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承诺

要想完整地论述西方国家金融治理制度，我们就无法跳过詹姆士二世与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远高于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东西方史学界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而不是查理一世的人头，实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光荣革命催生了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惊世骇俗的《权利法案》，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了国王与臣民的权力：……凡未经议会同意，利用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史学家——尤其是西方史学家——反复强调：有了《权利法案》才能将议会置于国王之上，把英国从实君制变为虚君制，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长足的成长空间。经济学家诺斯给予光荣革命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奠定了当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根基。诺斯在其作品《宪政和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17世纪，英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国王的权力不再无边无际，立法和司法独立使得王权被限制在规则之内。

与此相反，之前正是因为王权任意妄为才使得王室信用每况愈下，进而连带整个市场失效。光荣革命后制度设计的关键是，让政府能够切实可信地履行其承诺。同时，因为国王的存在，立法机关同样不可能为所欲为，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才能“明显保护私有权利”。

得出这个结论，诺斯最重要的证据便是王室那些还不清的烂账。

过了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几年，国王便无法系统地筹集到资金了。到17世纪20年代，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国王便开始采用一系列“强行借款”措施，这表明国王无法以他愿意支付的利率筹集到资金。

但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政府不仅具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而且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短短9年间（1688—1697年），政府借入款项增加了很多。贷款人在提供贷款方面的意愿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履行其承诺的预期大大增加。有证据表明，这些预期得到了证实，而且这种状况也顺利地延续到了18世纪。

在诺斯眼里，英国制度得以变迁的关键就是确立代议制制度。他坚持认为，尽管当时英国经济处于扩张或上升阶段，但保持上升动力的正是光荣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

我们无意与这位经济学家辩论什么，只是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短短几年间，仅凭光荣革命建立的制度就能让英国王室债务从欠债不还走向光荣？

《权利法案》的口号虽然震撼人心，但其条文在1215年《大宪章》中就已经很明确了——国王不能超越法律。

《大宪章》不能推行，《权利法案》就一定能推行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要想尽破藩篱，首在悟彻诸天。

让我们顺着金融的轨迹，给出我们的答案：光荣革命好像也不必然光荣，起码从东亚思维来看，结果很难理解。三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英国迎来新国王——荷兰执政。拥敌国的执政为自己的国王，这合适吗？

大英帝国真正开始运作金融，恰恰从“叛国”行为开始。英国人为什么把荷兰执政奉为自己的国王？是因为欧洲国家向来缺乏民族责任感，还是另有原因？

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就从光荣革命的起因说起。

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士二世是一个信奉“朕即国家”的人，手中常备军力量不断加强，如果他的势力继续强大下去，工业革命能否在英国爆发都会成为问题，更别提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了。

历史的转折往往出现在不经意之间。

与查理二世一样，詹姆士二世同样强行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国教认为，国王既是尘世之主，又是上帝派来统治众生的大主教。但是，英国人民不这么想，英国人民很不信任欠钱不还的国王，更不愿意把辛苦所得奉献给这位自称上帝的代表的人。

不过，广大英国人民还是有希望的。

詹姆士二世登上王位之前，他的两个女儿都信仰了新教，有这样的两位公主，人们满怀憧憬，因为无论哪位公主成为女王都不会再强推天主教了。1688年，詹姆士二世喜得贵子，毋庸置疑，在刻意栽培下，小王子很难成为新教教徒，小王子的诞生让世人的理想变成幻想。

如果希望幻灭，没什么可以再失去，一个人就很容易看轻生命。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希望，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就会成为可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和议会本来就互不相容，双方都有资源动员能力，查理一世人头落地后不足百年，一场社会大危机又在酝酿中。

詹姆士二世强推天主教已经遭到全英国反对，他却还与法王路易十四眉来眼去。法国是英国最强大的霸主竞争者，还是英国所有工商业者的敌人，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英国资产阶级新贵的利益。

1688年，詹姆士二世发布《赦免宣言》（也称《宽容宣言》等），挑动国教教徒与清教徒之间的斗争，并下令在教堂宣读《赦免宣言》。詹姆士二世不厚道的行为遭到了全英国的抵制，绝大多数教士拒绝服从，5月18日，有7位主教（后来被英国历史称为“七圣人”）拟订了一份“请愿书”，抨击国王此举非法。

詹姆士二世很愤怒，对这位相信强权的国王来说，最好的处理办法无非是动武，于是，他下令将7名主教交付法庭审讯。令詹姆士二世难以接受的是，1688年6月30日，法庭居然宣布7位主教无罪，“七圣人”被当庭释放。

然后，“七圣人”干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他们当晚就凑到一起，给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写了一封信。内容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无外乎批评詹姆士二世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上帝很愤怒。上帝愤怒不愤怒，威廉亲王大概不会知道，威廉亲王只记住了“七圣人”的结论：请求荷兰执政来兼职英国国王，救大英帝国万民于水火……

邀请宿敌国执政来当自己的国王，他们大概不是有叛国嫌疑，就是真的叛国！英国人好像并不这么想，事前事后对此都没有多少抨击之词，反倒认为“七圣人”这封信是上帝显灵的结果。

这位荷兰执政官威廉，史称奥兰治亲王，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妻子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也就是说，奥兰治亲王的妻子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没有小王子的情况下，玛丽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女王。奥兰治亲王不可能对小王子的诞生毫不介意，更关键的是，荷兰此时正与法国开战，急需把英国拉入阵营。

岳丈大人显然不支持女婿，“七圣人”这封信真是天赐良机。于是，奥兰治亲王接到信后即刻秣马厉兵。

于威廉而言，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于英国而言，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险，詹姆士二世手中有常备军！双方一旦没法“光荣”而是诉诸武力，胜败不可知。从文献来看，詹姆士二世根本没把荷兰的威廉、自己的女婿当回事，人们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尽管詹姆士二世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政策不得人心，但他是不怎么担心武装反抗的。

1689年10月上旬，英国大小城镇突然出现了很多传单，内容大致与“七圣人”的信笺差不多：指责国王强推天主教，破坏议会制度……

同月，部分议员召集特别议会，公开邀请威廉和玛丽夫妇回英国共掌国政。特别议会同时起草了《权利宣言》（后来成为《权利法案》的基础），总结了詹姆士二世的恶行，谴责詹姆士二世破坏“古老的”和“毋庸置疑的”人民权利。《权利宣言》重申：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不得招募军队……

随后10月20日，威廉率领区区1.5万人冲入了英吉利海峡，还因为天气原因在港口停泊了10天。外敌就在眼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詹姆士二世根本调动不了手下的常备军，威廉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行军变成了度假。

后世对英军不做抵抗的分析有很多，大部分文献认为将领和士兵大多是新教徒，根本不愿意为詹姆士二世卖命。

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士兵中有新教徒，将领却不一定是新教徒，一个将领是新教徒，不一定所有将领都是新教徒，军中一定有詹姆士二世的亲信。

既然如此，国王怎么会无法指挥军队？

将领是国王的亲信，如果国王欠亲信的钱长期不还，亲信就会很愤怒，愤怒之余可能就会很不听话。自1672年实施停兑令以来，斯图亚特王朝就没兑付过王室债务本息，而债主主要就是贵族和亲信。詹姆士二世比查理二世更为恶劣：查理二世确实是因为没钱才不还，但詹姆士二世有钱也不还……

长期的海洋贸易让英国人对契约与妥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执着，国王与臣民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契约，或者说一种交易：臣民纳税，国王为臣民提供保护和公共秩序。如果契约可信，市场就有可能优化社会总福利，一个几十年一贯欠钱不还的王室，还有什么值得信任？再说，国王不还钱，将领和士兵还有饭吃吗？

国王不差饿兵，国王不还钱还指望士兵去打仗？光荣革命中英国国王无法调动军队最直接的理由便应是如此。

绝望的詹姆士二世于12月仓皇逃离伦敦，一路狂奔逃到了法国，大名鼎鼎的光荣革命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