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内涵界定
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文脉走向、文明模式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奠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调、内蕴着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素材。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图景皆表明文化是民族国家开展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存在于日常生活被耳熟能详，且人们能够在头脑中轻松地勾勒出其基本形态与内容架构。但“熟知并非真知”（黑格尔语），经验的、自在的、口头的、个性化的概念描述的是表象世界，学术研究中我们寻求的是理性的、自觉的、书面的、普遍性的概念，即探寻事物本质。因此，深入阐释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本质内涵及其特性，从而使其上升为一个“熟知并真知”的客观实在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任务。
关于文化载体的内涵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文化载体就是文化的承载体，文化载体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联系，是人们认识文化的中介和桥梁……第二种，文化载体是文化的盛载体，是文化现象、文化器物出现和存放的容器或场所……第三种，文化载体就是文化传播的媒介体，是受众借以感受文化符号、获取文化信息的物质体……在有些情况下，也有这三种用法混用的现象出现。”[14]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内涵界定自然无法跳脱文化这一核心范畴，但尚未形成一致的定义。基于经验常识，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是以文化建设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之意，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才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必然逻辑。
（一）伴随文化流变而易的客观存在
江泽民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15]因此，旨在传承弘扬爱国主义伟大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时代性的历史范畴，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载体等要素皆跟随时代而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6]。文化作为思想观念的集合体，作为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积淀的价值体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产生流动，呈现为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中持续不断地传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即文化流变或“文化流”。因此，利用文化建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即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必然伴随文化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形态。
着眼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以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为划分依据的“五大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以人的发展状况为划分依据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两者皆表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狭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原始社会文化、奴隶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未来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文化。换言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永远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是物质与精神层面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因此，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国家利用文化建设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严重差异，彰显特有的阶级性、民族性与历史性、时代性。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其性质、内容承载、价值彰显截然不同。但一种社会形态文化的流变性并不否定其稳定性，即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流变不会脱离其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历史渊源，皆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
回溯我国源远流长的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经历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朝代政权的更迭以及文明的变迁，但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题：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思想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发展。我国封建社会蕴含着丰厚的爱国主义文化基因。首先，体现在传统文化中极具号召力意图唤醒民众“大我”意识、“大局”意识、“集体”意识、“天下”意识的爱国文化理念：发端于尧舜时代的“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始见于《春秋》的“大一统”；儒家力倡的“忠君爱国”；豪情激荡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炎黄子孙”“华夏苗裔”的身份认同呼唤等，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与认同机制。其次，爱国主义文化基因体现在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设定层面：“君子”、“圣人”、“士大夫”、“大丈夫”、“中国脊梁”等社会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追求的榜样典范，是封建统治阶级宣传、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为普通民众践履爱国主义教育要求提供了最直接形象的行为参照。再次，爱国主义文化基因体现在传统文化积淀、蕴藏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多样载体：诸子言论、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经典书籍、历史事件、榜样人物、民俗节庆等，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多彩、最具文化底蕴、吸引力、感染力的文化资源。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时期、各阶段，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文化建设并以此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生动高效地开展实施。党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迥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同时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连续性。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指导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积极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持续做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党和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速度与深度，利用方向正确、内容积极、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文化载体持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凝聚了社会共识，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二）负载价值意义的文化符号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7]人类的对象化活动始终遵循目的——动机——行为的逻辑路线，具有明确的目的与理想预设。爱国主义教育是各主权国家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旨在培育公民形成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以及行为方式等。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载体绝不是漫无目的地自发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的价值虚无，而是为实现特定目的，通过严格甄选、精心细致包装、广泛宣传推介等系列活动而形成的负载特定价值意义的客观实在。爱国主义教育的阶级性决定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所负载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意义追寻、法治德行、理想期许、情感寄托等。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法定节假日、仪式、榜样人物、建筑场馆、大众传媒、文学作品、音乐、美术、影视等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样式，负载着国家主流价值观，为培育公民爱国情感、形塑公民爱国行为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记忆场域。
符号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用来指称特定意义的记号或标识，具有约定俗成的指代性，内涵的社会共有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符号一般包含双层内涵：首先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价值内蕴的外化表现；其次符号必须拥有可被感知的客观形式，也就是说符号是精神意义与感觉材料的有机统一。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一方面承载着统治阶级的价值思想；另一方面又有丰富多彩的外在呈现方式，由此可以说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是承载一系列价值意义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的新时代，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最美人物”、道德模范不断涌现，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正气的文化艺术精品层出不穷，反映我党矢志不渝地奋斗、成长、壮大历程承载我党伟大精神的纪念馆、博物馆不断落成，传统文化节日、重大法定节假日、重要历史事件纪念日等仪式有序展开……这些满载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内容的文化符号，反映了社会的主导价值追求，传递着社会正能量，凝聚着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共识与力量智慧。
（三）传递价值意义的媒介工具
学理意义上载体成立需具备三大必要条件：第一，承载目的、任务、原则、内容等信息；第二，连接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使其发生互动；第三，能够被教育者控制和运用。与此相对应，条件一是其承载功能的体现，条件二、条件三是其中介传导功能的体现。“文化具有符码或观念的特征，所以它非常容易在人际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不同系统之间传输。”[18]据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载体拥有天然的信息传输功能。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价值承载的客观实在，其自身建设不是最终目的，其价值意义承载不是终极追求，最终目标是将其承载的社会主导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价值内容不断传输给社会成员，从而培育合格优秀的社会公民。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一信源通过多种信道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受教育者这一信宿，从而塑造、构建、巩固、强化民众的正确价值观，实现国家意志向公民自觉遵守、认同的价值体系的顺利转化，助推爱国主义教育的真正落地生根。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和媒介是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的正确定位。如果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只有信息承载功能而无法实现信息内容的传输流动，就好比满载货物的汽车无法启动到达目的地一样，呈现为静止僵死状态，主客体之间信息沟通的路径被切断，信源无法到达信宿，载体便失去了存在价值。
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经验来看，它是连接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并使之发生互动的传播媒介，更深层意义来说，它是民族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是统治阶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公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场域。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约翰·B.汤普森曾说：“电影与电视节目中放映的人物成为千百万人的共同关心点，他们之间可能从无交往，但由于他们参与传媒文化而具有了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19]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载体承载、展现、传递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感与共鸣，进而培育科学理性爱国行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