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战略的凸显过程

理论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关于空间秩序的认识和理解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正相关。随着生态文明实践不断走向深入，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构建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

（一）绿色事业的早期探索与空间格局的孕育萌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孕育萌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方面，关于空间格局的部署和规划还带有很深的苏联痕迹。

生产空间布局向内地倾斜，工业“三废”处理刚刚起步。在这一时期，我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生产力布局调整，即“一五”计划时期建设和“三线建设”，皆以工业化为主题。其中，在“一五”计划时期，主要“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13]，尤以重工业为主。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实行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中，主要配置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此间，我国的工业布局从沿海向东北等内陆地区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出于国防战略和改善工业布局的目的，在中西部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国防、工业、科技和交通设施建设，即“三线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促进了我国生产空间由东向西转移，并最终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14]生产空间向内地调整有利于开拓内地市场和内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虽然工业体系逐步健全，但是工业化程度还比较低，一些项目过于分散、生产空间选址不当，造成很多资源浪费。而且，生产空间的布局主要是依据经济、军事、自然地理空间因素进行部署，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运行发展考虑不足。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多次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回收工作。在这个阶段，我国先后制定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关于注意处理工矿企业排出有毒废水、废气问题的通知》《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等文件，以推动“三废”处理的规范化进程。1949—1962年，城市下水道大约增加6000多公里，在重点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兴建了一批污水处理厂。[15]不过，大部分污水处理为一级处理，在处理的规模和处理工艺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城市污水的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1970—1971年，上海化工厂在综合利用方针的指引下，从废气、废液、废渣中回收化工原料和稀有金属约91.77万吨，且在每日排放的废气、废液和废渣中也有大约31.7%、69.0%、42.0%都得到回收处理。[16]在农业中，鼓励污水灌溉、养鱼、种树、养殖海带等活动，“1972年污水灌溉面积达到9.33万hm2”[17]。在工业废水中含有一些肥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作物产量，但是也带来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酸碱盐污染等环境问题。

以运动式的治理模式、节约化的精神推动日常生活建设。中国的国家性质、发展基础以及发展模式决定了生活空间的具体建设形态。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不能通过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借款等形式解决，只能依靠本国节约发展，如通过资金的集约使用、反对日常生活铺张浪费、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以及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来实现。[18]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物质生活产品严重短缺，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日常生活建设取得重要进步。一方面，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氛围。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旧社会黄赌毒问题的整肃活动，大力开展扫盲工作，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全社会普遍形成了勤俭朴素、团结互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群众爱国卫生运动。从1949年开展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开始，爱国卫生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截止到1958年11月上旬，全国至少消灭18.8亿多只老鼠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295亿吨垃圾，疏通165万公里的沟渠，新建和改建8500余万个厕所。[19]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善了生活空间，预防和减少了疾病，治理了城市污染，而且很多煤矿企业的粉尘也大幅度降低。但是，由于过度捕杀麻雀，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树木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况且，生活空间建设是依附于生产空间的目的存在，并以运动的方式进行，缺乏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建设模式。随着阶级斗争的泛化，经济运行起伏不定，工农业生产一度下降，商业发展受限，尤其是“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人们物质生活产品的供应和日常生活品质的改善。

重视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关键生态工程，并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因为森林、河流是具有综合性价值的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有直接关联，所以护林护水成为丰富生产的必要形式，以及提高工农业产值的重要手段。1932年3月，毛泽东同志签署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要号召人民植树，并确定相应的量化指标；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发出“植树造林”的伟大号召，要在此后的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的荒山荒地。为了抵御水患，防范旱灾，保障农业灌溉，第一代领导集体多次到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水道考察调研。毛泽东同志强调“一定要把淮河的事办好”[20]，倡导兴修水利，注重水土保持。1956年，国务院设立专门的水土保持委员会。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农业生产不得破坏水土保持、森林、草原和牧场的前提条件。当时，虽然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具体工作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形成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问题的普遍性、全面性关注，过度开发利用的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在工业生产方面强调“以钢为纲”，在农业生产方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发展导向，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盲目上马大量工程项目，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破坏自然地貌，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总之，在重工业的主导下，生态文明的空间格局主要作为辅助性的形式孕育，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一些危害生态环境的思想和行为。

（二）环境保护与空间格局的要素化探索

20世纪70年代初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由“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提高到“环境保护”的层面，但是关于空间格局的部署尚处于要素化探索阶段。

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坚持以经济为主导，尚缺乏相应的生态考量。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很多带有空间性质的规划，但主要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为统领，一直缺乏科学、准确和严格的生态环境规划内容。直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计划，才将“环境保护”作为独立的章节予以部署。以现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条件为依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按照“‘点—轴系统’开发模式”[21]，以经济特区为重点，优先开发沿海和沿江轴线，并沿交通运输轴线扩散。这种生产力布局有利于发挥经济地理优势，集中利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但是也容易对中心城市及其毗邻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冲击。其症结在于，人们往往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将资源环境作为丰富生产的简单形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复杂作用机制权衡不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坚持工业化的优先地位，虽然环保意识不断提升，但是环境保护工作并未真正纳入政府工作日程。由于缺乏配套的贯彻机制以及严格的约束性指标和惩治措施，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环境污染状况持续蔓延。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废物、废气肆意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导致长江、黄河、松花江、渤海、胶州湾等主要河流和海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污染，不少城市上空黑烟滚滚，城市居民水质显著下降。在农业生产中，由于盲目垦荒、采伐林木、兴修水利而产生的生态失衡问题比较普遍，因为过度依赖农药而产生的污染问题也比较严重。[22]从灾害程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防灾减灾能力持续提升，但是洪涝、气象、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发生频率、影响范围要比50、60年代严重。以洪涝灾害为例，“1981年至1994年全国年平均受灾面积18875万亩，成灾面积10181万亩，分别比1950年至1980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10689万亩）、成灾面积（6346万亩）多77%和60%”[23]。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来自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的变异活动，而且与人类的行为活动有莫大关联。自然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状况的晴雨表，自然灾害多发说明我国生态环境整体运行状况较差。

日常生活历经标准化到丰富化的转变。“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之下，国民经济受到干扰和破坏，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的比例也失调。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因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严重萎缩，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文化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后果极其严重。在物资短缺的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求主要由国家统购统销，呈整齐划一的色彩。日常生活趋向革命化、政治化，生活理念、生活方式走向标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城市化进程缓慢，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逐步进行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推动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促进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199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升到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上升到1700.6元。[24]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从打破平均主义思想开始，商品观念、效率观念、个人主义意识开始增强，生活追求趋向多样化。党和国家逐步提高了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关联性认识，将控制人类自身生产作为规划空间格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人口流动规模开始增大，城镇化速度开始加快，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喜忧参半。一方面，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关于环境保护的思想意识明显提高。生态环境问题的显性化推动了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启蒙性思考，同时促进了执政理念的生态化发展。这一时期的生态空间已经逐步独立于工农业生产，成为专门化的事业而备受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对生态问题的认识上升到“环境保护”的层面。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25]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此后，人们以环境保护为主题，展示了对生态空间较为综合化的理解。在1978年宪法修订中，明确提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26]的基本要求，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地位。20世纪70—80年代，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等法律法规，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法制化轨道。1978年，我国政府作出了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工程被誉为“绿色长城”，其建设速度和规模在世界生态建设史上首屈一指。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迅速发展，有效地挽救了一批濒临危机的珍贵物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缓解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尽管局部环境治理开始，但生态环境总体形势持续恶化。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经济工作受‘左’的影响，只讲生产、不顾生态，光污染、不治理，环境问题欠帐很多”[27]。改革开放以后，原有工矿企业的生态治理进度比较缓慢，新建的工矿企业也没有严格贯彻环境保护的要求。工矿企业污染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对人民生活产生诸多不良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大连湾黑潮事件”、“官厅水库污染事件”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关于环境保护的认识稳步提升，但尚未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很多人对生态问题心存侥幸。大部分环境保护工作围绕个别生态要素展开，具体的生态治理只是在空间点位上被动进行，并未形成有效的、普遍的空间联动机制。伴随生态环境运动的发展，生态空间获得了专门化、规范化的发展。然而，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内容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并没有真正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中贯彻，更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核心战略。即使对生态空间本身的建设要求，也只能在局部领域展开，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持续存在。

总之，从“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环境保护，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生态问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主要是围绕个别要素和重点污染区位进行，缺乏系统化的思考和部署。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排放的废水、废物、废气总量依然突出，节能减排压力仍然很大，环境风险系数增高，生态治理任务繁重。

（三）可持续发展与空间格局的非均衡化发展

1992年至2001年，国际生态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意识也日趋成熟，并适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非均衡空间布局制约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这一时期，中国按照“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贯彻“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优先支持空间区位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发展，同时给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为主体，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倾力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相反，由于长期以来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结构升级的重视不足，使得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受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和自然地理形势复杂等不利条件影响，中西部地区发展程度比较有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最终形成明显失衡的“四大板块”结构。生产空间布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充分考量原料产地、销售市场、运输渠道、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否则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损伤生态环境。“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28]。在非均衡空间开发战略的主导下，主要依靠东部地区的过度开采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远距离运输支持经济发展，因此给自然环境带来累积性甚至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生产力的区域格局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明显不相称，加重了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物质能量损失，使得东部地区不堪重负，而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保护。

生活空间呈现物质化和非均衡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居民日常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同时也出现了物质化和非均衡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推动了生活空间的快速发展。1992—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6%下降到49.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2.9%下降到39.2%。[29]无论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来看，中国都创造了奇迹。具体来说，饮食、服装出现多样化、丰富化的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配套设施和小区的绿化面积，都有了较大幅度改善。日常消费品一应俱全、供应充足，明显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产品紧缺的局面。交通干线四通八达，公路、水运、陆运、航空构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覆盖全国。然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的发展进程并不是同步的。从严重的物质匮乏到比较充分的物质满足，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的不良之风随之兴起，日常生活空间的物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巨大的物质满足依赖于巨量的能源资源作支撑，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既不利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也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另外，生活空间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都比较大。人口、资源由农村向城市汇集，由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导致住宅拥挤、空气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的蔓延，并给垃圾的处理和回收带来巨大压力。从总体来看，虽然基本物质消费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因为过度消费、城乡分离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基本控制。1992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主要是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仍在扩大”[30]。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环境的关切提升至代际关系问题，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并通过了“九五”计划，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措施。从党和国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议事日程到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内容不断深化提升。1997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正式将环境问题纳入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1998年，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祖国秀美山川的战略部署。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大政方针层面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权重。但是，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仍然沿用围追堵截的空间战略，处于被动局面。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行为仍然比较普遍，生态环境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得到基本控制。

总之，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提高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局部改善、局部恶化的情况始终存在。同时，能源资源开发强度显著增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进行，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压力。

（四）科学发展观与促进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2—2011年，党中央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步实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初见端倪。自然界对生产空间的约束力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方面，资源储量、环境承载力、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制作用也比较突出。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非均衡积累，我国的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尚未充分合理利用。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复合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逐步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解决“三生空间”内部结构和分布格局不平衡等问题，21世纪初我国逐步在深圳、天津、辽宁、新疆等地进行国土规划试点工作。与此同时，国家陆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重要战略决策。党的十五大提出国土资源综合整治问题，在国土规划方面加强了生态环境的考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1]。五个统筹包括复合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关系，蕴含经济、社会和自然全面发展的空间要求。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构想，并提出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32]。2008年，国务院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围绕加强土地生态保护与建设，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加大土地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因地制宜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33]。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目标，提出了“两横三纵”的规划格局，突出了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统筹部署，在空间规划领域切实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权重。当然，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会凭借已有基础形成竞争优势，有意或无意地挤压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两横三纵”的发展格局依托于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寄希望于东部地区的辐射效应，很难在短期内突破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空间配置失衡问题。

生活需求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有效地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人们不再满足于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充裕，而越来越注重生活结构、生活品质的改善，铺张浪费、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依然盛行。2010年，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34]。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有尊严的生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还包括生态需要的满足，生态安全是人民生活幸福的必备条件。无论在群众的日常生活感知中，还是在党和政府的执政层面，都意识到了生态精神、生态原则之于生活空间的重要性。然而，物质化的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生态理性的培育需要长期积淀，为了建构和谐、多样、健康的生活空间，必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生活空间的彻底转变。践行环境保护、绿色消费、低碳生活的观念，培养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行为习惯，还依赖于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生态环境总体状况向好。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过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并最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1—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2%”[35]，当然这种增长无疑是依靠资源能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来实现的。同时，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启动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战略工程以及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2003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实现森林覆盖率23%的伟大目标。为了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2003—2011年我国共完成造林面积约为5531.7万公顷。[36]2006年召开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温家宝同志提出要实现三个关键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2007—2008年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启动，以期促进农村生态系统格局的深刻转变。而且，我国也特别重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截至2011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64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35个”[37]。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事业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污染问题。此外，受2008年汶川地震影响，我国政府逐步增强防灾减灾意识，防灾减灾能力也有较大幅度提升。中国共产党人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重点，推动环境保护走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对未来的空间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民生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但是区域发展失衡的局面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转变。

（五）生态文明与空间格局的体系化部署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上升到“生态文明”的层次，将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作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空间格局重塑中全面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生态效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三大战略。同时，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38]。其中，“一带一路”以中西部地区作为开放开发的主体，贯穿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等主要区域，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东西部失衡的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通过构建产业集聚多中心格局，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能源短缺等城市病，并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打造内河经济带，反对粗放型的开发扩建，向协同发展、互联互通、一体化建设要效益，有助于开拓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道路。“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39]。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行跨行政区域规划，推动东中西互通、南北互通、国际国内互通，谋求协同共赢，必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深度转变。

共享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持续性积累，中华民族正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要过深水区、涉险滩、啃硬骨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践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根本提升，而且要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略，将精准扶贫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位置，致力于使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正经历全面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空前繁荣，工农业生产的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比较丰富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服务产品。不过，关于生态产品的供应能力还需要大幅度提升，成为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短板。优质生态产品成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民生的优先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40]。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以贯彻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基本方针，进而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保障民生，践行绿色发展、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的发展理念。2019年2月，住建部下发指导意见，坚持群众路线，广泛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2019年4月，住建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环境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大气、土壤、水源等质量都有所改善，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当然，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倾力构建绿色空间格局。自2012年来，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新阶段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新机遇，但是因为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累积的环境问题还需要较长周期才能消化。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明确规定了空间格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优先地位，并指出要科学规范海洋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秩序，使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总体要求和总体框架更加清晰。同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生态文明空间规划进一步制度化的思想。可见，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外延更加广阔，指导思想更加宏观，真正步入海陆空立体化时代。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1]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从“两山论”、“生命共同体”到发展理念的绿色化包含了丰富的空间辩证法思想，深刻把握了复合生态系统空间秩序的联动性和整体性，标志着党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全面升级。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深刻剖析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空间分布失衡的局面，而且提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充分考虑了复合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和连续性。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重大决定，指出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42]。毫无疑问，建设生态文明是在文明的高度上对环境保护的空间统筹和部署，不只是“三废”的处理或者单纯的植树造林，而是涉及器物、制度、观念层次的全方位变革，对“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生性关系的全面统筹。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空间秩序的优化为主要支撑点，以促进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根本指向，是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必将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