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渊源
我于1954年在中国上海出生。3岁开始，父母把我和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在4年内逐一带到香港。在脑海中，我仍然清楚记得我们在上海居住的里弄，记得每天从里弄尽头那口井打水，然后用柴火烧水的情景。我深深感激和敬佩我父母坚毅的精神，竭尽心力，无私地带大我们。
记得我是1957年12月到香港的，那时正值圣诞节，对一个3岁的小孩子来说，烙印在我幼小脑海里最深刻的图像，就是一辆在五光十色、闪闪发亮的圣诞树下不停转动的小火车。这个新奇美妙的景象使我兴奋极了。直到今天，那充满喜悦、温馨、快乐和热闹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这是我第一个圣诞节，也是香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接着我上学读书的日子开始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然后于1973年被香港大学医学院录取攻读医科。在当时人口400万的香港，只有这一家医学院，每年录取大约150名学生，因此要入读这家全港唯一的医学院，对考试成绩要求非常高，竞争也十分激烈。
完成实习医生训练后，我于1980年选择去英国。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除了希望转换一下环境，究竟为了什么去英国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出于年少气盛想到外面闯一闯的心态，也可能是不甘安于现状，要去一个稍为不同的世界测试一下自己。我刻意用“稍为”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水平即使不比英国的医学院水平高，但最低限度也与之看齐。由于香港大学医学本科主要采用英国模式，教学也用英语，因此有意去英国行医的医生无须再在当地考取执业牌照，可自动获得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发出的牌照；不像在美国执业，必须要重新考试，合格后才可领取执业牌照。
我原本以为去英国只是自己一时冲动，为的是要尝试一下新体验，一旦经历过后便会返回香港开展我的事业，但万万想不到，这次去英国一晃便是30多年，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不短的岁月。其间，不仅我的行医事业发展顺利，还结了婚且育有一子，我也由实习医生成为一名血液科顾问医生，并被一家大学医院任命为荣誉教授及医务副总监。如此，不知不觉间我渐渐走进了一个无欲无求、处之泰然的境界。
我喜欢这个无欲无求、处之泰然的境界，虽然这种状态意味着安享自己长期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工作所得到的回报，但与此同时我却将自己关入了一个呆板乏味的牢笼，毫无动力和欲望去追求、大胆探索一些有价值的事物。
2011年秋天，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了香港大学计划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设一家有着2 000张床位的医院，作为内地现代化进程中推行医疗改革的一个先行试点。当时我觉得这个改革计划非常有意义且极具创新性，但是却别无他想，也没有积极跟进。
三个月后，我接到香港大学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回来在一家新医院工作。这家新医院就是现在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我觉得他们接触我不仅因为我是一名血液科医生，还因为我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工作了32年所累积的经验，包括行政管理、服务发展、本科生及研究生培训，以及临床研究（特别是临床试验）等方面。
成书的初衷
所有自传类图书，内容都是主观的，本书也不例外。我尝试以叙述及反思的手法，阐述我的一些经历，以及为什么和如何会有这些经历，希望借此可以诚实地评估将来事情会如何发展。虽然本书有整体的连贯性，但其中每章都有独立的主题，可以分开阅读。不过我希望读者在将各章的内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更加明白中国医疗系统和它面对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克服这些挑战时所做出的努力。
对我这名执业医生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是过去8年我通过在中国一家全新医院的服务，得以积极投入其医疗体系，由最初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四周事物，到后来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参与其中，并因此与中国重新联系起来。这些独特的经验和观察，推动我构思撰写这本书，并与读者分享我的经验。
本书的内容主要介绍中国内地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其演进过程，其中特别阐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医疗服务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我又对过去8年在深圳所走过的路进行反思，并尝试预测未来的发展。
我在这里所写的一字一句都不是道听途说或是子虚乌有，而是诉说我作为一名在西方国家受训的医生自2012年起在国内行医所获得的宝贵、真实的经验。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不论是从事医疗还是非医疗工作的读者，都能够加强了解及认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医疗制度，帮助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适当的借鉴及参考。同时，这本书也让我有机会书写一个我开始认识并产生深厚感情的中国。我在深圳居住了多年，通过每天与患者、同事和普通市民在医院及社交层面的接触和互动，经历了在这个中国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点一滴，同时更结交了不少朋友。
香港大学医学院与我的渊源
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香港大学医学院跟中国内地过去一些重大事件互相交织的历史，以及一些主要人物在推动西方医学植根于中国内地及香港的过程中如何写下辉煌的一页。这些重要人物都是创办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先锋，同时亦在我行医生涯中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足迹。这些感人故事的发源地是我挚爱的香港大学医学院，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备受战乱、饥荒和贫穷蹂躏，以及人民饱受苦难煎熬、前路茫茫的年代。这个故事延续到今天，香港大学医学院已蜕变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成功出色的医学教育中心，并赢得现代西方医学界的认可及赞誉。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书院，该书院于1907年改名为香港西医书院。这家西医书院由来自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医生白文信教授（Professor Patrick Manson，即帕特里克·曼森爵士，又译万巴德爵士）创办，白教授后来被世人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在白文信教授主理香港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先生是他少数的学生之一。孙中山先生原籍广东，1911年在推翻清王朝的运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与此同时，香港西医书院于1911年正式成为香港大学医学院，率先为香港引入了一套结构完善、以课程为本的西方医学教育制度。
我的恩师达安辉教授于1928年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市出生。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已日益彰显，人民生活在被饥荒蹂躏、民不聊生的艰难动荡的日子中。襁褓中的达教授在孤儿院被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达保罗医生（Dr.Paul Todd，保罗·托德）和他当护士的太太玛格丽特·托德（Margaret Todd）收养。达保罗医生在致力于将西方医学引进中国（特别是广东省）方面，功不可没。在他的努力下，广东公医学堂于1909年创立，其后该学校由政府接管，并与其他医学院合并成为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这所医学院到了今天更跻身中国顶尖医学院之列。至于达安辉教授，他在跟随养父母成长期间，亲眼看到他们如何教授及使用西方医学治病，同时又目睹人民受尽苦难，于是立下心志，追随养父达保罗医生的足迹和抱负，做一名医生。
达教授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岗位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了40多年，全心全意为临床医疗、教学和研究做出无私奉献。他又为香港大学医学院奠下基础，使之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医学机构。他不但是香港大学医学院我们所有人的启蒙老师，更是一位实至名归的伟人，他的言传身教可谓无与伦比。
我于1973年入读香港大学医学院时是达教授的学生，后来更成为他的朋友。通过我们的交往，我知道达教授十分珍视他在广东的根，而且非常关注香港的医疗工作和教育，对中国内地的关注尤甚。虽然他从来没有在中国内地教授过医科或行过医，但那里毕竟是他的家乡。他的这种家国情怀不但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还激发了我对他无限的敬佩。
达教授可以说是一位传奇人物，当他于2017年去世时，他传承给我们所有人的典范，与白文信教授、达保罗医生、孙中山先生等几位医学先锋的典范一脉相承，清晰地显现出香港的命运及福祉如何与中国内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虽然我无缘结识上述几位将西方医学引进中国的先贤，但我有幸认识达教授。鉴于达教授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假若作为一名医生能够活出他传承的一小部分，我便已经感到万分荣幸。我竭诚希望，也默默地相信，他会喜欢阅读我这本书。因此，我衷心将此书献给他。
我的歉意和感谢
我在这里谨以一颗谦虚真诚的心，讲述一个根据我个人观察所得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目前席卷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转变，而更令人瞩目的是人类前所未见的重大医疗技术进展。此外，我决定不在书末罗列任何参考数据，因为本书引述的所有数据和事实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因此，书中并没有图表或统计数字插图。不过，我在书末推介了一系列我读过并认为是资料丰富、立场不偏不倚的书。我知道读者对于我这本书的内容，难免会抱持不同意见或提出反驳，对此本人表示接受并致以歉意，任何理解上的错误都由本人负责。
最后，我必须指出，本人并非职业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名业余作家，当执笔时，我只是抱着纵使力有不逮但仍然大胆一试的心愿。我怀着战战兢兢又焦虑不安的心情，并不是因为这本书没有价值，而是自知能力有限，不足以写好这个我愿意跟人诉说和分享的故事。虽然我对写作一窍不通又缺乏经验，但我要感恩的是，身边多位好朋友及学者都慷慨地伸出援手，其中包括一些目前仍然活跃在文坛、德高望重的知名作家。他们知识渊博，除了经常鼓励我，给我指引及意见，还待我宽容忍耐，就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耐心地教导一个第一天上学的懵懂学生一般。我感激他们每一位，只是鉴于其中部分人士是公众人物，为了尊重他们的私隐，我不在此逐一点名鸣谢，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便足够了。