到了一定高度便开闸放水，于是，洪流奔涌而下。总之，专利保护制度在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是一种“蓄能”之举，“蓄能”而后“发电”是其必然结果。

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作坊主对机器深恶痛绝。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49] 一度风起云涌，成为阻碍工业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种工业化导致的巨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对棉纺业最严重的威胁发生在1779年，阿克莱顿在乔利的新工厂以及其他当地的9家工厂被捣毁。暴乱者声称他们站在法律的一边，因为机器剥夺了人类的工作，会毁灭整个国家。1780年，兰开夏地方法庭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支持新机器的使用，判决声称：“用于梳棉、粗纺、精纱和捻纱的机器的发明和推广是对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事情，它扩大和改善了棉纺织工业，并且给从事工业的穷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收入……要限制这些从事工业进步的天才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如果立法阻止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实践，就会导致他们去外国发展，这会对我们国家的工业非常有害。”虽然反对机器的暴力抗议仍在进行，但1780年的法律标志着新机器和新技术普遍得到了法律的保护。1813年，17 名卢德分子在约克郡被绞死，更多的人被流放。尽管抗议还在继续，但卢德运动还是慢慢平息了。[50]

综上所述，17—18世纪的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拥有诸多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既有自然禀赋（如煤炭资源丰富）也有一系列“制度禀赋”（如专利制度），以及有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经济环境（高工资和当时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人文环境（教育程度较高的国民）等，它们形成合力共同激发了“资本三大本性”使之引爆以蒸汽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而随着蒸汽革命的成功推进，又为“资本三大本性”的恣意汪洋推波助澜。两者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其必然结果是：英国社会存量甚丰的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初步联姻，形成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进而“资本化”的机制和体制，最终促成了“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0版本”。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又进一步强化和改造英国的社会环境，使之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更有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进一步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