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基于学科建构的“书法史”撰述逐渐增多。根据祝帅的研究，王岑伯、孙以悌、王治心、胡小石、祝嘉等许多研究者都为这一研究范式的生成贡献了力量[1]，其不同程度的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书法史学史”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的撰述可谓汗牛充栋，任何一篇书法理论著述，都包含有“史”的成分，如崔瑗的《草书势》、王愔《文字志》、袁昂《古今书评》、王僧虔《书赋》、张怀瓘《书断》，虽然篇名各异、重点不同，或书体、或书家、或书评、或书论，但都不会缺少“史”的梳理。唐宋以后，以“史”命名的书学著作慢慢多起来，如米芾《书史》、陈思《书小史》、陶宗仪《书史会要》、厉鹗《玉台书史》等等。不过这些以“史”命名的著述，大多停留在罗列人名、蒐集逸事、纂辑评论的“录鬼簿”的水平上，在“史观”的提炼和“史料”的发掘方面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书法之“史”、“书法史”和“书法史学史”显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书法之“史”侧重从时间的系列性方面对于书法史事进行叙述和排列。“书法史”则是现代学科意义上一个学术门类，强调条分类例、剖判源流，有相对独立的撰述模式和规范要求。而“书法史学史”则是诉诸理论形态的对于既有“史学”进行源流梳理和理论提升的专题研究。在古代，有书法之“史”和“书法史学史”，但是还没有产生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书法史”。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书法史”受到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强调剪裁资料以就体系，主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传统的书法之“史”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现代“书法史”的附庸。毋庸讳言，现代的“书法史”以其“科学方法”和“系统性”较之传统学问的“混沌紊乱”，无疑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话语优势，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书法史”学科已经走向成熟并逐渐被书法学术界奉为圭臬。
随着书法研究在近三十年的迅猛发展，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书法史”研究和著述也层出不穷，以“史观”为指导，以“史实”为基础，以“论述”为手段的学术论文成为一时新宠。检视当代“书法史”学科建设的成就，其代表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此书以其资料之丰富、义例之明晰、论述之精当而享誉书坛，成为当今书法学界的拳头产品。至于“书法史”研究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与学术专著一起共同营造了当代书法研究的繁荣局面。
相对于现代“书法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传统书学研究则呈现出一种零散、混沌，甚至紊乱的局面，但是其优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触类而发、形式多样、重视感性、言之有物。南宋陈思《书苑菁华》二十卷，将所录书学论著分为“书法”、“书势”、“书状”、“书体”、“书旨”、“书品”、“书评”、“书议”、“书估”、“书断”、“书录”、“书谱”、“书名”、“书赋”、“书论”、“书记”、“书表”、“书启”、“书笺”、“书判”、“书”、“书序”、“书歌”、“书诗”、“书铭”、“书赞”、“书叙”、“书传”、“书诀”、“书意”、“书志”、“杂著”三十二类。虽然品类繁多，未必尽当，但是由此可见古代书学论著形式多样之一斑。古代的书画题跋著作如《山谷题跋》、《东坡题跋》，不仅形式活泼、篇幅短小，而且不乏集义理、考据、词章为一体的佳作。此外一些学术笔记，与现在所谓的学术论文相比，其考据之精辟、行文之简显、论断之警拔非但不愧而已。
诚然，古代书法之“史”的研究多如牛毛，但不少是吉光片羽，且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源流梳理和理论提升的著作不多见。倒是一些书论丛辑类的著作，采取传统文献学和目录学的方法，将书法“史观”不动声色地渗透其中，不经意之间成为“书法史学史”的经典之作，如《四体书势》、《法书要录》、《墨池编》、《古今法书苑》即是如此。
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第一次将汉代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书势》和自己撰写的《字势》、《隶势》汇集起来，以“体”和“势”名篇，梳理了西晋以前字体书体发展的源流，并对代表性书家进行了精当的评点，回应了西晋以前和西晋时期书法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同时运用优美的赋体语言描述了字势之美，论赞杂陈，述作并举，不仅为早期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而且也为后世“书法史学史”的撰述树立了典范。唐代张彦远编撰《法书要录》，以时间为序，将唐以前书学著述大部分囊括其中，虽然号称“不下一注脚、不作一评跋”，但是其不收伪文和以王羲之著述为重点的编撰原则无疑也反映了唐代书论文献传承的实际。北宋朱长文编撰的《墨池编》是继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之后的又一部书论丛辑，全书共分八门：一、字学；二、笔法；三、杂议；四、品藻；五、赞述；六、宝藏；七、碑刻；八、器用。《墨池编》的文献收录范围较《法书要录》有突破，体例上开辟了按照学理来分类的先河，为古典“书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奠定了古代“书法史学史”的基础。
当代以来的“书法史”撰述虽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受传统“经学思维”和西方学术观念以及既有思想史撰述模式的影响，对于原本存在和充分发展的书法之“史”以及“史学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纯、肢解和转换，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叙述语言和提问方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从选题方面来看，重点时代、主要书家、煊赫名迹、突出现象、经典论著是当代以来“书法史”著述的宠儿；从撰述方式来看，格式规范、篇幅冗长、观点陈旧、语言僵化、为文造情的论文亦为数不少，而且一定程度上存在主题先行、宏大叙事、板块割裂的倾向。邓小南先生在《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本人的研究即有得于此。
以时代为例，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划分为“先秦·秦代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卷”、“清代卷”，完全按照政治史的分期来治艺术史的做法难免导致忽视或割裂文化发展内在脉络的危险。中晚唐五代宋初书坛因为经典失坠、取法浅近、陈陈相因的缘故，整体上表现为衰颓之势，这是一个寂寥的时代。笔者此书，选取唐宋作为研究对象，而重点之一是五代宋初，正是希望突破流行的以政治时代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将原本因为政治时代分期而导致的书法史裂痕通过细节的还原得以弥缝和延续。研究表明，中晚唐五代宋初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字学在沉寂中有演进，笔法在衰颓中有绵延。特别是中唐以后，由于禅宗思想的渗透，传统儒学开始转型，整个文化思潮由雄阔开放而变为精致内敛，书法也随之出现了体格和性分的巨大嬗变，主要表现为书法“人格化”和“文学化”的加深。中国书法一改唐代以前向外驰求的倾向，成为归本于人、先文后墨的高度心灵化的艺术。
就书家研究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刘正成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数十册，旨在收罗书法史上的主要名家，然而粗略地翻阅一下书法词典之类的古代书家的名录，便发现能称得上名家的何止数千人，区区百卷《中国书法全集》何以能尽之？当代以来，以书家个案研究而驰名的学者主要有白谦慎之于傅山、曹宝麟之于米芾、祁小春之于王羲之、薛龙春之于王铎、周道振之于文徵明等等，所关注的对象无一不是书法史上的大名家。至于对二三流书家的整理研究，除了笔者所撰《北宋书家丛考》分别对李建中、石延年、唐询、苏舜元、陆经、沈辽、朱长文进行专门研究之外，此前尚未见同类之作出现。笔者对于这些二三流名家的研究采取编撰年谱和踩点述评的方式进行。有关年谱已经结集出版，至于述评部分，则见于此书。评述之文，亦非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和为常人所忽视的节点进行深入阐释，力求言之有物，兼具一定的审美趣味。
就作品研究而言，对应于书法史上的一流名家，煊赫名迹自然让研究者趋之若鹜。但在实际上，书法史迹具有无远弗届和丰富多样的特点，那些埋于泉壤、流落山野、藏身故纸堆而不为人知的书法遗迹同样是书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笔者关注二三流书家相适应，本书选取的书迹大部分是为历史烟尘所埋没的残碑断楮。这些作品在正统的以名家为中心的书法史撰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因为其沉潜和被埋藏得太久，因而一旦被发掘出来就会展现出夺目的光华，同时也因其补足了曾经缺失的书法史链条而弥足珍贵。
宋代文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水平。由于文人集会的增多和题跋酬唱活动的风行，艺术成了士大夫寄托理想和实现超越的重要途径。他们经常性的相互品题和流连诗酒，为书法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宋人留下的书法理论大多都是短章的论述，他们更习惯于通过一种自由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文字通常鞭辟入里、有感而发，从而使艺术的鉴赏活动本身也成为艺术。
从切入研究的角度看，当前的书法史著述，在史料的整理编排、艺术史本身的定位和评述方面做得较为充分，但书法作为与传统文史哲密切联系的泛文化的特性没有得到有效关注，书法与其他艺术如文学、音乐、绘画还有体育、军事等的横向关联也亟待发明。笔者早些时候出版的《黄庭坚书学研究》，即有志于探讨黄庭坚书学、禅学、诗学的贯通，其于书法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有馀意未尽处，则撰成后续文章数篇置于此书之中，涉及书法与文学传播的话题，略有所得。另外收录有《张旭悟笔因缘考辨》一文，缀合相关文献，发掘书法与音乐的相关性，亦难以自弃。
本书在编排时前后并未有统系，而是将不同时期的文章汇在一起，“体系”或有可议，但“深心”无可置疑。上篇书史专题，中篇书家析论，下篇书迹丛考。三部分各有侧重，上篇涵盖唐宋两代，既有书法史发展的宏观概述，也有书法与其他艺术的横向研究，同时也不乏对古代书法批评现象的特别关注。中篇主要是对宋代书家进行的专题论析，尽量避开一些陈旧的模式和时兴的套路，篇幅短小，以点带面。下篇则是中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些书迹考证，按人编排，各尽其蕴。末附《中晚唐五代宋初书法史编年》，检点前事，以资互勘。
本书乃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时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原名《唐宋书法史考论》，乃因袭固有的撰述模式而来。后来感觉与正文名实不符，遂将“考论”改为“探幽”，反复思量，又改为“拾遗”。方悟幽曲之径，无妨人间正道；无才补天，权当顽石铺路可也！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先后得到暨南大学曹宝麟先生、湖北台盟张天弓先生、中央美院刘涛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祁小春先生、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先生、武汉大学王兆鹏先生、扬州师范学院李昌集先生、暨南大学赵维江先生、《文艺研究》编辑部金宁先生、中华书局陈虎先生、中华书局娄建勇先生、《书法报》编辑部兰干武先生、《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刘志先先生、《书法》杂志社杨勇先生、《中国书法》杂志社赵际芳女士、暨南大学社科处潘启亮处长、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学武院长等师友和同事的启发、指教、支持和帮助；初稿完成后，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潘永耀、杨刚、刘镇、王碧凤、赵辉、毛婷、赵广青、周全、梁安夷等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文字校勘、图片整理、年表编写工作，特此一并致谢！
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文中难免有不到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志平
2020年7月21日
[1] 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故宫出版社，2014年8月，第6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