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著满洲人”的粮食种植活动

俄国远东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但自然和气候条件恶劣，多数土地不适合耕种，种植业落后。远东地区农业区主要位于远东南部，即当前的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其中阿穆尔州农业最为发达，有“远东粮仓”的称谓。远东地区农业发展的这一特点在远东地区形成之初就有所体现。帝俄时代，中国人对俄国远东南部地区的种植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俄国远东地区第一批中国人的出现是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缔结的结果。根据条约内容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原属于中国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俄国，但两条约给予了割占之地的清朝臣民以居留权。《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漠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3]《北京条约》规定：“遇有中国人住之所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4]这成为俄国历史上一个特例，即允许其境内的邻国人按其本国法律生活和不受俄国政府管理。原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及乌苏里江至海广阔地域上的清朝臣民被“割地成侨”，成了俄国远东地区最早的中国人群体，俄国人称其“原著满洲人”（зазейскиеманьчжуры）。

“原著满洲人”按照民族成分来划分，主要有汉族人、满族人和达斡尔族人，在国籍上他们仍属于中国国籍，居民的管理也由中国东北地方政府来行使。“原著满洲人”居住区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江东六十四屯”。中文资料称“江东六十四屯”南北长140余里，东西长70—80里。俄文资料载“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阿穆尔河左岸66俄里、深入内地20俄里的地带，总面积为1400平方俄里。[5]

“江东六十四屯”是个地理概念，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屯数有变化，有二十八屯、三十屯、四十八屯等称谓。“所谓六十四屯，是1900年以前达到的村屯数。”[6]江东六十四屯地处黑龙江和精奇里江冲积平原，地质肥沃，适合农牧，是黑龙江左岸自然条件最为优越之地。“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是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从事种植活动的中国人代表之一。

鉴于“原著满洲人”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阿穆尔州种植业发展中的作用，因为这个原因《瑷珲条约》缔约谈判中，俄方才同意给予“原著满洲人”居留权。《瑷珲条约》俄方谈判代表Л.А.彼罗夫斯基（Перовский）直言道，“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中国人“土地耕种得很出色，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7]彼罗夫斯基说出了俄国给予“原著满洲人”居住权的真实用意，同时也反映出“原著满洲人”对远东农业垦殖的意义。

最先来到阿穆尔河左岸的俄国人群体是哥萨克，俄国政府力求依靠他们实现“屯垦戍边”的目的，但哥萨克不善农耕，生计难以维持，建立粮食基地更是无从谈起。19世纪下半叶，曾到过阿穆尔河沿岸的俄国总参谋部上 尉、探险家 Н.М.普尔热瓦尔斯基（Пржевальский）这样描述哥萨克的生活：“……生活富裕无从谈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一年里从后半个冬天直到第二年收获期，政府要养活他们，好使他们不至于饿死……”[8]窘困中的哥萨克“经常向满人买点布达[9]”来“勉强度日”，更有甚者“用衣服跟满人换粮食吃”。[10]

与派驻哥萨克“屯垦戍边”几乎同时进行的是，俄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吸引欧俄地区居民和外国人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定居开发边疆，但收效甚微。据统计，1859—1881年13年间，迁移阿穆尔州的欧俄地区居民共有8704人。[11]平均每年670人，这个数量的移民相对于远东地区广袤无垠、亟待开发的土地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受优厚条件的诱惑，欧洲一些国家的移民，如芬兰人、捷克人等也迁居俄国远东地区，但这些人不能适应远东的自然环境很快离开。这样背景下，“原著满洲人”的存在对于19世纪下半叶远东农业垦殖的意义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哥萨克不善农耕和俄国农业移民匮乏的缺陷。

“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数量，中文资料记载得不够确切。《瑷珲县志》记载的《北京条约》签订后居民数量时用的是概数，“约有千余户，男妇万余人”，大村屯“每屯百八十户六七十户不等，其余小屯每屯仅在四五十户二三十户不等”。[12]《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尽快在新领土上站稳，俄国政府曾多次组织人员对阿穆尔河左岸进行考察，并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其中不乏关于“原著满洲人”数量方面的，这为后人研究“原著满洲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但不同资料记载不同，有时差异很大。关于“原著满洲人”数量本书采用个别考察报告的记载。中俄《北京条约》签署时，阿穆尔州有“原著满洲人”1280户、10646人分布在44座村屯中。各个村屯满族人、汉族人、达斡尔族人数量和分布情况为：满族人400户、3286人，分布在16个村屯；汉族人540户，分布在14个村屯；达斡尔族人289户、1960人，分布在14个村屯。[13]1881年，阿穆尔州政府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结雅河到车尔扬耶夫站1500平方俄里的范围内约有常住中国居民近13700人，其中12204人是以家庭形式居住在此的。[14]

1883年，曾到过江东六十四屯考察的俄国总参谋部上校А.Ю.纳扎罗夫（Назаров）对当地居民情况有过详细的调查和记载：江东六十四屯共有居民1.4万人、1266户，每户人口不少于11人，全部居民分散在63个村屯里。居民的民族成分分别是汉族、满族和达斡尔族，汉族人[15]8600人，满族人4500人，达斡尔族人900人。满族人、达斡尔族人汉化严重，和汉族人一样都已经定居，且会说汉语，三个民族的居民能够自由交流。[16]

1889年，“原著满洲人”数量达到15015人。远东当局1894年曾派官员到结雅地区中国居民村落进行信息收集，统计在该地区有居民点63个，房舍1364间，居民人数为16102人。这些居民的民族成分多样，有汉族、满族和达斡尔族。其中满族人村为27个，房舍510间，居民人数为5780人。[1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原著满洲人”数量稳步增加，从19世纪70年代1.06万人，到1883年1.4万人，再到1894年1.6多万人。

“原著满洲人”在19世纪下半叶阿穆尔州农业拓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种地是“原著满洲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其居住地位于黑龙江和精奇里江[18]冲击成的冲积平原上，土质肥沃，适合农业生产。《瑷珲县志》这样描述该地的富庶：“地土膏腴，无干旱水溢之虞。每晌年终获粮，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并将瑷珲城富庶归结为“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供养，“庚子之先，瑷城富庶，实由于斯”[19]。自然条件优越，加之居民勤劳，那时“原著满洲人”普遍较富裕。

《瑷珲县志》描述的“庚子俄难”前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富庶情况为：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计旗丁二千一百五十四户，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家户居舍宽大，宅院整洁，蓄粮盈仓，豢牲皆群。[20]20世纪60年代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对曾经的“江东六十四屯”居民进行访谈，受访问的38名人员中一半以上是中农，其中不乏耕种数百垧地、马200多匹、车20多辆的“大粮户”。[21]

“原著满洲人”不管哪个民族的居民都从事农耕，“中国人、满族人、达斡尔族人整个夏天几乎全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作”[22]。其中汉族人从事种植活动的比例要高于满族人和达斡尔族人，故汉族居民较富裕，这能从雇工的数量上得到证实。那时“原著满洲人”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较普遍，其中汉族人家庭的雇工最多。有资料记载，19世纪80年代初，16个汉族村屯[23]共雇用了1230名工人。一个叫桑野（Санье）的汉族人每年雇用了20名长工，农忙季节雇工有时会增加到40人以上；21个满族人村屯雇用了1204名工人；7个达斡尔族人村屯雇用了34名工人。[24]

至于“原著满洲人”种植活动的详细情况如耕地面积等，由于资料的缺少无从知晓，但能从役畜拥有量上看出一些端倪。受传统饮食习惯的影响，“原著满洲人”饲养马、牛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生产，而非食用，因而“原著满洲人”役畜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耕地的规模。纳扎罗夫将“原著满洲人”的村屯分为两类，一类是完整意义的村屯，符合这一条件的有37个，另一类不具备严格意义村屯特点：房舍散居各处的2—4所房子组成的小营子（заимка），具备这一特征的有26个。[25]从各个村屯居民拥有的役畜的数量能看出他们农耕的规模，以几个较大的村屯为例：

布京达村（Будинда），有满族居民71户、674口，有役马213匹，耕牛142头。

小阿林村（Малый Алинь），有汉族居民41户、533口，有役马205匹，耕牛164头。

大阿林村（Большой Алинь），有汉族居民129户、1677口，有役马645匹，耕牛520头。

图格敦阿林村（Тугбунь-Алинь），有满族居民40户、380口，有役马120匹，耕牛80头。

呼敦山村（Хубунь-шань），有汉族居民33户、429口，有役马155匹，耕牛132头。

额尔古扎村（Эльгуза），有达斡尔族居民19户、167口，有役马76匹，耕牛66头。

赫吉山村（Хеди-шань），有汉族居民370户、481口，有役马185匹，耕牛141头。

辰敦山村（Чинь-дунь-шань），有汉族居民54户、702口，有役马270匹，耕牛216头。

博尔多村（Бордо），有达斡尔族居民24户、192口，有役马72匹，耕牛72头。

莫勒村（Мале）和毕喇村（Бира），有满族人39户、370口，有役马117匹，耕牛78头。

费托克索村（Фе-Токсо），中国人称它为“蓝旗屯”，有满族人27户、276口，有役马81匹，耕牛70头。

大吉利辰村（Большой Гильчинь）是黑龙江左岸汉族和满族村最大的一个，也是汉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屯，有汉族人205户、2490口，有役马1020匹，耕牛800头。村中一些汉族人很富有，有个叫兰志（Ландзи）的人，拥有大片良田。[26]

“原著满洲人”的作物种植情况。最初主要种植小麦、黍、玉米等适合北方居民的作物，其中黍的播种面积较大。后来随着俄国人迁移远东数量的增多，华人开始种植燕麦、黑麦等俄国人喜食作物出售，销路很好。俄国人曾在“原著满洲人”居住地设有粮食收购站，收购中国人生产的粮食。19世纪末，结雅河（р.Зея）、扎维塔亚河（р.Завитая）、托姆河（р.Том）、季姆河（р.Дим）等地金矿粮食的主要供应者是“原著满洲人”。19世纪80年代，以上矿区每年从华人手中购买粮食达30万普特。[27]1884年，上结雅（Верхне-Зейская）公司和贾隆斯卡亚（Джалонская）公司向“原著满洲人”购买了1973普特、价值为3156卢布80戈比的荞麦；55091普特、价值为38563卢布70戈比的燕麦；1884年，商人И.科杰尔尼科夫（Котельников）代涅尔琴斯克矿的布基内依（Бутиный）兄弟向江东六十四屯居民购买了1026普特、价值为1028卢布荞麦和8760普特、价值为5890卢布的燕麦。[28]“原著满洲人”在远东地区种植活动持续至20世纪初，“庚子俄难”后“原著满洲人”或被屠杀或渡江回国，其居住区被阿穆尔哥萨克占据，之后部分居民重返黑龙江左岸，但较少有从事农业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