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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考古概述

李肖

一新疆自然地理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内陆亚洲的东部，中国的西部，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地区四周高山环列，总的地形为“三山夹两盆”即最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南部的昆仑山、阿尔金山。位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是准噶尔盆地，位于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的是塔里木盆地，把新疆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新疆西北部为塔尔巴哈台山脉，西南为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中有许多宽阔平坦的山间盆地和谷地，如伊犁河谷地、拜城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南疆周围山地高度一般都在4000米以上，北疆的阿尔泰山3000米以上，准噶尔盆地一般山体较低，也在2000米左右，天山西部和昆仑山南部边界山脉中有许多海拔在6000米以上的高峰。中部盆地及平原的地势起伏和缓，塔里木盆地西高东低，海拔高度在760—1500米之间。准噶尔盆地东高西低，高度在500—1000米之间。山间盆地中以吐鲁番盆地最低，盆地内艾丁湖高度为-154米，是中国陆地上最低洼的地方。在干燥的大陆性荒漠气候影响下，盆地、平原内部河流稀少，植被贫乏，大部分是流沙、戈壁和光裸的盐土地带，地势低洼部分则为盐沼泽或内陆咸水湖泊。

地理环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新疆各区域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差异。通过分析比对这些差异，可以将整个新疆划分为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这两大文化区块。

从历史的角度看，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由于气温低寒，降水量大，无霜期短，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文明的聚集地；而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由于四周高山环绕，使得气候炎热干燥，降水稀少，几乎全是荒漠。得益于周边高山冰川融水的滋润，这里形成了许多基于水系的绿洲，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在这里发展起绿洲灌溉农业，最终演变成为著名的西域绿洲城邦诸国。

在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农业民族不仅长期关系敌对，而且在文化上也毫无共同之处，然而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学研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农业民族和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有着相似的文化渊源。

二新疆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新疆位于内陆亚洲的东部，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古代东西方文明曾在此碰撞、融合。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这里又是中国乃至世界地上、地下文物古迹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

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国古代文献对这里没有多少明确的记载。因此，新疆史前史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两汉以后，随着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加深，历代正史对西域皆有记载。即便如此，想要深刻、完整地了解新疆的历史，考古学资料仍然不可或缺。纵观19世纪末至今一百多年的新疆考古学研究史，可以发现新疆考古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极为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

这一阶段新疆的考古工作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1927年以前的考古工作几乎全部被外国探险家、旅行家垄断。

1898年，俄国人克莱门茨（D.Klementz）被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往吐鲁番进行古代城址调查，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以考古为目的在新疆从事调查活动。[1]

1900—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多次深入中国西北地区，其中在新疆地区调查和发掘了一系列的古代遗址，掠掘了大量的文物。[2]1902—1907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三次深入新疆地区，考察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在记录和测量的同时剥取了大量的壁画。190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喀什，发现了大量的古代佛教遗址。此外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考古盗掘活动。[3]

自1927年开始，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组织了人数众多的科考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多学科考察。[4]科考团在中国学术界的压力下吸纳了包括黄文弼在内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因此中瑞西北科考团的调查也是中国人对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活动的开始，考古方面中方的代表是黄文弼先生，瑞方的代表是贝格曼，考察团调查和发掘的重点在罗布泊地区，黄文弼发现了土垠遗址，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此外黄文弼先生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吐鲁番盆地和哈密地区，贝格曼对罗布泊南缘及且末、东部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地区也都进行了考古调查或试掘。[5]1933年杨钟健教授在哈密发现七角井遗址。[6]裴文中先生研究了新疆东部收集的彩陶，并撰文指出：“新疆之彩陶，似为中国本部之彩陶文化期之晚期。”[7]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在新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仅有黄文弼先生在1943—1944年到过新疆考察，而其他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这时期的新疆尚无文物机构和专业的考古人员。在中国从事新疆考古研究的学者仅有黄文弼等人，他们的考察虽然主要是针对汉唐时期的历史遗迹，尤其是佛教遗存，但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史前遗迹，采集了数以千计的文物资料。

这一时期在新疆进行考古活动的外国学者在获取地下艺术品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物遗迹造成了不可原谅的破坏。客观地看，这些人虽不全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但他们大都经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在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注意到文字记录、线图记录和照相记录结合，并发表了许多简报和研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世界的考古水平，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国外学者在新疆的考古活动客观上也刺激了国内学术界对新疆考古的关注。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新中国开始逐渐重视新疆的考古工作。1953年，当时的西北文化局组织了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行程五万多公里，对伊犁、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多个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首次大规模考古调查。[8]

1956年，新疆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处成立，培养了一批文物考古专业人员。1957—1958年，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黄文弼先生带领考古队对哈密、伊犁、焉耆和库车等地区进行第二次调查，对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和伊犁地区的部分史前遗存进行了发掘，发表了大量珍贵的资料。[9]这一时期的调查和发掘主要是针对1949年前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存，包括尼雅遗址、交河故城、阿斯塔那遗址等，以汉唐时期的佛教考古遗迹为主，同时也涉及了一些史前遗存。新疆东部地区主要有1957年在哈密地区发现的焉不拉克、哈拉墩以及巴里坤石人子乡的彩陶遗存和卡尔桑、阿斯塔那、木垒河等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址。[10]

1961年，在伊犁的昭苏、特克斯、察布查尔、伊宁、霍城、绥定等地区，进行了土堆墓的调查和发掘。[11]1964年，在喀什地区，发现了阿克苏县的哈拉玉尔衮遗址。1972年在疏附县调查了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库鲁克塔拉和得沃勒克遗址，采集了包括刀、镰和锛等大型工具在内的大量磨制石器、素面夹砂陶片和少量的铜器[12]；同时，在北疆地区进行了石人墓和岩画的调查。此外还发现一些窖藏铜器和零星采集的铜器遗存，另外还有部分未发表的资料介绍可参见《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13]

在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已发现的史前遗存进行了初步研究。代表人物是吴震和李遇春先生[14]，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们都认为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遍布全区，且大部分遗存可归属为三种类型：细石器文化（哈密七角井、吐鲁番阿斯塔那、雅尔湖等遗存）、砾石文化（主要分布于喀什、阿克苏等遗存）和彩陶文化（广泛分布于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

从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新疆从事考古研究的专业人员数量较少，发现的史前遗址和墓地也比较分散，虽然对乌鲁木齐的鱼儿沟、阿拉沟、哈密五堡等部分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发掘，但总体来看科学发掘的遗存数量还很少，采集和调查的资料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很难进行系统的研究。已有的成果仅将史前遗存分成细石器文化、砾石文化和彩陶文化三种类型，而对于出土铜器的遗存则归入铜石并用时代，对遗存的具体文化内涵也未能进行科学的考古学文化定名，缺乏全面、准确地了解。总体上看，此时的新疆考古学研究尚属初步归类阶段。另外，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与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学术联系非常少，新疆考古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缓慢探索发展。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新疆的考古机构陆续恢复工作。中国经济的复苏，也给各地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疆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考古调查，调查的范围遍及一些现代人迹罕至的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史前遗址和墓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许多墓地和遗址进行了发掘。主要有哈密地区的焉不拉克墓地、南湾墓地和天山北路墓地（今改名为林雅墓地）；吐鲁番地区的艾丁湖古墓葬、鄯善县洋海古墓地、苏巴什（苏贝希）墓地、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和喀格恰克古墓群；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的阿拉沟墓地和石堆墓遗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和静县察吾呼古墓群、轮台县群巴克墓地，罗布泊地区的古墓沟墓地、铁板河古墓，且末县的扎滚鲁克墓地；和田地区的洛浦县；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墓地；喀什地区的香宝宝墓地；伊犁地区新源县；昌吉州木垒县、奇台县等地区的一些墓地和遗址。

其中，从1983年开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对和静县察吾呼古墓群进行了发掘，两家合计共发掘墓葬500多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是这一时期发掘规模最大的墓地。上述的大部分墓地和遗址中都出土有铜器遗存，除此之外，在伊犁地区的巩留、新源、昭苏和察布查尔等县也发现一批铜斧、铜刀、铜镰、铜盘及铜鍑等工具和容器。

1982—1983年，在尼勒克县的奴拉塞山和圆头山发现了两处规模较大的古代铜矿，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大约属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15]，这表明伊犁地区发现的铜器很有可能来源于本地的矿藏。

这一阶段大量考古遗存被发现和发掘，同时，新疆考古研究的学术期刊——《新疆文物》的创刊也为考古资料的发表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新疆考古学的发展。伴随着大量史前遗存的发掘，前一阶段对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三种类型的划分已经无法解释新探知的、复杂的文化面貌。

20世纪80年代初，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的理论指导下[16]，各地区为了建立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与此同时，陈戈先生在对新疆发现的彩陶遗存研究时，将整个新疆地区划分为东疆、天山北麓、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四个区，并提出新疆的彩陶既有新石器晚期的，也有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还有铁器时代的，而且东部地区的彩陶遗存要早于西部地区，新疆的彩陶是从河西走廊传入等观点。[17]

1985年，他进一步将整个新疆地区的远古文化划分为二十个文化类型，并明确提出新疆境内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微乎其微的，只有柴窝堡类型、七角井文化、乌帕尔类型和辛格尔-罗布诺尔文化是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文化，而其他的类型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或者铁器时代文化。[18]这些研究成果使新疆史前考古摆脱了简单的三个类型的划分，将大部分史前遗存从新石器文化中辨识出来。

此外，王炳华先生还对新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年代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他认为“公元前2000年新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到公元前1000年，青铜文化非常繁荣，铜器使用非常普遍……在公元前1千纪中叶之后新疆进入了铁器时代”。[19]

总体来看，在考古学者的努力下，新疆史前考古得到初步的发展。但这一阶段新疆很多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仍然是空白的，而且对已有资料的研究尚不充分，基本不见对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因此从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一阶段的新疆考古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内其他地区。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促进了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新疆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新疆考古研究，给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的力量，新疆考古由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在新疆展开，对新疆境内的古代遗存进行了更加全面与详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墓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在哈密地区的哈密市和巴里坤县发掘了寒气沟墓地、腐殖酸厂墓地、艾斯克尔墓地、黄田墓地、上庙尔沟Ⅰ号墓地和南湾墓地，同时对前一阶段发掘的五堡墓地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发表，进一步丰富了哈密地区焉不拉克文化的内涵。

在吐鲁番地区主要是对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和洋海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洋海墓地共发掘墓葬591座，出土大量的青铜兵器、马具和动物纹器具，对建立吐鲁番地区史前文化体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乌鲁木齐市重点发掘了柴窝堡林场古墓地。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继续对扎滚鲁克墓地进行全面发掘，同时对加瓦艾日克墓地、轮台群巴克墓地、库尔勒市上户乡古墓葬、和静县哈布其罕墓地、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下坂地墓地；伊犁地区的索墩布拉克墓地、喀拉苏墓地、穷科克一号墓地、其仁托海墓地、叶什克列克墓地、巩留县山口水库墓地、恰甫其海墓地等进行了发掘。

除了上述地区外，在和田地区克里雅河流域及洛浦县、石河子市、塔城地区也都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众多遗迹的发掘，为建立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提供了资料基础。苏联解体宣告冷战时代的结束，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各国之间的联系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考古机构与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合作，在区域内进行了多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主要有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调查，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对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发掘[20]，还有中日合作对尼雅遗址的调查和发掘[21]，中法联合对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等[22]。通过这些国际合作，新疆考古逐渐与国际接轨，在发掘水平和研究方法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改进。

第五阶段，2000年至今

从2000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西北大学等机构在新疆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深化新疆地区考古、历史文化研究，逐步阐明西域历史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2004—2005年，新疆考古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罗布泊小河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罗布泊地区史前时期青铜文化的内涵。

2006—2008年，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及喀拉额尔齐斯河二、三级台地上，共发掘墓葬168座，其墓葬时代是从青铜时代到历史时期。

2009—2010年，在阿勒泰市南部克兰河的二级台地上，发掘墓葬60余座；除此之外，还有阿勒泰市和布尔津县境内西水东引沿线，发掘墓葬17座，在布尔津山口电站的二级台地上，发掘墓葬30座，在塔城白杨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区临近阿勒泰地区的地方，发掘墓葬51座。

2000年至今，为保证丝绸之路重点文物保护项目顺利进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台藏塔、胜金口千佛洞等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

2004—2006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吐鲁番胜金口墓地、巴达木墓地、木纳尔墓地、交河沟西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2010—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对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千佛洞进行考古发掘。

这一阶段文物考古的主要特色是与国内外科技考古学界合作，积极开展出土文物研究和科技考古研究。田野考古出土的各类遗存，正在被科技考古赋予新的物性含义。

三新疆考古学的综合研究

新疆考古学研究涉及的时间长、地域广，考古遗存种类较多，文化面貌复杂，但从整体上看这些遗存大致可以划分为史前三个阶段和历史时期两个阶段。

史前时期第一阶段，公元前2千纪初至公元前2千纪中叶；第二阶段，公元前2千纪中叶至公元前1千纪初；第三阶段，公元前1千纪初至西汉时期。历史时期第一阶段为汉唐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第二阶段为宋辽金元时期，即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

20世纪80年代，虽然很多新疆地区的史前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辨识出来，但很少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0年，陈戈先生根据铜器和铁器的有无、绝对年代和相互比较关系将这些史前遗存分别归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23]，并指出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000—前1000年左右，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则已经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此后他又针对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认识和界定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24]，但“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概念在新疆史前考古中的成功引入，无疑推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深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史前考古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分区分期研究。在新疆各地已经辨识出多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其中焉不拉克文化、察吾呼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苏贝希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与之相呼应的是整个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1993年，水涛先生对新疆的史前遗存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整个新疆的史前遗存划分为八个区，并对各区内史前文化遗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同时还探讨了区域内各文化的关系以及所含的外来文化因素。[25]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该文的研究未能详尽地分析各个区内的文化内涵，但该文是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分析整个新疆的史前文化格局，基本上构建了史前文化体系的整体轮廓，这一成果揭开了新疆史前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1996年，安志敏先生在此基础上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并指出各区的考古遗存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应该属于性质各异的考古学文化。他还将这些遗存分为前期（公元前2000—前1500年）、中期（公元前1500—前1000年）和后期（公元前1000—前300年）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26]

2005年，韩建业先生以陶器为基础，将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分区分期研究，该文基本上涉及了新疆地区已发表的大部分遗存，也是目前关于新疆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27]

2013年，郭物教授在《新疆的青铜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一书中对公元前1千纪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更早阶段的部分文化遗存也有所涉及。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针对中西方文化交流问题开展的。由于新疆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中国内地与中亚地区联系的枢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成为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近年来，水涛、李水城、林梅村和梅建军等多位学者都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地探讨。

水涛先生认为，新疆史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东、西、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不晚于青铜文化的形成时期。[28]

李水城先生曾多次撰文强调新疆东部地区与甘青地区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新疆东部地区和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早期冶铜术传播与互动的重要孔道，也是连接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中介区域。[29]

林梅村先生在《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一文中，对新疆北部的克尔木齐墓地遗存和罗布泊古墓沟墓地的来源进行了推测，他认为这两类遗存都是外来居民迁徙形成的，而最初的文化源头应该是在黑海北部和乌拉尔地区的颜那亚文化。[30]

梅建军先生则强调了中国西北的早期铜器受到了奥库涅夫、塞伊玛图比诺和安德罗诺沃等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是多源的、间接的和不连贯的。[31]

除了一些国内学者外，许多国外学者也纷纷参与新疆考古和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他们从整个欧亚草原的出发进行对比分析，其研究成果极大的开阔了新疆考古学的视野。

此外，对于新疆地区早期铜器的冶金学和史前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在广泛开展起来，以梅建军先生为代表的多位冶金专家对新疆哈密的天山北路墓地、拜城的克孜尔水库墓地、克里雅河流域青铜器及其他地区的早期青铜器进行了大量的冶金学分析，这些研究不仅提供了相关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信息，而且对于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当地矿产关系及与邻近地区出土铜器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新疆史前居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韩康信先生在对古墓沟、阿拉沟、焉不拉克等多处墓地出土人骨分析的基础上，将整个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居民分为原始欧洲、帕米尔-费尔干纳、地中海东支和蒙古人四种类型，同时他还对这四个类型人群的文化因素来源进行了推测。[32]此外，崔银秋博士将新兴的线粒体DNA研究应用于新疆古代人群分析，通过对吐鲁番和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种的线粒体DNA分析，指出吐鲁番盆地早在青铜和铁器时代就存在着欧亚谱系混合的现象，吐鲁番古代人群比现代新疆土著群体更接近欧洲群体；而罗布泊地区的古代人群从多项指数来看，均接近欧洲群体，其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而且该项研究也得到了国外相关学者的高度评价。冶金学和体质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在新疆考古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该地区史前考古的发展。同时，在植物与环境考古领域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众多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参与下，新疆考古研究逐渐与国际学术界并轨发展，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平台，对解决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1][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杨汉章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2][英]奥雷尔·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三卷，巫新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英]奥雷尔·斯坦因：《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1—4卷），巫新华、伏霄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英]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杨汉章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上海书店1984年版。

[5][瑞典]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王安洪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哈密文物志编纂组：《哈密文物志》（附录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7]裴文中：《新疆之史前考古》,《中央亚细亚》1942年第1卷第1期。

[8]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介绍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发现的几种文物古迹》,《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第35—52页。

[9]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10]李遇春：《新疆发现的彩陶》,《考古》1959年第3期，第153—154页；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3—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