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资料与分析框架
由于河南公藏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相对贫乏，本书的基本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近年来，每逢寒暑假期间，笔者都尽可能到商丘各地进行文献调查和实地考察。笔者先后前往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博物馆、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工学院河南文献室、新乡市图书馆、商丘师院地方文献室和商丘各县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史志办等部门，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文集、文史资料等各种地方历史文献，加深了笔者对商丘历史的多方面理解。特别是在考察期间所获见的家谱、碑刻等民间文献和口述历史资料，为笔者走进历史现场开辟了捷径。
明清至民国时期归德府的地方志，目前笔者查阅到的约33种，实际引用到的约26种。其中最早的是明嘉靖年间编纂的，最晚的是1996年编的，明代有3部，清代有15部，民国有2部，20世纪90年代的有6部。地方志编纂大多受官方意识形态主导，因此内容较为正统，但其中还是包含了较为全面的地方史资料。从该地的行政建置沿革到当地的山川河流、田赋税收、桥梁亭阁、人物传记、文集艺文等都有详细记载。《河渠志》《河防志》等为我们了解归德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田赋志》和艺文志中的《均田记》《均田清弊说》《财赋说》《软抬重差说》等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归德赋役制度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卫官志》和《赋役志》中的《屯田》等为我们掌握明代卫所组织与军屯情况提供了线索。《人物传》又为我们理解士绅的地方活动提供了大量信息。本书所论及的地理生态、里甲赋役、卫所屯田与士绅活动等即主要依据方志记载。
明后期至清前期，归德文人辈出，名士云集，因此该府的文集资料较为丰富，其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二十多种。这些文集的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包括自然灾害、赋役制度、士绅活动、社会风气与地方动乱等诸多方面，补充了地方志的不足。尤其是明代宁陵吕坤的《去伪斋文集》《救命书》《展城或问》等，反映了明中叶以来宁陵的诸多社会问题；明代商丘沈鲤的《文雅社约》，反映了沈鲤等人力挽世风、进行礼仪教化的努力；明末清初商丘郑廉的《豫变纪略》，反映了归德府社会各阶层如何应对明末战乱的复杂图景；明末清初商丘贾开宗的《溯园文集》，反映了明末战乱使很多缙绅望族由繁华走向衰落的社会现实。除此之外，道光年间任归德知府的王凤生撰写的官箴书《宋州从政录》，内容涉及归德的水利、捕蝗、义仓、保甲、乡约、徭役等方面，为我们窥探清后期归德的基层社会组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论及士绅阶层的地域支配、开明士绅的地方改革、明末战乱的权力变动和清后期基层社会组织控制等问题，大多依据这些文集和官箴书。
相对于地方志和文集，笔者在民间搜集到的碑刻、家谱和口述资料，提供了更具内省性的历史资料。从整体上讲，商丘地区公藏机构所藏民间文献非常之少，因而，笔者投入了很大精力到乡村聚落去搜集各类民间历史文献。
笔者发现的碑刻主要是一些墓志铭，其中最早的是永乐十七年，最晚的是宣统三年。从数量上看，共有60多块，其中绝大多数已被《新中国出土墓志》收入。从内容上看，明嘉靖年间的墓志铭都与卫官、勋戚有关，如嘉靖二年《明故昭信校尉归德卫后所百户致仕孙公（隆）墓志铭》、嘉靖三年《明故百户秦母安人陈氏墓志》及嘉靖二十年《明骠骑将军东泉汤公（卿）墓志铭》等，记载了明代归德卫官勋贵的地方活动与婚姻状况。明万历至清代的墓志铭，则主要集中在几个缙绅望族之中，如商丘宋氏、商丘侯氏、睢州汤氏、睢州赵氏、永城张氏、永城吕氏及夏邑彭氏等，反映了家族中知名乡宦的地方活动。总之，这些墓志铭大致反映了军事权贵和地方望族的社会活动、家族状况及婚姻网络等内容，为我们深入理解明代归德府军事权贵和缙绅望族提供了宝贵资料。
目前搜集到的商丘家谱大约有31部，从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续修的新家谱较多，明清时期的老家谱较少。其中最早的修于康熙十三年（1674），最晚的修于1999年，修于清代的有6部，修于民国的有7部，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有18部。从内容上看，新家谱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老谱的内容删除较多，另一种是在老谱的基础上续修，删除内容较少。这些老谱和保留老谱内容的新家谱的研究价值较高，其内容以世系支派和人物传记为主，此外还包括诰命、书信、诗词、家规族训、祭祀碑记等，基本上反映了明清归德望族的家族历史，尤其是以下几部家谱的研究价值非常高。
宁陵《吕氏家志》（康熙十三年本）是吕坤家族的家谱，现收藏在宁陵县吕月栋家中，是笔者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家谱。这一家谱的内容较为全面，不仅有序言、世系、人物传记、墓表，还有“孝睦田记”“宗约所为崇礼教事”“宗约所为分执事”“旌善簿——鹄史序”“纪恶簿——鸮史序”“鹄史条约”“吕氏生纪”“吕氏成纪”“吕氏族刑”“吕氏孝睦房训辞”“清明祭祖文”“清明祭后土文”“汪公永瑞题祠堂碑记”“宁陵吕氏小宗法”“司寇公巡抚山西时致阖族节”等内容。这些内容多为吕坤所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后期吕坤在家乡进行的各种家族活动，为我们研究明后期北方士绅的家族活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构想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以往学界对吕坤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实政录》等官方资料，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吕坤的政治行为与哲学思想，而《吕氏家志》对学界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吕坤提供了很大帮助。
夏邑《彭氏家谱》现收藏在夏邑县城彭承良家中，共有三个版本，一是清乾隆时期彭家屏所撰的《栗山世祀》，二是民国五年（1917）修的《彭氏家谱》，三是1996年新修的《彭氏大族谱》。这些家谱不仅有丰富的人物传记，还有“设祀条约”“立租籍砧基簿引”以及夏邑彭氏与江西彭氏的书信来往等丰富资料。其中，1996年的《彭氏大族谱》记载的“彭不薄金”故事反映了夏邑彭氏如何融合到当地社会的问题。乾隆时期的《栗山世祀》记载了夏邑彭端吾分别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万历四十二年（1614）和天启五年（1625）三次托人在江西置办祀田的活动，为我们理解明后期南北社会互动提供了很好的个案。不同版本的家谱还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家训家规。明万历年间的“银台公家训”，共64条，不少内容反映了缙绅望族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豪华奢靡、占地过多、白夺人田、奴仆过多等。乾隆年间的“元公公家规”，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家族事务展开的，强调宗族相亲相睦，患难相恤，家族互助，祖坟祭祀，重视家谱、祭祀、族长在家族建设中的作用。通过对比明后期和清中期的家训家规，可以看出夏邑彭氏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并不相同，由此折射出区域社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问题。另外，彭氏家谱还记载了乾隆时期夏邑彭家屏文字狱的始末以及民国时期如何翻案的经过。总之，夏邑彭氏的几部家谱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彭氏家族从明代至民国的发展史，为我们理解明清以来夏邑区域社会变迁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商丘《叶氏家乘》（民国八年本）是笔者在虞城县叶老家发现的一部军户家族的家谱。《叶氏家乘》保存了较为丰富的人物传记内容，为我们研究明代卫所军户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此外，家谱中还有很多关于家族祭祀的“祭田记”“茔田记”“家祠记”等碑刻资料，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墓祭和祠祭等祭祀形式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其实，有关祭祀的资料在商丘现存的家谱中较为常见，如《商丘宋氏家乘》（光绪八年本）就有“享祀”“族约序”“公议罚约条规”“文康公祭田记”等很多资料，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北方宗族的祭祀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商丘《沈氏家谱》（民国二十三年本）也是一部军户家族的家谱，包括谱序、世系、墓表、本传、诰赠文、谕祭文等内容，现收藏于商丘谢集北街沈发岗家中。《沈氏家谱》记载了沈氏家族作为军户移民，如何通过扩大产业、寄籍他处和科举考试等途径取得地域支配权的历史过程。
在商丘地区，笔者发现了很多军户出身的地方望族的家谱。在明初华北的移民潮中，具有军户身份的移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久经战乱的中原地区尤为突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商丘八大家”[47]中至少有四家的户籍在明初是军籍，如沈氏、侯氏、叶氏、刘氏，“睢州四大户”之中又有一半来自卫所系统，如汤氏、袁氏。这些军户家族的家谱资料，将有助于探讨军户家族在明代中原地区的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上述墓志铭和家谱资料，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归德府著姓望族的源流、婚姻、社交及其在地方上的活动。其中很多缙绅望族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社会的演变趋势。因而，这些碑刻和家谱资料极有价值，也是本书采取个案分析方法的重要依据，本书论及的诸多个案均来自这些墓志铭和家谱资料。
依据上述地方历史文献，本书拟对河南归德府这一地区长达500多年的演变进行研究，以河南归德府的军事权贵、士绅阶层和缙绅望族为考察对象，探讨明清时期河南地域支配体制的延续与演变，以期深化对明清河南社会变迁机制的认识。为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本书将采用如下分析框架：
第二章考察明初归德府地区的历史环境与朱元璋推行的迁民垦荒及卫所屯田制度，探讨这一军民杂处的移民社会的基本特点。
第三章从黄河水患的生态背景出发，分析土地兼并与赋役不均的问题，探讨里甲组织解体之后，军事权贵的形成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四章以族谱资料为中心，考察缙绅望族崛起的具体过程，分析军事权贵、卫所军户、经商致富与缙绅望族的内在联系。
第五章通过考察士绅阶层与缙绅望族的关系、士绅支配体制的构建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揭示明后期归德地区的社会构成与主要矛盾。
第六章以吕坤、沈鲤、杨东明等人为中心，论述开明士绅的实学思想及其推行社会改革、维护社会秩序的地方实践，并分析其历史影响及局限。
第七章主要依据《豫变纪略》及家谱、方志等资料，考察明末战乱中的社会关系，分析明末战乱对缙绅望族的冲击与士绅支配体制的瓦解。
第八章通过考察清初地方社会的重建与雍正年间的社会改革，论述清前期归德府缙绅望族的没落与士绅支配体制的解体过程。
第九章主要考察清后期缙绅望族与士绅支配体制的历史命运，并通过《宋州从政录》分析清后期归德社会基层组织的控制问题，探讨地方社会统治秩序危机与近代河南社会动乱的历史关联。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书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曹月堂、王树林：《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5卷第2期。
[6]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
[7]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城：《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顾城：《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8]邓庆平：《州县与卫所：政区演变与华北边地的社会变迁——以明清蔚州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
[9]张仁忠：《论明代的军屯》,《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李龙潜：《明代军屯制度的组织形式》,《历史教学》1962年第12期；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
[10]参见赵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
[11]于志嘉：《明代江西卫所的屯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3分，1996年9月。
[12]王毓铨：《明代的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14]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
[15]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年第4卷第1期；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日］重田德：《乡绅支配的成立与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19]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0]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1]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2]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3]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4]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5]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6]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8]范金民：《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9]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0]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1]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日］佐藤仁史：《清代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以上海曹氏为例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33]傅衣凌：《明代历史上的山东与河南》,《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34]张民服、王新田：《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张民服：《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38]曹月堂、王树林：《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9]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40]李永菊：《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以河南商丘沈氏家族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申红星：《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
[41]转引自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42]转引自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3]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