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缘起

（一）科学技术革命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动力之源

在资本主义进化史上，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此前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表现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非常深刻的变化。中外学界乃至政界都认可，二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即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

严书翰、胡振良认为：

在战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国家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它以前的全部时期，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飞跃，并促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 徐崇温认为，“二战以后……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系统已经融为一体，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由生产力各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生产力系统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次，渗透到生产力系统的每一个要素、整个结构以及生产力系统的外部环境中，它不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主要源泉，具有开辟道路、决定水平、确定方向的作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2]

靳辉明和罗文东分析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影响，指出：

新科技革命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其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兴起于20世纪40—50年代，到50—60年代形成第一次高潮，到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在速度和规模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科技与生产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紧密的关系，显示了变革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具有影响力不同于以往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首先，新科学革命在广泛的领域展开，并以科技群落的形式向纵深推进。其次，新科技革命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由此支撑其庞大的技术体系。第三，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第四，科学、技术向生产过程转化加快，三者间的关系日益密切。[3]

显然，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爆发于二战结束后40—5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全球的、深刻的和全面的。促成这一变革的革命性力量就是这场持续时间悠长，波及全球并深入社会生产各个环节且全面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的新科技革命，它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成为推动当代资本主义飞速前行的强大动力。其作用表现在：“新科技革命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推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科技革命改变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教育结构，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级化’和现代化；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推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深刻的变革。”[4]

就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看，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强力支持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在1953—1972年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下了二战结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绝无仅有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据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

在1953—1962年和1963—1972年的两个十年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美国为2.8%和4.0%，日本为 8.7%和10.4%，西德为 6.8%和4.6%，英国为 2.7%和2.8%，法国为5.1%和5.5%，意大利为5.8%和4.7%，加拿大为4.2%和5.5%。在长达20多年的历史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同步赢得高速增长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1870—1900年间，世界工业平均增长率为3.7%；1900—1913年间，世界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4.2%。二者都低于二战后1953—197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上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3%，还不及二战后20年的一半。实际上，二战以后20年间世界工业积累的产量相当于1800—1953年间一个半世纪的产量。按不变价格计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1950年、1938年、1913年、1870年相比，美国分别增长1.7倍、4倍、6.5倍、42倍，德国分别增长3.5倍、3.3倍、6.2倍、23倍，日本分别增长9.2倍、6.4倍、19倍、55.5倍。[5]

之所以把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归因于科学技术革命，毫无疑问是因为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日趋显著的独特贡献率。

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9—1947年占31%，1948—1973年占33%，而在80年代中为止的10年中占40%。日本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56—1964年占48.5%，到80年代提高到约60%。[6]

在科学技术革命冲击下，当代资本主义不仅经济飞速增长，而且，社会形态也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作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发源地，美国有一批学者非常关注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在1959年——科学技术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大变革之成果在各国显现之时，就将巨变启动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他特别强调了智力技术和科学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并在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认为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经典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改造已经成就斐然，对于巨变中的资本主义，切身感受社会变革大潮的西方学者自然会有独到的观察视角。

首创“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这一概念来描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Mark Borat），他把1977年视为美国“信息经济时代的起点，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信等技术是这个转变时期的主要推动力量，预示着新的历史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的集约性利用为基础，新的信息产业、产品、服务和职业等正在迅速发展”[7]。波拉特之后，当今最负盛誉的美国信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更上层楼，他深入研究了20世纪70—90年代中期，在信息技术革命冲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它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宏观领域及微观层面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他于1996年使用“网络社会的崛起”来概括经由信息技术革命改造的美国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巨大差异，同时提出“信息化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和“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这一概念来描述变革后的美国经济和社会[8]。在研究信息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领域，卡斯特的研究引人瞩目。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成为容许资本主义系统进行‘重塑’（Restructuring）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演进的分水岭”，此后，资本主义逐渐演化成“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9]，它大致形成于90年代中期。之后，他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新品种的资本主义，不论就技术、组织及制度而言，都跟古典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和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10] 导致这种差别最深刻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它们所依赖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同。经由信息技术革命“重塑”的资本主义谓之“信息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本质依旧，但是，由此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领域以及交往方式却发生一系列关联变化，它们共同积累着促成资本主义质变的量的因素。信息资本主义并没有超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新的称谓意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信息时代后的显著特征。

与卡斯特的研究异曲同工的是丹·希勒（Dan Shearer），他认为：“在扩展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通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和以强凌弱。”[11] 显然，“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和“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都非常重视信息技术革命将资本主义带入信息时代后，计算机和互联网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交往方式和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在卡斯特看来，经由信息技术的“重塑”（Restructuring），“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12]。在对9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经济”进行全面考察后，刘树成和张平指出，美国在二战后出现了三次超长的经济扩张期，第三次是“1991年3月至2000年12月，共115个月（9.6年），这是美国1854年开始有经济记录周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扩张”。而且，本次周期所呈现的“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生产关系指美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13]。显然，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创下自1854年以来的超长增长周期，信息技术革命功不可没。

事实上，“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起的社会变革是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科技革命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变革，它是以科学技术根本突破为起点，并最终导致社会面貌发生根本性变革的重大革命”[14]。二战以后，对人类社会影响至深的科技革命当属信息技术革命。2000年7月，西方“七国集团”和俄罗斯等在冲绳“八国峰会”通过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其革命性的冲击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式以及政府与文明的互动关系，而且正在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5]“冲绳宪章”的发表意味着，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大国达成共识：信息技术革命已然成为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力量。

综上所述，中外学界和政界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原因的全方位观察和研究，最大的“认识交集”也是最大的“公约数”显然是科学技术革命。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恩格斯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 马克思还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7] 很明显，“蒸汽磨”相对于“手推磨”而言，就是一种重大的生产方式的创新，根源于科学技术革命并且必然带来深刻而全面的社会革命，即：资本主义得以取代封建主义而成为人类社会统治性的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类知识的结晶，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裹挟和同化下嬗变成为最重要的“资本”。简言之，“资本化”了的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具有“核聚变”一般的巨大动能推动社会发展，这种威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所无法企及的。

（二）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资本”

作为人类历史上剖析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病理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研究时就发现了科技进步对这种制度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与之并存的重要事实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只有这种特殊的制度才能孕育了超越以往任何文明形态的科技创新和发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引爆科学技术革命，根本得益于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姻：这种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生产方式能够像变魔术一样把科学技术嬗变为无所不能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决定，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姻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需求。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8] 而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的力量”[19]。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初步揭示了科学技术与资本的内在联系——科学技术能够提高资本的效率，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20]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19世纪中叶，就以无与伦比的历史洞察力关注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一个全新变化：科学技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给其注入了“变性的激素”——“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换言之，科学技术被赋予了资本的属性，实现增值是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宏大目标。但是，鉴于研究重点的考量以及时代条件的制约——是时，科学技术革命“小荷才露尖尖角”，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无充分条件针对具有资本化趋势的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以探讨两者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可是，马克思的初步发现却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为后人对此问题的阐幽探微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突破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的精彩历史进程，资本增值的强大内在动力营造了一种吞噬一切、以逐利为最高目标的社会氛围，使得科学技术向资本转化成为可能。王伯鲁指出：“在科学与技术资本化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的经济功能被摆到了首要的位置，而其他功能则受到了抑制。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开拓市场，创造利润，维护资本的统治地位，开始成为资本选择和支持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主要依据。”[21]

显然，科学技术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产物，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伴而行。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前就早已存在的人类知识结晶。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客体（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知识体系被运用于解释客观世界错综复杂的运动规律。技术与科学密切关联是人类运用认识客体后总结来的知识体系，遵循客观规律利用客体和改造客体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具体方法、技能和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初，在以蒸汽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爆发之前，书斋里的科学原理转变为生产领域的实用技术需要诸多条件和较长的过程，科学家们“抬头仰望星空”的知识结晶要变成促进生产进步的技术发明殊为不易。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拥有的魔力却打通了科学和技术之间顺利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更好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充当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黏合剂”。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22]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被科学技术革命的汹涌大潮推进到一个激变的时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影响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了耐人寻味的批判和反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种弥补。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学派）对二战之后科技与资本联姻的演进规律，尤其是“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现象进行了重要研究，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批判理论的评析，集中于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对科技异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鉴别”，此处不再赘述。

对资本主义进程中科学技术与资本紧密互动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王伯鲁评价道：“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中，技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支持着人类多种目的的有效实现。自从资本降临人间，它巨大的渗透与整合能力改变了技术的面貌与发展进程。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与追求效率的技术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性：提高技术效率，必然会创造出比原先更多的价值，这正是资本所渴求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运作，肯定会优先支持技术开发，把技术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这也是技术发展所企求的。可以说‘资本’绑架了技术，技术迫于资本的势力而‘入伙’。”[23] 美国学者鲍尔斯、爱德华和罗斯福等在探讨科技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认为，“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领先并不是其特有的，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真正优势在于它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积累效应。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地区的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目前最发达的欧美地区，例如，1500年以前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科学技术上就领先于当时的欧洲。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前，没有哪一种经济体制能够像资本主义那样不断推动社会生产的变革和创新，并由此形成一种技术变革的积累效应”[24]。显然，这种“技术变革的积累效应”来源于资本逐利的本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结尾处写道：“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就后半句话，马克思做了这样的注释。原文如下：

（250）《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面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与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25]

马克思所引用的这段极其经典的论述入骨三分地揭示资本的本能——追逐利润，不择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的演进，资本发现：向科学技术渗透并与之融合能够极大提升资本增值的效率，而且能够增强资本的统治力量。一言以蔽之，资本的进化史与人类近代以来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史血脉相连，难舍难分。

王伯鲁认为，

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天然联系，资本与技术很快‘联姻’，二者的融合与互动促使人类社会迈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仅社会生产被纳入资本运行体制，而且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了资本的调制与整合，成为资本扩张的主要‘帮手’，出现了所谓资本化趋势。

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科学与技术的资本化”，这“就是从资本价值观念出发，按照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多少，评价和调控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过程；或者说，科学与技术自觉服务于资本运作，按照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而调整自身发展方向的过程”[26]。

王伯鲁可能是中国学术界首创“科学技术资本化”概念的第一人，他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资本的技术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可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宰一切的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及相互转化和促进的机制、结合后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其研究未能涉及。

纵观中外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所必然导致的“科学技术资本化”现象，相关研究尚遗留巨大空白，表现为：没能对上述问题进行由微观到宏观的多维剖析，既缺乏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科学技术资本化”的研究，更缺乏对“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这一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特征的深入研究。而本书坚信：通过对“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现象的阐幽探微，做“解剖麻雀”式的全面剖析，一定能够为更加充分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一个独到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